三
保路同志会在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庶政公诸舆论”，一个是“铁路准归商办”。这本来是从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上摘下来的。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预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争斗。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
罗、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们对于光绪皇帝特别崇拜。上面的两个口号采自光绪的上谕可不用说，由保路同志会发出来的命令，要四川人在争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绪皇上的牌位。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变的一个插话，表示这位满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时川汉铁路准归商办又是他所允许的。供奉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象小册子、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皇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它在当时的效果，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
这给大家的效果是怎样呢？
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结了起来。
在封建社会的教条之下束缚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乱，不忠不义”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地要教他起来造反，要教他起来革命，那怕你就要杀他的头，剿他的家，他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当时从正面来运动革命的人，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反而由群众误会为“乱党”或“会匪”，其原因也就在这儿。好了，现在大家都供的是光绪皇，大家的行动是对于皇帝的忠义。这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造反。有了这样一个保障，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
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各县派来的代表。在成都所拟定的宣传方针、运动步骤，便照样地传到各乡各县。于是，俄顷之间运动便遍及于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绪皇的牌位之外，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旧式的街道本来是不十分宽敞的，在街心再搭上过街台，街道两旁差不多是不留遗地的。台又并不高，有的人从那下面通过时都要低头或弯腰。
这些过街台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时的市民非常虔诚，对于圣位台的扎札煞费苦心。有的装饰得很辉煌，结彩张灯，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烛的三跪九叩。
最有趣味的是对于当时官场所发生的影响。市民在顶礼皇帝，无论是怎样反动的官僚也不能够哼出“不是”。当时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职员之类的准官界，有一种很流行的恶习，便是坐弓杆轿子。这弓杆轿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样，两枝轿杆朝天穹窿出去，好象两张弯弓一样。但同时在横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结果是形成一个橄榄形，两头是尖削着的。两头的轿夫，把轿子跨在肩上，刚好挟着一个颈子。在轿子前后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两肘紧挟着胸廓，两手紧擎着轿杆的。轿夫自始至终都是跑步，跑的时候一前一后的轿夫只是硬着颈子向前窜，两手摇摆得很高，口里不断嚷着“边让，边让”。象这样跑当然容易疲倦，所以每乘轿子的后边总有三四个跟着跑的空手，预备着在街上随时换班。
这样的轿子跑起来很快，轿身又高，坐轿的人真好象是坐在云端的一样，显得很有威风。这不知道是那一位发明家的发明，我自出省以来，还不曾看见过。我想，这大约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过的人发明出来的罢。因为他们习惯了电车或者汽车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发明出一种调子比较轻快的工具。那橄榄形的弓杆或许也就是从电车下面的发条装置所脱化出来的罢？然而，那全体的结构，看来实在是很不安稳。重心离地太高，如果偶一不慎，岂不会横倒在街心？
我们可以想见了。你想，成都城内每条街都有圣位台，而每座台子至多只有一人来往高。那吗，怎么通过官长老爷们的轿子？而且是那种作威作福、横冲直撞的弓杆轿子呢？于是乎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位台低而弓杆轿废。成都的市面真是比下上谕禁止还要神速，立地便断绝了肩舆和别种交通工具的往来。我们再可以想见了，你想，一切的官僚，就是督抚司道，在他们有事要进出衙门的时候，都不能不自行走路了！这在当年是多么珍妙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笑话。
成都是有满城的，就在城内的西南隅。只有在这满城里面没有搭圣位台。有一次，在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满将军要拜会总督。他坐着轿子从一道城门出来，走不多远便遇着一座圣位台。他问明原故，知道供的是光绪皇帝，他在轿里说：
——“这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回轿去从另外一道门出城，又遇着同样的圣位台，他又叫道：
——“又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就这样，他走了三道城门终竟走不出来，他在事变中就一直没有出满城一步。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呢！在当时成都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引以为快。官府的虎皮被剥掉了，官府在民众的战术之前投降了。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在地方上的各府州县的情形大约也是这样。几千年来的官威一时倒塌下来，这倒不能不说是类似天变地异。
赵尔丰是有名的杀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户”。他曾经做过四川的永宁道尹。永宁一带山高路险，与贵州连界。往年民不聊生时，多流为土匪。赵尔丰串通永宁劣绅傅华封[6]，竟洗杀了不少村镇。他因而升了官，做到住藏大臣，当然是利用他杀人的本领去镇压西藏的兄弟民族。就因为他是“屠户”，他有杀人的本领，又因为赵氏一门是清室的忠顺奴才，所以清廷把他提拔起来，承继他的哥哥赵尔巽，做了四川总督。
四川人都有点怕他，听说他要从西藏回来，大家都有点悬心吊胆。所以一方面对于他表示回避，一方面对于王人文便尽力地挽留。但是他在尚未到任之前，王人文却被始终主张剿灭四川的端方参了一本，说他收揽民心，养痈贻患，结果王人文是革职调京，而屠户也公然到了成都！
赵屠户到成都的日期是当年闰六月初一，阳历七月下旬。他到成都以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没展。
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同时他自己的官阶也已经达到了应该持盈保泰的时候了。假使清廷不操之过切，铁路督办端方不火迫他，让他一方面软化那些知识阶级的首领，对地方上逐渐地用严烈的手腕进行取缔，四川的乱子不一定就会闹到不可收拾。但是清廷一再的逼迫他，逼得他在九月七日终竟把罗纶、蒲殿俊和其他几个领袖通同拘禁了起来。
在这次的运动中，蒲殿俊自始至终没有出过水面。这在他们的计划中便是预先准备着一个退路，预备到高压临头的时候，蒲殿俊好出来转圜，做一个和事老。毕竟是“屠户”的赵尔丰，他竟连这点机微都没有看到，他把罗、蒲一并拘禁起来了。
罗纶、蒲殿俊被捕！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全城的人都震动了，到第二天九月八号的上午[7]，成都全体市民赴总督衙门请愿释放罗、蒲。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门口贴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来，有的捧在手里，有的顶在头上，各人手里拿着一炷香向总督衙门里涌去。
赵尔丰是早有准备的。他在总督署的门口和附近的要隘处已经派兵把守着了，手无寸铁的市民冲进督署的西辕门，又冲到了大堂檐下，赵尔丰下令开枪。于是为头的便打死了好几个。群众如潮水一样崩溃下来。枪声只响了几次便停止了。一街都是光绪的牌位，一街都是线香，一街都是踩脱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伤了的人究竟有多少，没有人作过详细的调查。我现在连大概的数目都忘记了。[8]我所能记忆的，只是那死者里面有十二三岁的小儿，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妈。街上的圣位台同时也被军警拆毁了。
这样一来简直是赵尔丰造反了。成都早就罢了市的，从此谁也不肯开门。各地的同志会便都暴动化了。
“水电报”，这是一个新名词，是四川人在当时创造出来的通信方法。方法是在一个木板上写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木板上面涂以桐油。四川的河是四通八达的，把这种木板投在川河中，它便被传达到各处下流的地方。这个方法最初是学生会发明的，一应用起来便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一处的人接到了一通水电报，同时又仿造出无数水电报流向下河。在这时尽管当局者在怎样戒严，检查邮电，检查出版物，但这四通八达的水电报却是无法扣留的。
暴动的中心是在新津，这儿是先发难的地方。这儿的同志会把城池攻陷了，杀了县官，占领了县城，各地的武装势力便都络续地投到这儿来。赵尔丰先派凤凰山的新军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军不仅毫无战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军。旧式的营防军更全无战斗的能力。
新津一县既不能弹压下来，各县的同志军又闻风兴起，赵尔丰弄到无兵可派，无兵可战的地步。他不能不屡电清廷请援，甚至于请撤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缓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乱机已经使中国的全局骚动。各省的咨议局都起来力争，有的省份（象是浙江）更请朝廷速斩赵尔丰以谢天下。
于是乎清廷也弄得来仓皇失措了。它一再起用些旧人来专门应付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为四川宣抚使，这当然是想利用四川人对于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来软化四川。继后又命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兼管四省军事，把鄂军带领了两旅人进川，叫他剿办。象这样一硬一软的双刀并用，所谓“怀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这在当时的清廷想来也一定煞费了一番苦心的。然而，它是铸就了一个大错，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权终竟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