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然而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
旧的政治势力有总督部堂、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在这些旧式的官职之外表示着新时代的影响的，要算是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之类了。北门外的凤凰山已经创办了两师新军，总督衙门的旁边有西式建筑的督练公所，这些都是很鲜明的时代表现。
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们嘉定还卖过字的，后来不知怎样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约在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才干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了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划成了两个区域，一处是刘玄德即位为汉中王的武担山，一处是好象在东门附近的甚么石子院（院名记不清楚）。使娼妓成为了一种公开的营业，政府从而抽取花捐的这种近代办法，在四川大约是由他创始的。
场是“劝业场”。他在成都城的中央修了一条半西式的二层楼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业，然而开办的结果是一场都是洋货。刻薄的成都人当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评，便是“周孝怀劝洋业，发洋财”。大约这种品评向周孝怀的耳朵里也是传达到了的，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体的“劝业场”的“劝”字后来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笑话，但这儿正明显地表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醉心于新式的工商业而提倡有心，而结果只能成为一种买办式的营业。
厂是“制革厂”。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项事业罢。这是用牛皮来制造各种西式皮箧的犯人的工厂。所出的革制品在四川自然成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我们大哥的来信说，好象比日本的成品还要价廉物美，因为日本的革制品都是纸做的。
唱是戏园。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叫“悦来茶园”，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那儿在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来教练，很有些象日本的“帝国剧场”。当时“改良川戏”的名目颇流行于一时，如象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红梅阁”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这要算是戏剧的资本制度化，本身虽不是生产的，而在剥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产的。
察便是“警察”。这不消说完全采用的新式办法。这办警察的费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场厂唱”得来，经费充足，因而在表现上也很有成绩。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针，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例如学生和警察的冲突，新军和警察的冲突，便是这种情趣的表现了。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他后来由巡警道调充了劝业道，大约也就是对于这种众怒的缓冲政策了。
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当时——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虽然他自己容或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所归属的当时的官场又是以拿办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势力的集团，但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于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自然这些都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德，而同时他的事业仅能限于极消极的一部分的消费部门，且如象“劝业场”之不能不改为“商业场”一样，多半是招来了一个滑稽的后果。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换一句话说，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而这位“萧何”是谁呢？是近代的资本帝国主义。近代的资本主义把几千年来殭定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剿翻了，它尽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它不能不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来以维系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地努力，怎样地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箍咒。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这个长久当然也并不是无穷永劫的永久，资本主义早迟有一天是要达到它的总崩溃的时候的。然而，我们能够坐着等待吗？
在当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怀的这些局部的事业之外，还有一件最普遍、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化的表现，那便是川汉铁路公司的建立。
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干线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化以来的新兴阶级的一个理想。京汉虽是借的外债算已经落成，粤汉也继续在动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来经营川汉铁路了。在经营上，采取了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带有政治势力的强制性质。我记得好象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丰饶的，铁路的股本搜集到两千几百万两。有这样的资本，虽不算十分雄厚，但总可以做出一项事业来了。于是在成都设了一座总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设了分行，由公司的经费更在成都建设了一座铁道学堂。这个脚步好象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一样。
川汉铁路虽名说是川汉，而在当时四川人所计划建筑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这一段也就是很长大的工程，而且中间还要打通一条巫山山脉。在测量的当时，工程是分成了三个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庆至万县的渝万，又其次是由万县至宜昌的宜万。在未动工的时候，股东间，否，乃是股东的代表间，起了很大的争论：便是先修成渝后修宜万，还是先修宜万后修成渝。两者各有它的利益，两者也各有它的困难。
譬如先修成渝罢，因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进行。铁路一容易成功就会使省内的交通增加无限的便宜，使省内的股东们得到铁路的观感，于将来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但是要先修这段路有它的困难处，那便是材料运输上有困难。建筑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给于外来，而这外来材料便不能不专赖那峻险的川河来输运。这个困难本来在主张这一说的人是有它的解决办法的，便是铁路公司同时兼营川河的航业，购买些小轮船来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机关化。然而这项提议终竟招了失败，终竟是提倡先修宜万的人占了胜利。
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运输的困难，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项利益便不能不全盘牺牲了。而且这一段路要通过巫山，正是最难修的一段道路。这在主张先修的人反转成为了一种理由，以为唯其难修，所以便应该先修。先修成了宜万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艰险，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难。大约在这儿，就象这样，是含有几分挑战性的英雄色彩。——甚么？图大事、成大业者不可畏难苟安！于是，一种土豪式的英雄主义便决定了川汉铁路的命运，两三千万两的股本，一部分归了耗费，一部分归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军人的私斗军费，于是川汉铁路终于烟消云散了。
主张后一说的人多半是川东、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别是当时在四川知识界中振振有声的蒲殿俊、罗纶一流人物。据反对他们的人说，他们主张先修宜万是带有乡梓观念，因为宜万先修通，川东、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这或者也怕是一种理由罢。总之，事实证明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是失败了。仅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几英里的铁路，在十几年来的抛弃之中，已经随着所有一切的铁材、木材成为了废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是由四川本省人，一大部分是由帝国主义者，不仅逐步地早已实现到了重庆，而且实现到了嘉定了。
事实是最公平的法官。尽管你是怎样煊赫一时的大英雄、大豪杰，转瞬之间便已证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在当时反对先修宜万、主张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师名叫胡朝栋[15]。他并不是四川人，但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却忘记了。他以他专家的资格，以他工程师的职责，做了一本为先修成渝铁路告四川父老意见书，这书我是读过的，是报纸十二开的书型，大概有一两百页的光景。他以去就力争，结果是他失败了。同时他就辞去了他的位置。象这样有人格、有主见的胡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在中国的土木工程界里便再没有看见过他的名字。他是早死了呢？还是有人格、有点骨鲠之气的人，在中国的社会里终竟被埋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