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象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们的。他们是癸卯年最后一科的举人，特别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较有名，在民国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过一任北京反动政府的教育次长，也创办过戏剧学校，在《晨报》副刊上还做过些白话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较有才艺的时代儿，然而他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时代。
他们生在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一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新兴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四川，他们是当时新兴势力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始终是不赞成剧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实现出欧美的立宪制度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和当时主张民族革命的一派“乱党”是成为对立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派便是新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右翼。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一方面得到新兴势力的拥护，而同时也得到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宽容，所以他们便得到了荣达的机会。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闱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裁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体尽管怎样带有挑发性，而它们的内容却总不外是一种君主立宪。更换一句话说，便是一方面承认着清廷的支配权，甚或认这种支配权的存在为神圣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参政，要求国会的早开。这种言论是很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16]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凡是这种思想的实行家，都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材，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烈的马君武，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象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象。同年辈的同学们，连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象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了。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象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17]、麦索里尼[18]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19]，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象是生在我们的邻县峨眉县。他的父亲在峨眉县做过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后来听说他在法国是研究生物学。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川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演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喂，今天到底开会不开会哟？”
——“我们饿着肚子还没有吃中饭呢！”
——“到底是请愿国会呢，还是看你们争风？”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本来是没有秩序的一个会场更加纷乱起来。在这时学生间惯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脚。
——“好，开会了，开会了！”
发起的人几个争着叫，不知道那一个是会长，不知道那一个是主席，结局依然把会场整顿不起来，连宣布开会都宣布了好几次。
这种滑稽的现象，我想在初次从事运动的团体，大约随处都是有的。在当时不要说是学生会，就是堂堂的资政院或者咨议局都是时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个登坛。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岁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马褂，戴一副铁丝近视眼镜。他的穿著虽很朴素，但看他的风度却不象一位学生。
他在坛上几次想发言，也终不能如意。演坛上有两三个学生便同时大叫起来：
——“这是刘子通先生，我们请听刘先生说话！”
刘先生的名气我老早就听见过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见他。他是湖北人，在铁道学堂当教习。他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就是他这声望把一些无经验、无训练的学生征服了，会场便立刻地镇静了下来。
但这刘先生是教习，为什么那天他来参加了学生的集会，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来指导，或者是有人特地去请他来的，我都不甚明白。总之，有他的一登坛，会场镇静着了。
大家都在静待着听刘先生说话。
——“同学诸君！”刘先生这样先叫了一声。“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要请愿早开国会，但不幸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场便没有请愿早开国会的资格！”
他一起便是这样的一句翻案文章，这样的演说在群众中本来很带危险性的：因为群众立地便可以哄动起来。但大约一方面是刘先生的声望服人，一方面也是会场的情景着实令人难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还有，他这样的一句严烈的批判，很可注意的是实际上并不带有严烈性。我现在过细地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的人称是“我们”而不是“你们”罢？他开口一声便是“我们”，这样他自己便忘记了他的教习的资格，他是和学生群众合成了一体。学生群众的错误他也把来加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在这样一字间的差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而且也可以判别一句话的力量。
刘先生的演说，结局是并没有甚么崇论宏议，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后，只是说：“今天的会不是这样开的，应该先推举出一个临时主席，再来讨论本会的进行，产生出本会的决议。在我看来，今天我们的话已经说了不少了，凡是到会的人对于今天的宗旨没有不赞成，没有多作讨论的必要。我们最好是赶快产生决议来从事进行。我们应该进行的步骤，我看是第一步应该组织一个常务机关，第二步是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请咨议局把这次的运动扩大起来，第三步是请四川总督代奏。此外如象通电京沪学界表示声援，通函省内各学校各界共同起来参加，都是今天本会应该急于解决的事。大会把大纲决定了，就移交给常务机关执行，一刻也不能容缓。”
这样简单的几句话，真好象是拨云雾而见青天，赞成的声浪在全场中沸腾了起来，有的竟高声叫着：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主席！”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代表！”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起草委员！”
大家在这时候也把刘先生的身份忘记了，忘记了他是铁道学堂的教习。
刘先生的这一番指导在我们目前已经充分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界看来，本来只是家常茶饭，但在当时的学生界，而且在当时的四川，它的评价却不能把今日来做标准。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了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会的后段便很顺畅地进行起来了。由几个高级的学校的代表组织了一个常务机关，分头去进行各种事务。大抵的决议是：
1.要求在明年便开设国会；
2.要求四川总督代奏；
3.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誓不复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