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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大转换，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脩武、杨莘友诸人。

尹昌衡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又进过日本的士官学校，在那儿和蔡锷好象是同学，他们后来同回国，也同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情。他是由赵尔巽手里调回四川来办督练公所的。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自从清朝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国强兵”的口号总算是发生了效力：因为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甚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开创了这个例子。

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在赵尔丰交出政权时早就有很多的谣言，说尹昌衡要带领陆军小学的学生和凤凰山的新军攻打总督府。我们对于他也朝夕在期待着。然而，谣言毕竟只是谣言。

自蒲殿俊登基以后，各派势力在暗中斗争了十天，结果也就酿成了一场兵变。

蒲倒了，给与董、杨辈革命党人获得政权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与他们一个良好的教训：没有兵力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权。在这儿，革命党人便乐得和实力派苟合了。兵变后的第四天，我们奉天承运的尹大皇帝又在我们四川省七千万子民的拥戴之下诞登大宝了。

尹昌衡担任都督。董脩武担任财政部长，实际上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或者宰相。杨莘友担任军事巡警总监。在这儿我们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担任交通部长。其他还有多少部我不甚记忆，部长是些甚么人也不甚记忆了。总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杨，其他也不过和我们的大哥一样，伴食大臣而已。

我们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样，不是立宪派，不是革命党人，但也不是实力派。他的资格是东文学堂出身，是留学过东洋回来的，这第二批的新政府东洋帮最占优势，特别是东文帮。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差不多又被他们包办了。大哥在东文帮里面算是水面上的人物，所以部长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

新人一上台，委实又有一番新气象。都督是名实相符的军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师新军（这在目前连四十师都有的四川当然不算多，然在当时的确是有点象孙悟空吹毫毛，在变戏法）。董太师的最高妙的财政政策便是多发纸币，多铸铜元。纸币不限于一元以上的银元，就是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铜元代用券也应有尽有了。有的是皮筋纸，你怕有甚么不能解决的财政上的困难？铜元也多样化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当五百的大铜元，与其说是铜元，宁可说是“铜镜”。但这种铜镜，在后来又有分用的办法。一个铜镜把它剖成四色，每色又当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币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来，一定抵当得过极幽默的滑稽小说。

董脩武的德政，当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这儿所叙述的是综合着后来好几年的历史。不过这位太师他总还算是“行己有耻”的人，他后来（仿佛是民国三年的初间），终因为财政问题下了狱，而且在狱中服毒自尽了。

董脩武先生，认真说，要算是时代的牺牲者。中国人在梦里寐里时常所想念着的便是要富国强兵，结果是国虽然没有富而兵倒强了起来。兵数一天一天地增加，在有限的收入里横添出无数的军费，你教人怎能不滥发纸币？发纸币本来也并不是甚么恶劣的政策，只要你有相当的信用，相当的基金。但是在中国的国度里你那里去找那种基金？中国的纸币大都是没有相应基金的，也就跟整个中国不能富的原因是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作怪。董先生要算是死在这个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里了。

这些都是后事。就靠着这一批新上台的脚色，多少总还有了一番作为。特别是那位担任军事巡警的杨总监，他真有点雷厉风行的手腕。他的军事巡警是要背马枪的，这比从前拿着一根哭丧棍的警丁大有威风了。然而那马枪对于当时的江湖派却是无上的诱惑。政府尽管成立了，而他们摆的公堂依然存在。他们从那变兵身上抢枪的滋味是一时不会容易忘记的。这军事巡警不消说就成了他们的对头，于是乎他们也就从巡警的身上来抢马枪。弄到后来巡警站岗是两个人或三个人背靠背地站着，手里端着上了弹的马枪。就这样，终竟也把那一时的无政府状态弹压下来了。

这从有产者的立场上说来，总要算是他们的功德。他们弹压民众的手段虽然比赵尔丰、周孝怀还要厉害，而声望却是日隆。他们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象刘、关、张再世一样。

那位二十世纪的刘玄德的确也有点刘玄德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结婚以前，便先讨了六七位小老婆，而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当了都督之后收集起来的。他人很年青，在当时怕仅仅三十岁来往，人又魁梧，面孔也还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督。他偶尔从都督府里出来巡街，在他出府的时候大都督真是威风。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黑马，前呼后拥地总有十几匹马队跟着。马队在街上总是放小跑。在这时，街上的人不消说都要边让，两街坊的人家，特别是平常不大出门的女眷，便都争到街口上来瞻仰这位八面威风的大将军了。

女眷们心悬目眩地在瞻仰将军，将军在电掣风驰中其实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嫔。他的一些爱妾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中挑选出来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义转变的说话，便是“愿尽义务”。这“愿尽义务”四个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随意说出口的。原因是这样。有一次都督出府，经过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门口。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从她店铺门口跑过的时候，她饱看了一场。谁知都督也把她饱看进心里了。都督回府之后，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请她进宫。你说，那老板是怎样的答复？他很鞠躬尽瘁地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愿尽义务。”

就这样这“愿尽义务”便成为了成都人的话柄。这位尹将军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现还不仅这一点。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杨素兰，他的确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见他唱戏的时候，怕已经六十多岁了，然而他还是在唱闺门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青的时候，他是炙手可热的。有过一位总督很喜欢他，他时常出入公门。在那时的司道府县的大小候补官员没有一个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督都也看上了这位老天才。他真异想天开，公然叫他扮成女眷进他的都督府。

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进都督府门的时候，却闯着了那位号称张三爷的杨总监，把他破获了。这件事情便闹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们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诏，把杨总监褒奖了一场，似乎是称他为“铁面御史”。

中国的旧社会实在是一种怪异。象尹昌衡这些行为，真是够荒唐了，而在一般人看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三妻二妾是几千年来的“礼法”，愈见是大人大物，他的妻妾便可以愈见多。当事者自以为荣，而旁观者不胜歆羡。就象尹昌衡这一个例子，他自己就丝毫没有甚么内咎的。不，不仅没有内咎，他反而在自己夸奖自己。有一次我听见过他在成都青年会演说，他的题目是“英雄与好色”。他的演说我没有听完，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三段论法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里。他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衡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衡是英雄（判断）

我不是来讲逻辑的，他这个三段论法究竟犯了逻辑上的那一条错误，我现在不管。总之你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样地自我陶醉！他既自封为英雄，所以我在这儿把他的佳话记述一些出来，我不是在揭发别人的阴私，我是在描写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愧是一位英雄，在他的治下，那位以杀人成名而绰号“屠户”的赵尔丰终竟被人屠杀了。

快到阴历年底了，赵尔丰依然住在总督署里面。

外边对于他造了不少的谣言，说总督署里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几架机关枪陈列在大堂上，想乘机攻打出来。新政府屡次想要解决他，终不敢轻易动手。

快要到阴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许也怕是想立出一项功业来挽回他的名誉罢？他终竟派了三营人把旧总督府包围了起来。里面并没有甚么动静，他们也就攻打进去。衙门里面那里有甚么兵？大堂上面那里有甚么机关枪呢？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要空得厉害的，是老卒残兵的影子都不见一个。

一直走进里面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16]，名叫陶泽锟。他最后终竟搜到了赵尔丰的寝室，他闯进门去，里面打了一发手枪出来。

赵尔丰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蛮丫头”（四川人是这样称呼的，是否“蛮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汤药。那打手枪的就是这位蛮丫头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当然只好束手就擒。蛮丫头好象当场便被枪决了，赵尔丰便从病床上拖了起来，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脑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样被指挥刀斫了下来。

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蛮丫头，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这位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中国封建势力的末路，却点缀了一段优美的光辉。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

赵尔丰死后还有小小的一场波折。

陶泽锟杀了赵尔丰后，尹大都督立地升他为标统[17]。大都督自己把赵的首级提在手里打马出都督府，游街示众。

待他跑到东大街，从一家店铺的楼上“搭”的一声打了一枪下来，打中了他背后的一位马弁。大都督回马便跑，提着人头又跑回都督府里去了。

放枪的人，有人说就是帮助赵尔丰成名为“屠户”的那位傅华封。[18]他跟随赵尔丰一同进藏，赵在屠杀少数民族上，他也帮了不少忙。

当成都围城时，傅华封忠于他的主子，曾率领边军救赵。但到了雅州，四川已经独立，他的部下因而溃散了。他被擒获后，尹昌衡要奖励“忠臣”，没有杀他，并把他聘为顾问。后来尹昌衡进藏，不用说傅又成为了尹的羽翼。他著过一部《西康建省计划书》，主张把四川西部和邻接地区划为“西康省”，就是要为新的主子拓土开疆了。

本篇写于1929年，最初于同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