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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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的，是在这个时候。那时商务编译所里有一批人，便是后来的“孤军派”，集合起来要出一种政治性的刊物。主脑是陈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学。他们的主张，起初是以“约法”为中心，主张恢复“约法”以维系中国的大局。他们说，这种主张是和当时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派，主张劳农革命的共产党成鼎足的。他们的杂志本可以在商务出版，因为不便说话，便托我介绍由泰东刊行，因此我也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也列过几次席。我那时候的知识实在不足以参加他们的讨论。我每次都是旁听，并没发言。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总是有点迂阔，他们主张护法，主张裁兵，在当时自然谁也都感着切要。但怎样来实现呢？靠着一本杂志的宣传，能使当时破坏约法的、拥着私兵的督军们觉悟吗？我对于他们的主张，出马便有点怀疑，但那里的同人大都是同学，而且多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的人。特别是那位陈慎侯，我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所以我就采取了好意中立。

慎侯是福建人，在辛亥革命时是参加福建起义的一个人。他以福建代表的资格参加过南京的参议院。等到政权移到了北京，他自己却跑到上海，当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专心在干他的国语文法和国语整理的工作。他主张把中国通用的字数限定，限成九千字光景，就和日本人限定汉字一样，那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上是必经的阶段。他的生活很朴素，思想带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明确地给他一个估定时，大概是一位社会民主派。他是尊重法的，他要以法来维持着国家的机构，在法的维系之下再进行着社会的改革，以达到将来的“大同”。他反对个人主义，因而也就反对恋爱神圣。因为我翻译了《少年维特》，那里便有些神圣恋爱的话，在有一次他们的讨论会终结了之后便谈到了这个问题来。

他说：“恋爱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冲动，结局是要把对方占有。这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矛盾的。你是‘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为甚么又主张恋爱神圣呢？”

他这句话实在是把我问穷了。我自己虽不曾主张过恋爱神圣，但既翻译了歌德的东西，自己便不免要负一番责任，我便取了一种解释的态度。我说：“凡是我们，在恋爱中是要陷到一种无我的态度，假如是文人，在这时候每每有平时想不出的思想可以涌出，平时做不出的文章可以做出，合乎诗人们的所谓神兴，所以诗人们便神圣视之。这种感情虽然结局是在占有，但因两情相得，反可以增加替社会服务的精神，我觉得在理想的社会之下是不会矛盾的。”

他反对我这种说法，始终强调着那占有排他的一面，并且说自古的帝王因为恋爱，因为女色而亡国败家的不计其数，无论怎样不能认为神圣的感情。特别是年青人，对于这种感情尤当尽力地控制。

他的话我不大心服，但我也不能驳倒他，只是说恋爱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想这样含糊了事；但他并不肯放松。他说：“你既认明恋爱有坏的一面，那就不能认为神圣了。

结果是他占了胜利，我没有再说甚么。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他是怕恋爱神圣说一出，会使得中国的青年都陶醉于恋爱，把正当的工作抛掉。这是他淑世精神的表现。但我现在可以增加几句：恋爱和吃饭、睡觉是一样，在人生是一种不能缺少的冲动，用不着神圣观，也用不着罪恶观。饭吃多了要生病，觉睡过了要惰业，恋爱失掉了节度自然也有它的害处。但是理想的恋爱，能使恋爱双方更好地为实现理想社会而服务，却是可以断言的。

就在那年的八月，在《孤军》尚未出版之前，慎侯便中了丹毒死了。《孤军》失掉主宰，一时有中止的形势。后来在何公敢的领导之下，仍然出了版；他们在第一期上请我做过一首歌，便是那首《前进曲》。[1]

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由于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度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到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孤军派主张护法，不赞成用流血手段，他们同时也在反对胡适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但其实护法的主张也不过替好人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办法而已。约法恢复了，总要人人能遵守约法，那不就是“好人”吗？

在政治上我虽然有些比较进步的想法，但在文学的活动上和这种想法并没有怎样有机地联络起来。《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过一些歌颂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诛锄恶人的思想，很浓重地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要主张流血，那先决的条件便是武力问题。空洞地主张流血的人碰着这个实际上的问题，便没有方法解决。他要为自己解嘲，那空想者便不能不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而率性高蹈。暑假期中，我在上海译出了《卷耳集》，暑假过后回到日本又译出了《鲁拜集》[2]，做了一篇《孤竹君之二子》，完全就是那种态度的表现。《孤竹君之二子》浓厚地带着虚无主义的色彩，记得是邓中夏批评过，他希望我少做那一类的文章，多做《棠棣之花》一类的东西。[3]其实两篇都是一种倾向，只多少有些消极和积极的不同罢了。

日本的资本主义在欧战其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欧战过后便遇着了恐慌的危机。重要的原因便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又卷土重来，要在世界商场——很荣幸地几乎就是我们贵大中华民国的别名——继续他们的经济战了。日本产业界中所必然发生的倾向便是资本的集中，小资本家的破产，零碎事业的中断，猖獗的“成金风”之平息。这个现象从那博多湾的一角上也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博多湾中的筑港工事中止了，那座象王宫一样的抱洋阁，渐渐萧条了起来，终至不能经营，在一九二二年的春间，全部拍卖了。

买了抱洋阁的是新起的博多湾沿海铁道会社，买来打算改成公司的办事所。但在未改公司之前，空了有半年光景。公司派了一位技师看守，但那技师和福冈市上的一位伎女姘上了，兼顾不到抱洋阁来。他便托了一位在抱洋阁附近住着的工头代他管理。工头的家和我们的寓所相隔不远。我们在那箱崎町上住了已经三年，自然是相识的，逢年过节也时而有些往还。那工头的老板娘想到自己一家人住在那王宫一样的抱洋阁里，在扫除上要大感困难；同时她的经纶似乎也很不弱，她利用那技师的弱点，便私自把抱洋阁的一部分向我们开放了出来，她请我的女人和他们同住。于是在那暑假前后的几个月中，那临海的几层楼房便成为了我们的居室。在三年前我在岸上羡慕着楼上的人如天上人的，在三年后的我自己却被岸上的游人羡慕为天上人了。

临海的第三层楼上是六十铺席面的房间——这“六十铺席面”假使日本人听了立地便要大吃一惊。因为日本式的房屋通用席面计算，席面的广度是有一定的。一席宽约三尺，长约六尺，普通的居室大抵是八铺、六铺、四铺半的规定。那样大的房间在前是作为筵会场使用的。临海的东北两面都有回廊，廊外有栏杆，博多湾的景色毫不吝惜地全部裸示在面前。大房间有西南角上又还有一间三铺席面的小屋，这不用说是搬运食案上楼来的中继站。

我在回廊上摆了两张由上海买来的藤制睡椅，安了一张短桌在那大房间里面，那儿便成为了我临时书斋。有时海风太大时，我又把短桌移到后边的小室里去。

就在那样的广居之中，我译出了《鲁拜集》，做成了《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想写达夫和我在四马路上醉酒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写成小说的。但我对于现实的逃避癖，却又逼着我把伯夷、叔齐写成了那样一篇不成名器的作品。我开始写时，本打算写出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挨饿时的心理。为求得实感起见，我有一天实行地饿过一次。早饭、午饭通没有吃，睡在回廊上的长椅上，等待着饥饿心理的到来。早饭不吃，倒还没有甚么；到不吃午饭，那真是受了点熬煎。饿着肚子幻想着伯夷、叔齐，同时是想借伯夷、叔齐的史影来暗射当世，因此在《孤竹君之二子》尚未构成之前，我却得着了《哀时古调》九首的副产物。那几首是用古诗格调写出来的，自然只是一些歪诗，但在可以暗示出当时中国的大势和我自己的心理上，它比《孤竹君之二子》却是更有意义。我现在把它写在下边，自己来加一番注脚。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阮嗣宗，刘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对日抚琴的嵇康是在二楼的一室里弹着钢琴的陶晶孙。晶孙本来要迟我一年，但因为我回上海去停了半年学，我们便同在一班了。他花了六百块钱买了一架钢琴，一有空闲便在一东二冬地弹奏。我们迁进抱洋阁之后，他也一同搬了来，寄居在二楼的临海的一室里。他那一东二冬的琴声正在伴奏着我的饥肠的跳舞。

一椀饭，五羊皮，

养活淮阴侯，买死百里奚。

伯夷、叔齐首阳山，

不合时宜该饿死。

四支，五微，秋高马正肥。

这是那晚和达夫醉酒时的情绪。泰东老板对于我们采取的便是“一椀饭，五羊皮”的主义。他知道我们都穷，自然有一椀饭给我们吃，时而也把些零用钱给我们用。但这些饭和这些钱是主人的恩惠，我们受着他的买活便不能不尽我们的奴隶的劳力。我们不曾受过他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过他的月薪。我们出的书不曾受过稿费，也不曾算过版税。他以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来羁縻着我们。我们所受的恩惠虽是有限，而所尽的义务却没有可言满足的一天。因为这儿的尺度是精神上的尺度。我们的自由无形中是受着束缚的，譬如商务印书馆要聘请我们，我们便不好向高处飞。受着这样的束缚，善于自行解嘲的人，自然可以美其名曰“高洁”，曰“不合时宜”，自然也就可以自比为伯夷、叔齐了。这些正是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我们出马的时候假使是亚东，是群益，它们都一样地可以做我们的主子的！

羡煞人，黄金印，

顺口说合纵，横目说连衡。

富贵在天生有命，

一朝尸被五牛崩。

酒醴，三牲，准备哭苏秦。

这指的是当时的一批政客，特别是那时的一位“小徐”（徐树铮）。

唐藩镇，势绝伦，

当年炙手热，今日几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尽，

满池鹅鸭可成兵。

虎口，当心，骊龙有逆鳞。

这指的自然是当时的军阀。

白居易，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犹自嫁商人。

怀抱琵琶邻舟去，

赢得青衫泪满襟。

五鼓，三更，关公走麦城。

这儿所说的徐娘是指当时的徐世昌。那位老头子卖名卖到晚年，不料他的权势欲是很大的。苦心孤诣地运动到做了一任大总统，后来被段祺瑞赶跑了，跑向天津。

孙悟空，齐天圣，

十万八千里，只消一翻身。

才闻专使拜曹公，

又见三桂哭清廷，

三正，u行，相克还相生。

这是在讽刺当时的国民党，因为一时在联络曹锟，一时又在联络张作霖。

楚狂人，笑孔丘。

七十二大贤，三千小猕猴，

包办中华教育界，

老庄无分吃猪头。

三跪，九叩，缘木把鱼求。

中国的教育界有这样包办的一群人，这是无须乎再来加注的。只是那一群人在当时正叩头百拜地向北政府请发薪水。

博浪椎，何处有？

荆轲今已死，狗屠不可留。

陈涉、吴广起田间，

农民之中今在否？

一笔，全勾，醉死梦生俦！

这仍然是做《棠棣之花》时的情绪。

天风吹，海浪流。

满怀悲愤事，聊以寄箜篌。

神州原来是赤县，

会看赤帜满神州。

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耨！

这儿明白地露出了一个“赤”字，但奇怪的是这几首诗里面骂了政客、军阀、官僚、党人、教育家，却没有提到在这些傀儡之后牵着线子的人物；追慕了些Lumpen—proletariat[4]，一跃便想把中国赤化了。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这便是我当时的一个如实的写照。——

肚子实在饿得难以煎熬，在那六十铺席面的三层楼上当着海风，熬出了这几首哀时古调，把赤化问题、饥饿心理、《孤竹君之二子》抛在一边，自己跑下楼去把冷饭来填了一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