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月下旬，有一天午后，我从学校里回来，安那背着和儿在楼下烧茶。她对我说：“楼上有几位稀客来了。”
我匆忙地跑上楼去，看见了三位来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陈君哲，还有一位是我不认识的大学的同学。君哲把那位不认识的同学向我介绍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学的四年生徐诵明。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级，比我早一年进的大学。
原来仿吾也是因为风潮回了国，这回是同着一位同乡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冈来就医的。他到君哲那儿去，听说我也在福冈，他便跟着他们到我住处来了。
我和仿吾相识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年青三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在高等学校里属于二部。我们在冈山算同了两年的学，也同住了将近两年。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时候，和几位朋友同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助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那样一番的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的三年间是没有用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外国语字典，在这国内的学生看来或许不甚稀奇，但在对于日本高等学校有些经验的人，他至少是会惊异的。日本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学外国语，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甚至象我们学医的人在第一德语、第二英语之外，还要学第三种的拉丁语。一个礼拜的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点以上。加之日本人教外国语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学科没有涉历，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上课时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讲书，是学生讲书。先生只是指名某某学生起来把原书读一节，接着用日本话来翻译。译错了时，或者让别的学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来改正。接着又指名第二个人读下去，译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着座次，那倒还可以偷懒，不轮到自己名下时可以不必准备。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没有一定的。因此学生的自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还好，他们是用本国话来译外国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并伙，可以省些气力。中国学生便是用外国话来翻译另一种外国文了，一班之中大抵只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至多有两个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万分。你看，在这样的学生生活中能够不用字典，是不是一种惊异？
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他很少说的中国话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会面的人，真不容易听懂。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的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他在风潮中回上海去了，在他本来是不想转来的。直到九月尾上，各学校已经开课了，他在上海才遇着他的同乡，那位盲了目十年的陈老先生。我们要记得，蔡松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冈病院里的。大约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陈老先生知道福冈的医科大学里有一位日本的有数的眼科博士。他的年纪已经六十以上了，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位管事，远远地从他的家乡出来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冈来就医，想使自己的双目复明。他们到了上海，遇着仿吾，便拉他一同渡日。
我的住房是在那“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来很象鸟笼，也很象监狱。但就是那样的楼房，每月也还要我们六块钱的房金。仿吾想来是看到我们住处逼窄，他说到陈老先生们住在旅馆里面，每天的耗费太大，一个人每天要七块钱，四七便是二十八块，起居饮食都不方便。他们打算在外面找一间房子来自行开火。在这时候，他便向我提议，好不好让我们夫妇和他们同住，就由我的夫人替他们管理家政。
正在这样商议，安那烧好了茶，背着孩子送上了楼来。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说，不消说她立地便答应了。因为那时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块钱，两个人一个月至少也要吃十块钱的米。我还有一件至今想起都还令人愤恨的事，是在六高毕业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次东京，向经理员预支了两个月的官费。因为转入大学之后，第一学期要缴四十圆学费，又要买参考书。医科所用的参考书多是德文书，由于欧战的关系，书籍不能输入，就买旧书都要比原价贵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学时，预支学费便成了一般的通例。预支时原约定按月摊还，但最可恨的是那时的四川经理员，绰号叫张麻子的，他从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下来。好在我预支时在七月，是旧额的四十八圆，从八月起增加了官费，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仅仅得到二十四圆的增加额。写信去质问并请求通融，他欺负你是住在乡下的人，给你一个不置答复。于是便弄得来把买好了的参考书又拿去进当铺，——好在当铺就在楼下——在九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是在节省着的。谁能料到在这样意外的地方才遇到救星呢？所以当仿吾一提议，我在心里早就喜出望外了。再向安那说明之后，她也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来，她只说，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兴，她是没有不赞成的。
仿吾得到了我们的同意，便辞去了。隔不一会，他又一个人转来，邀我们出去找寻房屋。原来那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愿意和他们同居，也异常地高兴。所以在瞬刻之间事情便定夺下来了。我们便到箱崎神社前去找到了一家房子，是有楼的，楼上有四间居室，楼下也有两间。仿吾和陈老一门定住在上楼，我们一家三口便住在楼下。把租约议定了，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于是乎我的老婆便成为陈老一门的家政妇，我自己便成为听差。但我当时是怎样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饭原值得韩信的千金，况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卖气力，我们是没有甚么可以羞耻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处，我把月前同张资平两人的拟议向他提说过，他也很赞成。但他觉得人手太不够。据他的意见，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甚么文学。他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
仿吾和我们同住了两个礼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进学堂上课的，他和陈老父子、特别是那位管家似乎不很相得，他的生活很有些无聊。我们劝他回东大去继续学业，他起初很迟疑，以为再当冯妇是可耻的事。但他也经不起人多口众的劝说，终于决心再往东京。他动身时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车，天气已经渐渐寒冷了下来。我记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披风去的，到了东京之后又邮寄了转来。
陈老所打算就诊的眼科大夫是大西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说，是有点癫癎性。他在德国留过十二年的学，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数一数二的国手，在日本医学界中也怕是数一数二的怪人。
他的逸话很多。
有一次听说有一位日本的陆军大将或是中将找他疗治眼疾，走进了他的诊察室，向他举手行礼。
他叫着：“把帽子脱了！”
那将军遭了他的叱咤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强地回答了一句：“帝国的军人是不脱帽的。”
大西听了便跳起来，连忙把那将军推出门去，不让他说出第二句话来。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进我诊察室的人不脱帽。”
象这样的逸话在学生中传说着，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特别是在他名下的助手，怕他就和怕老虎一样。因此他那一个教室里，助手是寥寥无几的，但也怕是由于眼科不甚吃香的原故。
陈老来找他，学校里的老同学们为他介绍，但大家都很战战兢兢地深怕触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鳞。中国人的旧礼节也是不脱帽的，因此陈老头上的那顶瓜皮小帽，又成为了大家的忧虑的焦点。那叱咤将军脱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说过，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见面时把瓜皮小帽脱了。那老先生倒还很通方圆，据他说“入乡随乡”，脱帽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在旁边所亲眼看见过的说来，老先生住在病院里的时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来诊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些次便没有脱帽，怪教授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我想，大约他是看到陈老是上了年纪的盲人，又不远千里地走到海外来就他，他也是在感着义气的罢？
陈老的眼疾据诊察的结果是白内障（Cataract），假使施行手术，或许有复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热心真可佩服，就是要略略见血的手术，他也甘愿受。在施行手术之前的准备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检查，小便的检查，各种内科疾患的有无的检查便费了几天。食饵的调节也特别严格，这一层似乎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爱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岁的陈老每餐没有姜，没有辣椒，是食不甘味的。但怕会激起老人的肾脏病，这辛辣的食物却在最严禁之列。不过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复明的希望在后头，医生说什么他也就唯唯听命。他时常爱这样说，他的眼睛将来复明时，能够看见我们一眼，他是多么高兴呵。
起初受种种诊察的时候是住在寓所里，遇必要时再到学校去，后来决定要行手术，便移进病院里去了。我和陈老的儿子和管事三人便轮流着在病院中陪他过夜。行手术的时候因为有课，可惜我不曾临场。据说大西教授很得意，说他的手术进行得很顺畅，复明的希望或许是有的。
天气一寒冷起来，学校里的人体解剖便开始了。一个礼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天。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尸体分成八部分，头部，胸部连上肢，腹部连大腿，胫连脚，左右各一人。余下的背部是归头部的两人解剖的。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在约略四个月的期间要把这全身的两项系统解剖完。因为左右是对称的，所以一个人便须得轮解着八架尸体。尸体是用防腐剂福尔马林（Formalin）注射过的，全身缠着纱布，储在解剖教室的尸库里。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象围着吃西餐的一样，拿着刀子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后是象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福尔马林的臭味倒还不甚恶劣，但到时间经久了，绷带的保障已经不严密，尸体上要发起霉来。天气一热时更要腐化，甚至钻出些蛆蛹来。这样叙述着好象很恶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来，实在好象在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
尸体的来源是刑务所，因此所解剖的尸体便都是犯人。有的是绞死了的，在颈项上还留着绞索的痕迹。但大概是病死的多，得肺病死的很不少。日本人是有文身的习俗的，有些尸体上，全身都施着朱色和蓝色相间的人物画，画得异常工整。
在这样奇怪的氛围气中，我最初的创作欲活动了起来。
我幻想着我所解剖着的一个尸体上，在胸部有一个拙劣的裸体女人像的文身，旁边也歪斜地写着“滨田爱子”四个字。同我解剖着的一个日本学生便哗噪了起来：“哦，这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啦！”接着便谈起了一段盗尸的故事。
那滨田爱子是离福冈不远的昔年日本遣唐使所出入的唐津地方一家名门的女儿。在三年前的夏天，在唐津海湾中洗海水澡时淹死了。黄昏时分尸体打上了海岸，因为要到天明警官才能来检验，在当晚便停寄在海岸上的一个棚厂里。但到第二天来，那尸首却突然不见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社会上生出了很大的波动。警察方面不消说在加紧侦察，费了将近一礼拜的工夫都没有着落。后来是有一位渔师的行迹可疑。那渔师自那尸首不见以来，白天没人看见过他，只有在晚上偶尔出面，购买多数的冰块。他的渔船每天都不见，要说他每天出去打鱼去了，但又不见他打捕过甚么鱼回来。这渔师就是那斋藤寅吉了。他在三年前死掉了妻子，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独身。警察方面得到了这个线索，对于这人的行踪也就特别注意起来了。结果是在一天夜里，那渔师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里。有两个侦探早就埋伏在那附近在等候着他，看见他挑着一担空鱼篮来放在门外，走进门去了。停不一会又由屋子里走出，挑着空鱼篮，走上市去。两个侦探便尾随着他，看他到冰店去买了好些冰块来盛在鱼篮里，但这回他没有挑回家，却是向海岸上走去。两个侦探又跟着他走到海岸，在星光中发现了他的渔船是停在岸边上，有一种异样的奇臭。只听见那渔师上了船，对着空洞洞的渔船在说：
——“小姐，我回来了！滨田家的小姐！……”
侦探听见了，便急忙地掩上去，跳上了他的渔船。那渔师看见有人来袭击他，便顺手提着一把切鱼的长尖刀向为首的一位侦探当心刺去，把那位侦探刺中了，他同时也被第二个侦探捕获了。
那位渔师的确就是那盗尸的犯人。那滨田爱子的尸首赤裸裸地藏在那舱板下面，虽然浸杂着好些冰块，但已经是半腐的程度了。尸体经检查的结果，很狼藉地在死后受了凌辱。受了重伤的一位侦探不久也就死了。就这样，那渔师便犯了几重的大罪：盗尸，尸奸，拒捕，杀人。后来是受了绞刑。——
这就是我所幻想出的渔师斋藤寅吉的故事。但我的幻想还没有结束。
故事的全体，我是采用着欧洲旧式的小说体裁，全由一个日本学生口中谈出的。煞尾是我听了那番故事之后，我把那斋藤寅吉画有裸体女像的——那自然是他在监狱中思慕着滨田爱子所自行刺墨的了——胸上的一幅皮肤割了下来，盛在酒精瓶子里面，在课毕之后携回了寓所。自己觉得很疲倦，便倒在草席上休息。突然之间有人在我的耳边喊叫：
——“喂！还我的爱人来！”
我睁眼一看，才看见一架骷髅立在我的房门口。我不禁大吃一惊。但是这一惊不消说只是一个梦。
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创作的梗概，题名就叫《骷髅》。我自己苦心惨淡地推敲了又推敲把它写在了纸上，草稿也更易过两三次。我自己不用说是很得意的。那陈老听说我做了这样的一篇小说，叫我把原稿念给他听，他也很称赞，说落尾的一个梦收得最好。我在当时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创作投寄到东方杂志社去过，不消说是没有被采用。隔不了好久，那《骷髅》仍然寄还到了我自己的手里来，是我把它火葬了。
陈老的眼睛受了手术之后，经过很良好，所担心的并发病也没有。但是，失了的明却是恢复不过来。大西教授每天上午要来诊察一次，要拿着手指在他眼前摇动，问他看见甚么没有。要把他的头掉向有窗户的一面，问有没有甚么白色的影子可以看见。但那老先生的空洞洞的一双眼睛总是甚么也没有看见。我在下课时去看他，或者在病室里留宿的时候，也时常看见他爱自行伸一个指头在眼睛前面摇动，或者把头掉向有窗子的一边去望望，但总是摇头。教授的意思是假使有丝毫的模糊白影可以看见，那吗网膜上的视神经还没有退化，第一次的手术没有完全，还可再行手术，使效果增强些。但是终竟连丝毫的影响也没有，结论是末梢神经怕已经退化了。那盲老一听见这样的话非常失望，再受手术的勇气也就消灭了。在病院里住了四个礼拜，依然在黑暗的世界中又回到我们的共同寓所。在十一月中旬，他们整顿起行装回国去了。我总忘记不了陈老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我能够睁开眼睛看见你们一眼，我是多么地高兴呀！”
这句话他说过不仅一次。在未行手术以前说过，在手术无效以后也说过。我把他们送到门司上船，在临别时他也把这话来反复了一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