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间大房子是先下了三个月的定钱的。陈老父子在十一月中旬走了之后，我们还在那儿住到了年底。在当年的除夕我们才搬到了附近临海的一家小房子里去。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那时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过好几首绝诗。有几首我还记得，把它们写在这儿：

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

我自昂头向天笑，天星笑我步难成。

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

壶中未有神仙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这些最足以表示我当时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象得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在无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过且过，算好倒还没有落到自暴自弃的程度。这没有闹到自暴自弃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没有钱的关系。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风尘潦倒，便要写出满纸的醇酒美人。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为之洒雪无限同情的眼泪。其实那所谓醇酒美人是要以钱为前提的。

转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

做那篇小说时是在二三月间，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那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那全部的情节只是我幻想出来的，那几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纵贯朝鲜的铁路上虽是跑过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刚山并不曾去过。我的关于金刚山的知识，只是看过一些照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刚山游记》。所以那小说里面所写的背境，完全是出于想象。

那篇小说写成了之后，因为《骷髅》尝受过一次绝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险了。但我想发表它的心事也并没有抛弃。那时候我的大哥还住在北京，在司法部里做事，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请他改削，万一有可以发表的地方，便请他在报上替我发表。大哥写信来责备了我，说我正在求学，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他叫我好好地学些本领，将来为国效力。我的小说，他一字不易地又给我寄回来了。问我那首《怨日行》是从那一位朝鲜人的诗集里抄下来的？

不久之间五四运动的风潮便澎湃了起来。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在那年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的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但是这个团体结成以后，同学们都不会做文章，只让我和陈君哲两个人担任。君哲只做了一篇东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为在做这种义务的通信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1]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2]，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一九一六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那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3]。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喜欢太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太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4]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象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学校第三年上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我之得以认识田寿昌[5]是由白华的介绍。田寿昌和宗白华都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寿昌也在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他那时已在介绍俄罗斯文学，又在议论着诗人和劳动问题。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日本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继续发刊了。

寿昌由白华的介绍和我开始通信，后来在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过我。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当他来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冈附近的名胜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着他游玩了福冈市中的名胜，把产后仅仅五六天、应该保持绝对安静的安那连带着两个孩子丢在了家里。后来弄得奶子断了，生出了种种的苦痛。

孩子因为奶断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养。哺养又不得法，因此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抱进大学病院里就医。先生说，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只有用最后的手段饥饿疗法来调治，要等到中毒现象的热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进病院的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守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时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园中有寂寞的鸡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阳。白天守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热度退了，算好了起来。那首副产物的夜歌，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

寿昌来访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三叶集》，所搜集的是白华、寿昌和我的通信。寿昌对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东京时，路过京都，和郑伯奇见面，伯奇问他见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说了一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这是后来伯奇对我说的，但我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后来在《三叶集》出版之后，他写信给我，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一时的欢迎，寿昌便又食指欲动起来，又曾约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这个提议是由我拒绝了。

在《学灯》上投寄诗稿的时候，我也投寄过一两篇小说。有一篇题叫《鼠灾》，写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藤箧里被耗子咬坏了，我和安那勃溪了一场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写，写得颇暗淡，比较我那《牧羊哀话》和火葬了的《骷髅》，要算是进了一境的创作。可惜我自己没有存稿，别的人也没替我保存着的。[6]

那篇《牧羊哀话》，我起初是在《学灯》附刊上看见了有一种《新中国》杂志在北京刊行，看那广告上也登载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翻译，我也就大着胆子投寄了去。这回也搭响了。那杂志的编辑先生登时回了一封信，称赞我的小说“笔酣墨饱，情节动人，决于本志第七期登载”。但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多，由我的诘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那《新中国》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编辑先生究竟是谁，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