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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吾在东京接到的信上是说聘请他当文学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编辑所已经半个月，没有给他聘书，也没有说上月薪的话。书店老板赵南公——其实赵南公并不是泰东书局的老板，那书局是政学系的人办的，赵南公只是经理，后来政学系的几个分子成了“大人物”，没有再管书局的事，那书局于是乎便成为了宋朝的江山[1]——看见了我的商品价值还不坏，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终没有接过他的聘书，始终没有正式地受过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两三个礼拜，看见那书局情形没有容纳下我们两人的地位，他便决心回长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给我办。仿吾说，长沙有一座兵工厂，厂长是东大的同学，他到那儿是有事可做的。

仿吾去后，我住在德福里中，更好象飘流到孤岛上的鲁滨孙了。那位姓王的大编辑听说是天津的什么学堂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装，手中拿的是手杖，脚上穿的是响鞋。他的脚步好象羚羊一样，走得很快，与其说在走宁可说在跳。他每天起床很迟，一起床便在楼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饭，差不多没有一次不听他吵菜不好。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上课时总爱涂一脸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一双响鞋由楼上响出大门，出了大门还可以听见好一段响声。当他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大门外老远便听见他的响鞋。大门如是关着，他总要用手杖来在门环上打得满响。一进门就叫“茶房啊，打水！”他那枝手杖，和楼梯的栏杆是很有仇恨的，无论是上楼或下楼，那棍子总要在栏杆头上出气。先生的专长是英文，一部归化了日本的一位外国人原名为Laficadio Hearn，日本名为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2]的《文学概论》，便是他的宝典。他一高兴时便捧着朗诵。诵倦了又进房间去按按一架babyorgan（囝囝风琴）。再不然便拉长脚在床上“宰予”起来。编辑所里的人对于这位先生都有点不大高兴，特别是那位每天要被他叫打好几次水、以厨房而兼茶房的司务尤其恨他，当面叫他是王先生，背面便叫他是“亡八蛋”。为要更具体地表现他的愤恨时，他爱把右拳来加在左膊上歪着嘴做出一种哭声。据说那王先生初来上海时便中了梅毒，被一位不高明的医生打“六零六”把手膊打肿了，睡了一个礼拜。

我和王先生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的，因此我很感觉着不方便。我们在日本读过书的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便是在嘈杂的地方不能用功。王先生的英文朗诵和囝囝风琴的独奏，尤其是使我痛头的资料。因为他是主任，我是食客，我也不好干犯他的自由。每当他在编辑所里的时候，我便用毛巾把头包着，把两只耳朵遮盖起来。别人问我是否头痛，我也就答应是头痛。

在编辑所里有一位四川人邓均吾，这要算是我在马霍路遇着的一粒砂金。他很年青，在当时怕只有二十三四岁，他的态度很冷静，他没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但一眼看来便可知道他不是呆子，也决不是胸有城府的人。他本是由吴芳吉的推荐，出来任上海某女塾的英文教员的，在他未到上海之前暂时由王先生替他代理。但等他到了上海，代庖的先生才霸占了别人的位置不肯退还。他乐得也就象我一样，呆在编辑所里当了几个月的食客。这件事也是使我不高兴那位王先生的重要原因。

王先生当时在编辑着一种杂志，叫着《新的小说》，是白话文流行时一种应时的刊物。在初似乎也还销了一些，但到后来西洋镜拆穿了，遭受了一般读者的唾弃。书局方面听说我们要出纯文艺刊物，便有意思要我来主编，我已经替它改了一个名字叫着《新晓》。但是，王先生却仍然把持着不肯放手。我也就让他去主持，自己乐得做自己的事。

我开始编纂了我的诗集《女神》，其次是改译了那本《茵梦湖》[3]。《茵梦湖》的共译者钱君胥是我的同学，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体文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说的体裁，失掉了原作的风格。因此我便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原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那时候上海滩上正是旧书新式标点流行的时候，亚东标点的《红楼梦》、《水浒》等书很风行一时，泰东看了眼红也想照办。我便劝他们标点《元曲》。这个提议立地也就见诸实行起来，但把那位王先生难着了，他把那词曲中的文句标点不断。我自己为填塞提议的责任起见，照着西洋歌剧的形式改窜了一部《西厢》。这项工作在当时已经很不满意，现在想起来尤其无聊，并且可惜了那部缺了一册的明刊本，那和金圣叹批本的内容有些不同，却被我把它涂毁了。

在这儿我应该追溯到我们和文学研究会发生纠葛的起源。

就在我同仿吾回上海时，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也由北京到了上海。那时也就是文学研究会由酝酿期向实行期突进的时候。

我的西湖纪游的那几首诗，是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因此便有好些已知未知的朋友知道我回了国，振铎也就是其中的一人。振铎的名字我是在《时事新报》上时时见到的，共学社的出版预告里面有他的名字，《学灯》里也常见他的名字。在我们由西湖回沪之后的不几天，接到振铎写来的一封信，约我在一天礼拜日在半淞园会面。

仿吾在这时候才告诉了我一件事情。

原来振铎和他的朋友们要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有过一封信寄到东京田寿昌处，约他和我加入。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复。那封信仿吾是在寿昌处看见的，他那时说过寿昌的不是，那样的消息都没通知我一声。

半淞园的方向，在我初到上海的人，自然不知道，是赵南公的儿子送我到西门，由西门改换中国电车坐到了那儿的园门口。在那儿遇着了振铎，沈雁冰，和编辑着《时事新报》的《青光》栏的柯一岑。一岑和李石岑到马霍路来看过我，他是认得我的，我和振铎、雁冰算是初次见面。

见了面彼此都很殷勤，特别是振铎，他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我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旧了的鸡血红的华丝葛的马褂，下面是爱国布的长衫。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腊人的风味，但那时好象没有洗脸的一样，带着一层暗暮的色彩。他伸出来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学生的手一样，有很多的墨迹。那时候我觉得他很真率，当得德国人说的unschuldig，日本人说的“无邪气”。

雁冰所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不很好，他穿的是青布马褂，竹布长衫，那时似乎在守制。他的身体矮小，面孔也纤细而苍白，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背是微微弓着的，头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谈话的时候，总爱把眼睛白泛起来，把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来看你。声音也带着些尖锐的调子，爱露出牙齿咬字。因此我总觉得他好象一只耗子。——我在这儿要特别加上一番注脚，我这只是写的实感，并没有包含骂人的意思在里面。

柯一岑的印象没有甚么特别可说的，我只记得他的面孔平板，嘴唇微微往上翘，有点朝鲜人的风味，只是没有朝鲜人所共有的那种可怜的茫漠感。他穿的是青哔叽的学生装，我听雁冰称之为“劳动服”。

四个人将近玩了一天，中饭是在园子里面用的，是振铎付的钱。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临池的亭子上，因为是礼拜，园子里还有好些人在用中餐。饭后我同振铎坐在那临池的栏杆上，望着池里的败荷梗。

——“我们不久要在《时事新报》上出一种文学周刊，”振铎对我说，“希望你能够合作。”

——“我已经看见过你们登的广告，”我回答他，“我自然是要尽力地帮助。”

——“你索性加入我们的组织不好吗？”

——“没有甚么不好的，只是我听说你们最初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写过信给田寿昌，并邀我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

——“是的，有那么一封信。那时没有得到你们的回信。”

——“那信我并没有看见，寿昌没有把信给我看。他没有答复你们，想来他怕是没有合作的意思。现在我又来加入，觉得对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会外来帮助你们了。”

——“好的，总之请你帮忙好了。”

当天谈的话自然很多，在园子里游玩了好些时刻，还在园外的田野中逍遥过好一会。一面走着，一面畅谈，但那临栏的一节话要算是那天谈话的核心。那一节话我也记得最清楚。在田野里盘桓到天色将晚的时候，一岑要到报馆里去，雁冰也好象有别的事情，我们便同坐电车到西门，在那儿握手告别。一岑在临走的时候说过这一句话：“你今天会很有一些诗产生出来啦。”但不幸那天的游览我却没有纪在诗里。

振铎看我不熟悉上海的路径，怕我走错路。他从西门还陪我坐了好一节的电车，坐到一处很繁华的十字街口。他陪我下了车，指示着和乘来的电车道成正交的路线对我说：“你乘那一路的电车往西首走，走不好远便是新世界。新世界前面左手边上有一个大跑马场，在那跑马场门口的电车站上下车，便是马霍路口了。”

他送我下车的地方是先施公司前面，浙江路和大马路成正交的那个十字口，这自然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很感谢他的殷勤，但我不知道他那时是不是已经住在闸北，如是已经住在闸北，那他乘浙江路的电车也正是必由之路，他和我同了一节路也不必就是专于为我了。不过他的确是陪我下过车，他那时候的厚情，我始终是怀着谢意的。

嗣后振铎也还到马霍路来过几次。有一次是同着叶圣陶来的，是在晚上。振铎把圣陶介绍了，圣陶握着我的手，十分恳切地说了好些话。但可惜振铎向我介绍时，我没有听清楚；圣陶的苏州腔，我连百分之十也没有听懂。我待他们走了之后，才问编辑所里的人，那位王主任吃惊不小地向我说：

“那便是鼎鼎大名的叶圣陶，你不认识吗？”

我听见是圣陶，也很后悔，觉得自己太木纳，没有尽量地多多谈些倾心的话。圣陶的小说，我最初是在《青光》栏内读过他的《他与她》[4]，觉得他的笔致很清新，虽然并不怎么深刻。

我自从那次以后便没有和圣陶见过面，他留在我脑里的第一印象，是矮小、朴实、和蔼可亲的一位青年。

又有一次，振铎是同朱谦之一道来的，似乎还有李石岑同路。他们是到编辑所来商量谦之的《革命哲学》的出版。那时我同赵南公正坐在天井里面喝茶。他们来了，起初是只和赵南公谈话，我沉默着坐在一边，谦之也是沉默着。我看他怕只有二十岁的光景，穿一件毛蓝布大衫，一双圆头的布鞋，头发最异样，那周围的毛边是剃光了的，就象在头上顶着一顶圆形的毡帽。振铎代他说，他的《革命哲学》在商务不好出版，问过别家书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东替他印行。

南公没说二句话便答应了下来，回过头请他们和我商议。到这时候，谦之才知道了我是郭沫若，他从椅子上一跳而起，跳到我的面前，一双手把我的手抓着。

——“沫若，啊，你是沫若！”

他那一双有些可怕的眼睛就象要迸出火来的一样。

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很难想象的。

谦之听说我住在泰东，他也就决定把行李搬来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学》的出版。

就在谦之住在泰东的时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铎也到马霍路来过好几次。他那时在编辑《学灯》，在《女神》出版时，那首序诗他曾替我发表过，同时也发表过那集子中所未曾发表的一两首。我有一次还做过一首儿歌，也蒙他拿去发表过的。（这首诗我没有保留下来，意思是孩子要到海边去，孩子的妈妈不让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赶快回家，带他到海上去玩耍。不消说是我思念自己的儿子，托为儿童的情绪所做出来的。）[5]又有一次，我把王维的《竹里馆》那首绝诗写在纸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是我从前最喜欢的一首诗，喜欢它全不矜持，全不费力地写出了一种极幽邃的世界。我很喜欢把这首诗来暗诵。振铎看见了这首诗，他以为是我做的，他还这样地问过我：

——“你还在做旧诗吗？”

在初回上海的时候，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也到马霍路来过。那时少年中国学会另外出了一种杂志，叫着《少年世界》，要出一期“日本研究号”，向我征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铁问题》寄去。因为那篇文章不很满意，我便写了一封信去，请把原稿退还。左舜生便亲自到了马霍路来。来时是在晚上，他告诉我《少年世界》杂志已经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出了。

同时又谈到了些别的事情。

——“听说你们要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啦？”他这一问，使我很诧异，这个计划怎么他会知道？他又说：“寿昌在二月间有信来，托我找出版处，我也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仿吾们在东京开第三次会议时，为甚么寿昌没有出席，以及找出版处的事之所以没有下文的原故。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艺杂志，这是始终在脑子里盘旋着的一件事。《新晓》既由那位主任先生把持着，我的意思便是在《新晚》之外另出一种刊物，这层是得到了赵南公的同意的。当时我也暗暗地感谢赵南公，因为我听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话，象那时还未成形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承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同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虽然有一位邓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仿吾回长沙后连信都少有寄来，在日本东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来回至少要两个礼拜。起初要主编《新晓》，写信给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时，局面又改变了。就这样，我呆在上海由四月初达到六月中旬，杂志的事还没有弄出一个眉目。我便想，无论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须得去巡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杂志用甚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期限的长短，每人可担负的稿件的分量，这些都是应该商量的问题。于是我在七月初旬便决定再往日本[6]。

这次我往日本的来往路费，是赵南公送我的。他送了我一百块钱，还送了我老婆一只金镯，是买成四十三块袁头。这一百四十三块钱就算是我在编辑所里住了三个月，编译了三四本书的报酬了。但在当时我的“流氓痞棍”性似乎还不十足，领了那笔钱总觉得有点受之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