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学校，终竟如愿相偿了。然而结果是怎样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这是我进学校不上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这是国学一方面的东西，严格说起来，连我们嘉定中学的有些先生都还赶不上。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化、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不过他对于学生很宽大，一切的问题他是不要学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说也乐得节省些精力。然而这样的教员公然还是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教课的红教习。这样的红色到真是有点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员是浙江人，大约是上海那一座教会学堂出身，他一身的穿著真是时髦，甚么海虎绒、铁丝缎，有好些是我们乡下人自出世以来才第一次看见的东西。金丝眼镜，一把抓的尖帽子[7]，嘴里也含有好几个金牙。他是不住在学校里的，一来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杆大轿：因为他当时在做提学使衙门的英文科的科长。然而这位科长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么样呢？说来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为我是过甚其辞。然而始终是事实，连虚构也不容易构出的事实。我们读的是Chamberlain的《二十世纪读本》，我记得是卷二，那开始的一课是《一条Newfoundland的狗》。我们那位英文科长，他竟不知道这“Newfoundland”[8]是一个海岛的名字，他竟拿出我们中国人的望文生义的本事出来，把它直译成为“新大陆”。只消这样一点便够了，我看可以不必再举例证了。

你想，在一个省会地方，充当着最高学政机关的英文科长，他的英文程度才仅仅是这么样！在当时我们是非常悲愤的。我们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基本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甚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甚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我们当然不知道为甚么会发生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是社会的道德上去寻求。所以不是归之于社会的腐败，便是归之于个人的昧良。更进一步，便是说整个精神文明的堕落。要挽救它，当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条方法了。其实这些都是鬼话。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很明白地知道了。中国僵定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支配阶级中发生了一个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学是为作官。他们要支配封建社会中的单纯的农民，那是用不着多么大的学识的，只消熬些资格便够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学，结果就是资格，所谓求学，结果就是熬资格。海禁大开，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以来，它整个地把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中国的支配阶级看见自己的支配权日渐动摇，所以也想到采取一些资本制度下的利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在永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乡村中，资本制度的所谓科学文明，始终没有基地来培殖。外国人到中国来所施行的教育只是在教育奴才。我们从外国请来的一些导师都是些他本国不要、只能到这半殖民地的海外来投机的妖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够希望有甚么好的教育，有甚么好的人才出现呢？中国闹洋学已经闹了好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就连“科学”的“科”字都还说不上半边。中国是只有飞跃的，有产阶级的文明虽然无法产生，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素质却已经具备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声的中学校都是这样的情形，其他的中学自然是不言可喻。说到成都学界的空气，那更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成都除分设中学、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等官立的中学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学校。官立中学已经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学更用不着说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因而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连小学都只住得一两年的人，只要把中学五年的学费缴足，或者再缴纳些甚么手续费，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张中学学业文凭。这样的文凭，它的效用却是非常的宏大。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当时是等于一名举人，有这样一张文凭，可以拿回家去贴报条，诓惑乡民，增长新地主的候补资格。而在省城也更可以飞扬。有这样一张中学文凭，可以报考本省的高等学堂、政法学堂、高等师范，京沪各地的官、公立学校，更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法官考试，乃至东西洋留学生的考送。

在这种私立中学之外还有不少的私立法政，要算把中国人的投机心理，做官热，表示得更为尽致。周围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们初到的时候，已经包含有了好几座私立法政学校，在反正以后的头一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学校的陶冶之下。你怎么能够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最坏的是分设中学就在高等学堂的旁边。高等学堂在成都是最高学府，而那最高学府的最高学员，就有不少人是买得私立中学文凭而考入的。他的年纪和你相若，学问不管怎样，他总是你的“上级”。这对于年青人的自负心是怎样大的一种打击哟！

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所汇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在嘉定时是这样，在成都时也还是这样！我到成都不久，又和酒常打交道了。成都有名的大曲酒那真不知道醉坏了我脑子里面的多少细胞！啊，那大曲酒，那可怕的大曲酒！那怕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酒精。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曲酒泼在桌上，用火柴把它点燃时，它燃到没有痕迹，几乎把桌面都烧了。大曲酒本是高粱煮的，香味非常浓烈，但是喝起来，实在非常辣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酒并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并不是喜欢吃它，而是赌气吃它。一肚皮的不高兴，一肚皮的不满足，想借酒来淘泻。酒真可淘泻这些忧郁、愤懑吗？李太白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更愁。”这倒是很有经验之谈。酒是只有增长愁人的愤懑。平常，人的忧郁是受着中枢神经的制止，不准它过度表现的。神经中枢愈高级，对于麻醉剂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先被麻醉的是制止机关，人在这时便尽情地把自己的愤懑、忧郁都发泄出来，有的暴躁，有的悲哭，那正是神经麻痹的表现。人被酒力把一切意识完全消灭了之后，他也可以得到暂时的一段忘我的死静，然而那酒醒后的报仇是怎样苛烈哟！酒醒后真有说不出来的苦楚。脑痛，口苦，人无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断地抽搐。惨淡的心境就好象烈火过后的一座火烧场。这到底有甚么乐趣呢？这种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觉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寻苦恼。我可以说，饮酒的人是想把精神上的苦痛替换成肉体上的苦痛，更换一句话说，他是在慢性自杀而已。

吃酒时自然要朋友，而我们是新入生，旧学生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张伯安可以陪我，但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欢的数学，他能够在那一方面求得满足。但是我呢？我对于数学不知道从几时起便有点畏难。那时候一般的口号是“实业救国”，所以凡是有志救国的人总不得不倾向于实业。要倾向于实业便不能不注重数学或理科，而对于所谓文学便要加以轻视。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这样的自怨自艾，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

和我们同时考插班的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都监督的同乡。一位姓罗，和我们同时考入了丙班。他的学历很有些曲折。他是到过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学校住过几天，因为闹取缔风潮他便跟着一批中国的志士们回到中国。他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住了两年，是在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比我长一两岁。因为到过东洋，头发是剪短了的。他是到过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的不懂科学却比我还要厉害。他有一部英文的《迈尔通史》，这怕就是表示他出过洋或者到过上海的惟一的物证。这书，他很爱惜，放在他的书匣里从来没有翻读过。他有这部书，我们又同自修室，我有时向他借阅。当然要翻字典。翻出的生字我用铅笔替他注在书上，他责备了我，很郑重地用橡胶来擦了。不过我对于这位姓罗的同学是隐隐佩服的。他到过东洋和上海，却公然还有雄心再进本省的中学！当年出洋留学或者在上海留学的人，不是学得几句“瓦塔苦西”、“阿那打”，或者是“那么温”、“阿尔来”[9]的几句洋泾浜的“不落肯”[10]，就可以回到家乡称孤道寡的吗？不忙说到十几年前的当时，更不忙说到那乡僻的边陲省份，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上海、北京，不是尽有跑到美国去鬼混了两三年，一回国来便是甚么“博士”、“硕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么机关的委员，甚么大学的教授，甚么印书馆的编辑吗？

总之，这位姓罗的是我在成都新交的朋友。

还有一位姓李，他的态度真是彻底！他是由于家庭悲剧使他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地。他很小失掉母亲，晚母对待他不好，他认为迟早是会被她毒死的。他插的是丁班，虽然和我们不同班，但我们同是插班生，便同在一个自修室，也同在一个寝室。他虽然也是彭县人，家却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位很好的向导。他懒得真有程度。清早是死不起床的，点名时监学向床上去拉他，也拉他不动。监学把他也没可奈何。他是监督的同乡，好象还有甚么亲谊，因而监学先生们对于他须得有一番格外的关照。他似乎是死了心的人。他丝毫没有向学的念头，而且还希望被学校斥退。他经常爱说：“读书有什么用？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

李同学的这种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引起了我们的同情。他不久便成为了我们的一位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