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十三

《创造日》出版了，照着最初的决议是达夫、仿吾、均吾，三人主持。一百元的编辑费也是由他们三人分用的，达夫用六十，仿吾和均吾各用二十。达夫有了那每月的六十块钱，算好，使他产生了那《还乡记》，《还乡后记》，以及未完成的《苏州烟雨记》的杰作。达夫那时候怕是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他的笔调很快，仿着日本式的新闻连载小说的办法，文稿是每天写一段，写好便拿去付排。在他的《苏州烟雨记》刚好写了两次（？）的时候，北京有电报来了。

北京大学的陈启修教授——就是近年的陈豹隐——要到俄国去留学，在北大所任的两个钟头的统计学要请达夫去担任。

接到这个电报，我们又在马霍路的楼上商议过一次。我的意思是劝达夫不要去，因为到北大去当讲师，在那儿的分门别户的几种既成的势力之下没有发展他的才力的可能；又因为他是创造社的一根撑天住，他一走了，《季刊》，《周报》，《创造日》便很难维持。但是仿吾却赞成他去，他说：“我们通集中在这儿也不是办法。现在要用散兵线，散到各处去开拓。”

我说：“那吗，几种刊物怎么办呢？”

出乎意外的是达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最好是停办！”

我听了觉得有点伤心，就好象费了几年的心血养成了几个儿子，要一刀把他们斫成两段的一样。

我又说：“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

达夫更决绝地说了一句：“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说得有点声色俱厉。

我碰了一个大钉子，才感觉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厌弃。仿吾没有说话，我自己也就没有再说了。

那时候我大的两个儿子正在出麻疹，第三个幼儿也得着痢症，我和我的老婆在民厚南里的前楼上守着三个病儿，有好几晚都没有睡觉。达夫在要动身的前夜，泰东书局替他饯行，晚间几位朋友更在振华旅馆里开了房间为他惜别，我守着病儿没有出席。但到第二天要开船的时候，我是跑到船上去和达夫握了别的。他拿了几个金山橙子给我，说：“拿回去给孩子们吃。”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来。

达夫在要动身之前，还做过一篇小说叫《离散之前》，那是达夫最得意的文章，他自己说过是他平生的杰作。那篇小说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的，也要算是在创造社同人中开了卖稿的风气之先。那是预言着创造社之将离散而当成事实写着的。预言在几年之后自然是应验了，但事实却和小说是两样。那里面的邝海如，谁都知道就是郭沫若，他被描写得十分忠厚。——在民厚南里的楼下一张方桌上，把出了几期的《季刊》供奉起来，点了一对红烛，邝海如跪在地下，大呼“艺术之神”，磕了几个响头。原来我在朋友的眼中看来才是那样一位忠厚长者——我想鲁迅先生一定是要大反对的。不过在达夫走后，创造社还没有即行分散，因而那篇《离散之前》在还没有机会的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之前，便已经离散到《东方》去了。

达夫一接了北大的聘，那篇《苏州烟雨记》也就因“作者卧病”而中辍。以后的《创造日》是仿吾和均吾负责的，一百块钱也就由他们两人分用。《创造日》经达夫一走自然减色不少，又因我没有本事兼顾，惹得张季鸾说“大将不出马”。然而政学系的大将章秋桐[1]却到上海来出马了。

那位纸老虎在九月尾上到了上海，在《时报》上做了些抨击白话文的文章，又在研究甚么“墨经”，把上海的文艺界弄得有点稍稍墨而且黑。《中华新报》和泰东图书局是政学系的两个私生子，不消说也是章老虎的势力范围。在泰东方面受着他的意旨，便有出文言文中、小学教科书的计划。——这个计划因为没有钱，没有实现。《中华新报》出着白话文的《创造日》，在我的揣想中早迟难免是要停刊的。

说起办《创造日》，仿吾委实是费了不少的心血。《中华新报》的排字工友和校对员的程度太低，仿吾每天晚上都要亲自去校对，遇着有外文的地方还要亲自去检字、排字。仿吾的右膝关节是患着柳麻迭斯[2]的人，走起路来都不大自由。自从达夫走后，天气渐渐寒冷起来，看着他在晚上一个人去登报馆，觉得有几分悲壮，同时也觉得有些难忍。到后来，有时候我也陪着他去，在我最初说出这样的话时，他很凄切地笑着说：“你也去吗？”——他那简单的一句话使我觉悟到，我以前没有陪伴他们去，大约就是使朋友们厌弃我的原因，我自己是失悔莫及的。

达夫去后，委实是言能顾行，他一直便没有文稿寄来。他有工夫在《晨报副刊》上投稿，在《太平洋》杂志上投稿，但是创造社的几种刊物似乎已经被他忘在脑后了。三个人分担着都感觉着吃力的工作，剩着两个人来做，自然是愈见捉襟见肘。每天要文稿的《创造日》，起初是视为销纳外来稿件的尾闾，其实才是一个爱吃甘旨的饕餮。外来稿件不加减一下盐梅，它是不肯入口的。为我们驱除了这个饕餮的，怕应该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老虎。

十月下旬的一天清早，《中华新报》的总理殷柱夫到了民厚南里我们的寓所里来。他讲到报馆的经费支绌，希望我们把《创造日》结束。殷先生说这话时很客气，怕得罪了我们，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话正是救命的符箓。我保留着考虑的意思，在第二天清早回答。他回头便告辞走了。在他走了之后我和仿吾商量，仿吾也赞成停刊。刚好《创造日》满了一百期[3]，于是乎那个孩子便在一零一号上夭折了。

《创造日》停刊后，可算松得一口气。但说也奇怪，那一停刊却也增加了创造社的萧条的景象。《创造周报》已成了强弩之末，失掉了它从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有些人劝我们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时由广东到了上海，他也劝我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欧战期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虽蒙受着频年的内乱，但也看到了它的畅茂的发芽。上海、天津的纱厂有一个时期如象雨后春笋一样簇生了起来。但自欧战结束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势力，卷土重来，把那簇生起来的春笋又几乎全盘拔去下了油锅。觉悟了的人在这儿明白地看到那无形的帝国主义的势力，觉悟到中国如不抵抗帝国主义，就连民族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发展。就是一般近视眼的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内乱妨害了中国的产业，因而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这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便是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

在这时，达夫从北京寄了一个消息来，便是太平洋社的人想和我们合作，打算把《太平洋》杂志停刊，和我们同办《创造周报》，前半政治，后半文艺。政治的一半由北京编好寄来，由我们在上海加上文艺的一半，付印出版。这个求婚的提议本是极投时好的，而且也特别看重了我们，我们如稍稍聪明一点，一定是无条件地接受了的。但又是仿吾和我的洁癖误了事。太平洋社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者，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太绅士了。说坏了便是官僚气味太重，一时好象合作不来。又加以用文艺来做政论的附属品，是我们出马时所最反对的办法，虽然时势变了，也觉得不好立地抛弃。在这两种的顾虑之下，我们提出的办法是：《周报》由两社的人轮流编辑，一期政治，一期文艺。但这个提议却失掉了合作的主要意义，——想借文艺做调剂以推广政论，因而便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事情也就搁浅了。

合作不成，转换方向又没有能力，《周报》的出版只是在一种惰性的习惯之下维持着。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已经是意思索然的仿吾，因为他的大哥在广东，早就存了南下的心事。而在我自己又加上了一层家小的束缚。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她，第三个幼儿的消化系统的疾患，实在是最大的累赘。住在日本时，小儿一有病痛便抱进大学病院去。医生是最可信任的，医费是一文不取的（因为是学生的眷属可以免费）。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中外的医生没有一个敢信任，医费也贵得惊人。如果有钱倒还没有什么，但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生活的人，连坐电车的车费都时常打着饥荒。老婆因此便时常吵着要回日本，她要顾着几个肉体上的儿子，我同时也不能不兼顾着几个精神上的儿子。她带着三个儿子回日本，独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实际讨口。所以那便逼着我不得不把创造社的全部抛弃。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因此在家庭中也就免不了时常在闹着风波。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我自己是早就有些左倾幼稚病的人，在出《周报》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要“到兵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的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

年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那时正在热心地提倡他的“国民文学”。那个概念是很模糊的，他自己也很模糊。但在仿吾和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的时候，便索性让他编辑了几期。那几期，我现在可以明白地说，要算是《创造周报》的最消沉的时候。伯奇在二月底才回日本，我便起了一个决心：请他把我的家小送回福冈去。我待把《周报》办满了一年之后再往日本，也好让仿吾决心南下。

在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后，写了那《歧路三部曲》，[4]尽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统剥脱了。人到下了决心，唯物地说时，人到了不要面孔，那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读了我那《三部曲》的人听说有好些人为我流了眼泪。就是我们的达夫也受了感动，他把我们的旧谊又恢复了转来。他从北京寄来了他那篇《北国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后在《周报》上所发表的唯一的作品。

决定要分离了，泰东自不免起过一下恐慌。南公老板也费了好些唇舌来挽留我们。他说以后要为我们定薪水，我是有家眷的人自然要多用些，定一百五十；仿吾是单身，只定一百。以前的积欠作为股票，我一千，达夫六百，仿吾四百。这样的话他不只说过一次，但从未见诸实行。象那一千、六百、四百的话，待我去了日本之后，他在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上也明白地提起过的。——在这儿我又算替鲁迅先生提供出了一项史料：便是郭沫若辈还是泰东书局的大股东呢！南公的那封信，我的老婆还很郑重地替他保存着的，大约她是想借她的帝国主义的背景来收回那笔陈账的罢？所以假如有人见了我这项史料还要怀疑，以为我是在自由创作，我随时都可以破点钞，把那原信的照片提供出来。

烽火台的诸侯毕竟只能戏弄得一次。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象孤军社的人想出杂志，不怕他们都是商务的编辑，并且还有些是占着重要位置的人，却不找商务而要找泰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说几句硬话。替商务办杂志的人，是连半句硬话都不敢说的，如有人肯高兴去问问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为这件事情便是上过当来的人。我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说了不少的硬话，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设想：能在商务出版！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正该应该感谢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然而梦一醒来，暂时不想那样去表现，不想那样去创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东便只留下了苛刻。

创造社决计和泰东脱离，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达夫要算是最先觉，我是足足后了他半年。仿吾又是为着我而后到了半年以上。本打算办满周年才走的我，但在路向一决定之后，终耐不过再作勾留，便索性提前了一个月，在四月初头上便离开了上海。

我走了，暂时没有发丧，《周报》还由仿吾一个人支持了一个月。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报告了达夫的。达夫在我离开了上海之后，他在四月尾上由北京赶到了上海，赶着在《周报》的最终号中夹了一张预告，是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共同预告。预告着两社将合办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在最短期内将与读者见面。这个预告当然是得到仿吾同意的，事后我也得到达夫的一封信来向我提及。但我在福冈接着了最终号的《周报》，并同时接着了那张预告的时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不值钱的眼泪清算了一场。在这儿我和达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着对立的方向。在达夫方面或者会说，我们的密斯创造临到弥留的时候，由他度了一口气便复活了转来，更嫁给了高门；而在我这一方面，始终是感觉到：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尸奸。

本篇写于1932年，最初于同年9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