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十二

一九二三年三月，在福冈足足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把医科大学弄毕业了。但终因自己的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

张凤举那时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写过一封信给我，劝我到北京，说是周作人先生也有这个意思。他说北大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劝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计较。他又说，知道我的周围有一位陶晶孙，他希望我介绍给他做朋友。晶孙我介绍了，但是北京我却没有意思去。我在日本虽然留了八九年的学，学的并不是文学，所谓东洋文学尤其外行，我当然没有去教人的资格。

北京没有去，带着家眷仍然回到上海，动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在我自己是回国，并回到已经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没有甚么。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着我跑向未知的国土的，在她当然是别有一番感慨。——我现在问了她，问她当时的感慨怎样。她说：“好象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象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她当时如果是这样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骗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仿吾移住亭子间，把前楼让给了我们。均吾又搬回马霍路去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三个儿子，第三子的佛孙生后刚满两月。我毕业了，家里给我汇了三百块钱来，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块钱便是我惟一的财产。我最初的计算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译稿整理出来，以了结一重公案。译好之后或回四川，或到什么地方去，再定行止。

仿吾住在泰东编辑所里，也和我向来是一样；他没有正式受过聘书，也没有领过一次薪水。他人又厚道，——虽然蒙我们的鲁迅先生把他归之于“流氓痞棍”之例，更斥之为“极左的凶恶的”，但我在这儿是要为他严重抗议的。——自从去年十月到了泰东，住了半年，除吃饭而外，也没有用过泰东一个钱，弄到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那时候他的大哥劭吾，在广东担任第二军的军需处长，托他们的军长谭组庵先生为仿吾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笙先生，求在商务的编辑所里面谋个位置。菊笙先生是商务的元老，组庵先生是军长，他们又是同年（是由信中称“年兄”而知道的）。那封信假如投寄了，我想仿吾至少可以做个二等编辑，每月拿它一百五十块钱，或者截到今年的日本兵的爆击为止，他都还安闲地吃着一碗安乐饭的罢？

回到上海之后，商务的同学们多肯来访问我们。庶务主任的何公敢又来提起了著译契约的事，还是著则千字五元，译则千字四元，不经审查的旧议。我当时谈过一次笑话，我说：“著译未免太辛苦了，能够每个月送我几百块钱，我倒一定要拜领的。”公敢说：“你的资格可惜还不够啦，你要想闹到梁任公、胡适之一流的资格，总怕还要等几年。”自然我们彼此都是一笑。因为公敢并不是崇拜梁、胡的人，他的话只是含着讽刺的意义。契约的事依然保留着了，也没有说订，也没有说不订。

不久达夫带着他的夫人和龙儿和一个丫头由安庆回到上海来了，他是因为甚么事情卸了职，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因此，那时的达夫要算是失了业的人，我们觉得他很值得同情。说也奇怪，我自有生以来不知道就过甚么业，偏在同情达夫的“失业”。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聚集在民厚南里，在谈笑之间决定了一个路线，便是过“笼城生活”。仿吾的那封介绍信不投交，我的著译契约也不缔订。可怜的那几个封建余孽！他们竟想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不过那时候已经不止是伯夷、叔齐，而是加上仲雍了。

决定了过笼城生活之后，第二步便决定出《创造周报》。商议地点是在马霍路的楼上，达夫那时是住在那儿的，写出了他那篇不朽的《茑萝行》。那个提议的首倡者是达夫、还是仿吾，我现在记不清了；总之不是我，我是可以断言的。路线一决定之后执行得却很勇猛。达夫在四月下旬回富阳去了，我们没有等他，赶在五月一号便出版了第一期《周报》。所以要赶着在五月一号出版的，与其说是为要纪念劳动节，宁可说是为要纪念创造社的满了一个周年。——《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千巧万巧地是挨到了一九二二年的劳动节日才出版的，这却成了创造社的意外的一个光荣纪念。特别是仿吾，他把这个日期看得分外有光辉。仿吾异常的猛勇，在《周报》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中国的所谓诗坛，爆击得比今年的闸北怕还要厉害。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们目前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了一个“先生”都可以得罪人，那个敢有那样天大的胆量再来言“战”？仿吾因为那篇文章便得罪了胡适大博士，周作人大导师，以及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一些大贤小贤。然而仿吾的报应也觌面了。他在用爆击弹，而在敌对者方面却用的是毒瓦斯。《时事新报》上的弥天漫野的绿气[1]把他化成了一阵“黑旋风”，就在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的“一瞥”中都还说他是带着一个“极左的凶恶的面像”。——仿吾，你知道了好歹么？我怕你是永远不能超生的罢。

因为有了那场“防御战”，在敌对阵营里并没有损失分毫，把自己却弄得焦头烂额，使本阵营崩溃了一角。在创造计的酝酿期中曾经一同参预过的张凤举和徐祖正两位先生，他们在《创造》季刊四期的“雪莱纪念号”上是做过文章的，凤举在那一期上还发表了一篇小说叫《途上》。[2]但在《周报》创刊以后，他们说仿吾改了他们的文章，因此便和创造社断绝了关系。屡次请他们把那未完的稿子继续下去，他们也谢绝了。彼此改改文章，在我想来，在朋友之间，断不会便成为“广绝交”的资料。重要的原因怕还是那一“战”罢？那一“战”把我们北大教授周作人导师得罪了，倒是千真万确的。

出了二期之后，达夫由乡里出来，第三期上他便出马上阵。他的勇猛也不亚于仿吾，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3]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

正在那出周报的前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驻沪特派员M来找过我，说他们的新闻社要在英文版的《每日新闻》上出一期“中国专号”，要我代表着中国的文艺界做一篇文章。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僭妄，也真是有点滑稽，我便做了那篇《我们的文艺新运动》[4]由仿吾译成英文交了去。在日本布尔佐亚治的大新闻上发表了那篇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特的文艺论，新闻的编辑者怕定然是感着苦笑的罢？那篇文章是得过二十块钱的稿费的，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日本的新闻界也就不敢再找我了。

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对者对于我们也隐隐生了一种畏惧。《周报》发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里面有我的《卓文君》[5]，达夫的《采石矶》，不期然地同时刻薄了考据家，把胡博士骂我们“浇薄无聊”的话来发挥过一下。就在那时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对于我们的反攻采取出了一种求和的态度。他由亚东书局送了一封写给我和达夫的信来。信中的文句涂抹得异常厉害，大部分是对于我的说话。他说考据家有当骂的与不当骂的，象我译《鲁拜集》的时候如肯多考据一下，有些地方便不会弄出错误来了。

我们得了他的信，同时也就回了他一封。我是劝他把提倡白话文时的精神恢复起来提倡气节。达夫是怎样写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达夫口头说过这样的话：“我的《采石矶》把他比成了戴东原，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我们的回信去后，胡大博士毕竟是非凡的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里来看我们。一年不见的他是憔悴多了。他说在生病，得了痔疮；又说是肺尖也不好。我看他真有点象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一笔官司就象是从来没有的一样。他那时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国人的贷间里，我们，仿吾、达夫和我，也去回拜过他一次。我们被引进了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中只摆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们博士先生的寝室。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们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创刊号，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连一个字也不曾看过。

《周报》在开始创办的时候本很有趣，因为人扣手，又都还是些生力军；但办到十几期上来便觉得有点筋疲力尽了。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三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三送初校，礼拜五送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我想到乡下去整理《浮士德》译稿的计划，在无形之中被抛弃了。还有最感痛苦的便是没有钱用。泰东依然没有和我们议正式的薪水，在初我还有钱的时候是用着自己的钱；但我自己的钱因为初带家眷回上海，不免要新置些用具，用不许久就告罄了。到那时自然也跑到泰东去，十块五块地要。说起要钱，虽然是应得的报酬，总觉得在讨口的一样，有些可耻。十块五块的钱，在上海的几个人是用不上几天的。达夫和仿吾的洁癖比我更还厉害，要钱时大概是叫我去破脸。我的脚自然也就有些羞涩，当去三次的至多只去得两次。在这儿便诱导出了一个重大的龟裂。

是在七月中旬，上海有一部分同学在消闲别墅燕集。席上有《中华新报》的主笔张季鸾。他从前是住过一高的人，所以也要算是先后同学。他在席上对我说，要我们分点余力来替《中华新报》每天编一顶文学副刊，编辑费每月一百元，编辑的篇幅是半面报纸的二分之一。编辑的全权全盘委托给我们。我当场保留了考虑的余地，只是答应回去同达夫、仿吾们商量好之后，再作正式的答复。

在民厚南里商议的时候是在晚上，除我们三个人之外，有陶晶孙和何畏，他们是在暑假中回国来，不久便要转到日本去的。

我的意思是拒绝。理由是《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治上的色彩不好。《中华新报》的销路当时在上海市上只能销得三两百份，而我们创造社的《周报》初出版时每版三千，后增印至六千，还要屡次地再版，犯不着去替他们推广销路。还有是我们编《周报》和《季刊》已经疲于奔命，再添上日报，终是没有力量顾及的。

仿吾和达夫却赞成接受。他们以为文学研究会有《时事新报》上的《学灯》，在旁系上又有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我们总得有一种日刊来对抗。其次是《季刊》和《周报》的标准太高，外来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用，因而失掉不少的读者，应该要有一种日报来做尾闾，以销纳外来的投稿。其三是编辑的全权在我们，他们的政治色彩自然沾染不到我们，并且有一百元的编辑费也是些少的生活上的补助。

晶孙和何畏是要往日本的人，他们客气着没有发表甚么意见，但在语气之间是赞成接受的。

就这样，在五个同人的会议中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反对，结果是我服从了多数。但同时的决议是日刊由达夫、仿吾、均吾负责，我的力量多用些在《周报》方面。日刊又定名为《创造日》，这是我提议的名字，那标题画的木板画在黑暗之中闪出了一些电光的，也是我画的。

就这样在那七月下旬便有《创造日》的诞生。

在这儿又要加上一段光荣的插话。《创造日》诞生的预告在《中华新报》上登出来了。在要出版的前一天，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又请我到他公馆里去晚餐。男客有杨端六、郑心南、何公敢、周颂久诸位先生，都是在商务任职的同学。杨端六谁都知道是英国留学生，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但他在前是在日本留过学的，而且是冈山六高出身，照着西洋的话来说，我们是同一个“母校”。女客有端六夫人[6]，还有两位女士我不记得名姓。主人除梦旦先生之外，有振铎和振铎的未婚妻，梦旦先生的第二女公子[7]。我由梦旦先生的介绍才知道振铎“招了驸马”。或许那天的晚餐，就是婚约的披露宴罢？

梦旦先生把我和端六夫人坐在首席上，夫人坐在我的左边，因为要和坐在她左边的端六先生连席。我的右边又坐着两位未知的女士。梦旦先生大约是看见我是名诗集以《女神》，并做过《卓文君》一类的作品的人，以为一定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所以才那样安置我的罢？但我的位置一踏起来——这个奇字是我新造的，暂且假定它为嬲字的异体罢——委实是有点左右做人难的苦况。

席散之后，心南邀我到他的寓所里去。他对我说，振铎是他族上的一位族孙，人很聪明，也很用功，目前虽然幼稚得一些，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又说，这次的婚约是振铎请他去说合的，梦旦也很喜欢振铎，说他的女儿配不上他，只要振铎喜欢，自然情愿。又说梦旦的几位女公子中，长女公子最有学问，见识也很高，其他的便远远不如。心南以他那族祖而兼月老的资格向我委委婉婉地说，我虽然呆笨，但同时是感觉着高梦旦先生的一席晚餐，是对于我的一个箝口令。物质的通性有一项是：一个空间不能容两个物。梦旦先生把那很可口的福建菜充满了我的口腹，自然会把我口腹中的话从反对的孔穴里逼进茅房里去了。但无如梦旦先生对于我是作了过高的估计。梦旦先生以为我是创造社的代表，创造社同人的主张我是可以左右的。其实我并没有那样大的本领。拿学级来说，仿吾是早我一级的，日本人的习惯是称为“先辈”。达夫，资平虽和我同级，但我因回上海闹创造社的事停了半年学，毕业在他们之后，所以他们也要算是我的“先辈”。我以后来者而居上，是因为我在国内的文艺界比他们早出了一两年的风头，在创造社的酝酿期中，我比他们多跑了一些路。因此外界的人通有一种错觉，以为我是创造社的“领袖”，其实象创造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为联系之外，绝没有任何人能以“领袖”的资格来统率的。在我自己始终只有牺牲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友谊，我决不曾以自己的意见来压迫过朋友，我们的朋友中任谁那一位也都是不甘愿受人压迫的。我从前说过些唯美派般的话头，说“毒草有美丽的色彩，也可以娱目畅怀”（《创造》季刊三期上的一段漫衍言）[8]，那是达夫在受着京、沪两地的批评家责骂，我说来拥护他的：在我自己实在并没有那样的资格。又譬如仿吾，他是心直、口直、笔直、手直的人，我假如要劝他稍稍妥协一下，那他一定会先把我骂倒。所以我虽然多谢了梦旦先生的极诚恳的两次晚餐，我自己的口虽然可以箝，——我自己从不曾骂过振铎，虽然也不曾恭维过他。——无如梦旦先生没有同时请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