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学期的中学校又换了一种花样了。
全校的教职员完全更换，一个都没有剩留。
校长姓秦，是犍为县的人，他在成都师范学校做过监学。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学期的是要稍微整齐一点。但严格地说来，两者的相差也很有限。譬如成都高等学校预科毕业的数学教员，读“英文”的“English”为“因革赖徐”，读“学校”的“School”为“时西火儿”，这已经是够令人滑稽了。同校出身的植物教员把别人的钞本来讲授，竟把草写的“天然景象”误认成“天龙景象”，讲了一大篇“飞龙在天”、“现龙在田”的《易》理。
有一位姓罗的监学，他本是峨眉县的秀才，又是留东学生。他替我们讲国文，讲韩退之《送董少南序》[2]，那里面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犹复有昔日之屠狗者乎”的一句话，他不知道“望诸君”就是乐毅，他讲道：
“你去把那些诸君的坟墓吊望一下罢，看那市面上还有没有从前的卖狗肉的？”我们好笑，笑得忍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式的诨名叫“猪头望三郎”，别号又叫“狗肉先生”。
象这样的笑话是不一而足的。不过从整个的来说这一学期的先生比第一学期是要高超一点，多少他们还见过一些世面，进过几天学堂门，但他们，特别是一位监学名叫丁平子的先生，却异常的自负。
丁先生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是荣县人，是一九〇七年日本留学生闹取缔风潮回国的。那时候他在当四川留东同乡会的总干事，他在留学界中当然是铮铮佼佼的一流。
他的身体非常矮小，面孔是一个正三角形，上颚的两个门牙暴得非常厉害。他自己很以辩才自雄，但他的声音非常尖锐，语调非常的不自然。这无论怎么也没有雄辩家的资格的。不过他为人很狡猾，他爱弄诡辩，你要和他说话总说不过他。
他们这些先生在那时候或许事在难免，因为要统辖在第一学期中过于放纵的学生，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要采取严厉手段的。但是他们是过于专横了。他们不是以学生利益为本位，只是以显示自己的身手，显示自己的威风为目的。
才开学不两天，有一位夹江的很小很小的姓宿的学生，他在吃中饭的时候，因为自己桌上的椒油辣子吃完了，便去把会食的监学桌上的一碟辣子取了来。监学是一人一桌的，一碟辣子当然会有剩余。出乎意外的是那天会食的詹监学，他竟拍案大怒，说这姓宿的同学侮慢师长。
姓宿的本来是一位很守本分的孩子，他去拿监学桌上的辣子，一定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其实在谁个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决不会有甚么侮慢师长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不幸正落在宿君的头上，就在那天下午，学校竟公然雷厉风行的挂了宿君的斥退牌。
这是太横暴了！这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举出了两位代表去和监学们办交涉。代表，一位是乐山学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远学生。
他们两人在监学室里和三位监学生先生讲话，差不多只听见丁平子一个人的尖锐的声音在咬文嚼字。
全校的学生都围在窗前，那当然是嘈杂不堪的。丁平子便借着弹压窗外的学生为名总不与代表们说到本题上来。
姓周的说：“我们是全校学生的代表，先生，你且听我们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听窗外的声音向窗外的人说话。”
——“然而监学有目，谁能令其不视？监学有耳，谁能令其不听？监学有舌，谁能令其不说？”
这就是雄辩家的一种尖声尖气的雄辩。
姓易的是一位老学生，他的年纪怕比那任谁那一位监学的年纪还要大些，他素来谈话是老气横秋的；他又横秋起他的老气来了。他向丁监学说：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声音。
——“甚么？甚么叫肝火旺？你真胡闹！你真侮慢师长！斥退！斥退！”
尖声气连连地冒火，怎么也不由分说，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来。
不上十分钟的光景，监学室的窗上又挂了一道牌出来。周、易二君以煽动罢课、侮慢师长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学生还继续罢了两天的课，终因他们用高压手段和牢笼政策，把学生的团结切破了，他们便硬把学生的愤怒镇压了下来，但是稍有血气的人谁个能够心服呢？
平心地说，他们就这样横不讲理地把学生压伏着了，假使他们真真正正有点相当的学殖足以引导学生，那他们也未尝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们却是空空如也，而且还十二万分的心骄气浮。
象丁平子要算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担任世界地理，他的讲义模仿的是章太炎的笔法，写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颠而倒之倒而颠之的奇句。他并不是在讲科学，他是拚命在熬文章。讲了半年仅仅讲了几篇序论——实在是倒通不通的序论。
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显示。
他们的骄傲不仅在学生间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里的老名士辈都看不惯了。他们有一次去游高标山的万景楼，做了一副木联来挂在楼上。那联语是：
因为他们去的人中刚好有六位秀才，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把那极温诚的王畏岩老先生也激愤了，老先生把那联语改成：
在下边正正当当题出了改窜者王畏岩的几个字。
他们受了这样的毒骂，后来还闹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他们这一批教职员来了之后，把学生的班次也从新改组过了，把我们旧的学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是从前纯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注重日文。我因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杨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几分叛逆性者的集合。
我们的英文那时候真是可怜。用的是日本正则英文学校的教本，那位杨先生以他仅仅在高等学校学了一两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奥保”、“比爱摆”的拼音便教了我们半年。
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荡，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荡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我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么呢？便是文学。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
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是我们乐山人，他也是寥季平先生的门生。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寥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任公的《清议报》，就在这时候和我见面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论为甚么要那样的难懂，一点也不带点革命性？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有人对我说，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但那时候他办的《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堂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3]，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
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4]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象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有时在迦茵的位置上把那少年汪君替换上去，但总觉得不自然。因为他也是男子，很象用不着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护他的一样。
《迦茵小传》有两种译本，林琴南译的在后。在前的一种只译了一半。这两种译本我都读过，这怕是我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如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主义革命潮流的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
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5]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6]。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L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Lamb[7]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8]，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9]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