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

仿吾：

我离开上海足足两个礼拜了。几次想写信给你，但总不容易执笔。随便写几句平安的报告，我觉得没有写的必要。待要写长时，而我所想写的又太多。本打算在《周报》办满了一年之后才走，但终竟提前了四五个礼拜跑到了海外来，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你身上。这是使我心里不安的。我每晚上几乎都要梦见你，梦见和你商量《周报》的后事，但我现在实在无能为力了。……

你到广东去的时期定妥没有？

此地的樱花正在盛开，但是春天不是我的。我寓里小小的庭园中有一株粉红的茶花，已经将近残谢了。听见一朵残花坠地的声音，使我化了石的心也时起动悸。

半月以来只在译读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怕还要三个礼拜才能完工。

我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

明天是拜伦的死期[1]，但是我的文章还没有做。我一时想起他轰轰烈烈死在海外的精神也很激起了些追慕的心事，但我又想起他是贵族，他有钱，有幸福，他的世界终不是我的世界。

《周报》久不见寄来，大约是已经停刊了。想起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是在《周报》将停刊时，由日本写给成仿吾的第一封信的摘录，信上署的日期是“四月十八”。全信在《创造周报》的终刊号上登载过，在泰东出版的《沫若书信集》里也有收录。

我自从四月一号离开了上海，仍然跑到住过了五年的福冈，住在箱崎海岸上一家面海的屋子里面。屋子相当宽敞，背后有一面宽敞的园子，种着好些花木。

再度跑向福冈的意趣，起初是相当复杂的。我自己对于生物学本是很感趣味的人。福冈的九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石原博士又是我所敬爱的一位学者，我听过他的生理学总论、遣传学、内分泌学等的讲义，相当地引起了我对于那些学问的向往。我和博士的个人的接触虽然不曾有过，但他对于我的印象却颇象一位深通禅理的高僧。矮小而瘦削的他，在演讲时总是把眼睛闭着的，让他那颇有涩味的声音不急不徐地流出。生理学总论是医科学生第一年所必修的科目，他在最后的一点钟上曾经离开了讲义说到自己的私生活上来。他说：近时的学生好美衣美食，食事爱在“卡罗里”（热量）的多少上关心，但他自己是一位菜食主义者，已经素食了多年，然而精神也不见减衰。关于菜食的生理学上的根据，博士没有说出，但他那简单的几句话，对于我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自己早就有志研究生理学，很想以石原博士为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奉仕。但自己对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也早就觉醒了，就当时耳濡目染地所得来的一些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学理，觉得有好些地方和生物学有甚深的姻缘。例如社会形态的蜕变说似乎便是从生物学的现象蜕化出来的。因此便又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学，而同时学习着社会科学。但是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

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由他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所纂集成的，那平明而剀切的笔调曾风靡过日本的读书界。他击败了他的论敌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确的理论，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社会问题研究》，在发刊的中途我也曾零星地购读过，因为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的认识，印象是很淡漠的。但一得到了作者所自行编纂的总集，加上我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决之必要，于是乎便开始了对于它的翻译。

翻译时用的是由上海带来的用中国纸印的原稿纸，非用墨写不可。寓中没有桌椅，也没有置办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国式的皮箱拿来作了代替。砚台是没有的，随便捡了块砖头磨平，便当成了砚台。就那样坐在草席上，从清早起来写到深夜，写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终竟把那部二十万字以上的大著译完了。

那书的译文曾部分地在学艺社的《学艺》杂志上发表过，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把它印行了。但发行不久便由出版处自己停了版，我自己手里现在是没有存本的，连那用毛笔写的译稿也归了商务，恐怕早已成了“九一八”[2]的炮灰了。商务既承印了那书而又把它停版，这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便是怕那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社会要发生影响。然而影响毕竟发生了，是在我自己身上。不久，在写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有这样的话：

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划，便是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书的迻译本是你所不十分赞成的，我对于这书的内容虽然也并不能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但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

这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话。因为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诬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但那书也大有缺陷，便是原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尤其是那里有篇专论，引用着贾买依加[3]岛的奴隶解放的事实以证明早期社会革命之终必归于失败，我觉得是只看见事实的一面。美洲在被白人经营之前，社会状态是还没有达到奴隶制的阶段的。白人侵入了，一时曾施行人为的奴隶制以经营资本制的生产，后由人道主义的立场把奴隶解放了，而那被解放了的奴隶又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有一部分的学者便把这个事实作为社会革命之不能早期施行的实证。这从奴隶一方面着眼诚然是无可否认，但如从白人一方面来观察，美洲岂不是由原始的自然经济一跃而成为了资本制的社会吗？故尔社会的进展如加以人为的促进，在我看来，的确是有飞跃的可能。隋唐时代的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时，由氏族社会一跃而入于封建社会的，不也是有史实可据的另一个明确的证据吗？那人为的促进便是政治问题，如抛弃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就等于只讲基础医学而不谈临床学，不仅违背了医学的精神，且于人类的实际是毫无用处的。这便是我对于该书的不能满足的地方。后来原作者河上博士曾经写过信给我，说他自己也不能满意，以初版刊布后便嘱出版处停止了印行。原作者的学者的良心是足以令人钦仰的。在这儿，中国的出版处之自动地中止了译文的发卖，虽然用意不同，却是获得了与原作者所企图的同样的效果。

我译了河上博士的书，不仅使我增长了关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坚定了我对于正确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使我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

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我这样说过：

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得一切技巧上的主义都不成其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地得占生活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明日的文艺：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的那时，文艺上的伟大的天才们得遂其自由全面的发展，那时的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闷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的人性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在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吗啡中毒者的euphoria（迷魂）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hallucination（幻觉）里呢！……

这些觉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的。我想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际活动。这，是决定了我日后的动向的。在当时对于两者都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故尔仍只能称之为“梦想”。没有想到这“梦想”的实现竟是非常的迅速。

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了之后，在箱崎海岸上还替泰东书局尽过一次义务，是替《王阳明全集》做了一篇长序。我有过一个时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那是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的时期。那时候因为沾染了泛神论的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在中国的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

庄子的思想一般地被认为虚无主义，但我觉得他是和斯宾诺莎最相近的。他把宇宙万汇认为是一个实在的本体之表现；人当体验这种本体，视万汇为一体，摒除个体的私欲私念；以此养生则能恬静，以此为政则无争乱。他倒可以说是一位宇宙主义者。而他的文笔，据我看来，在中国的古文中是古今独步的。王阳明的思想虽然是以禅理为本质而穿着儒家的衣裳，其实和庄子也别无二致。他把庄子的本体所谓“道”，命名为“良知”，一面主张静坐，以求“良知”之体验，一面主张实践，以求知行合一的生活。尽管那出发点是有问题，但他的“事上磨炼”那个主张，尽足以拯救一切玄学家的偏蔽。而他自己的实际，古时候所谓“经纶”，也正是他的学说的保证。我在当年学过静坐，耽读过他的《传习录》和他的诗，后来虽然抛弃了，但我对于他的景仰依然是维系着的。我相信，他终不失为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一个杰作。泰东要标点他的全集，要我做篇序，因此我也就乐于温理了一番旧业。但不用说也还有一种迫切的要求——是想弄几块钱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不幸这个物质要求却没有达到。泰东版《阳明全集》除掉我的序外，还有章太炎和释太虚的两篇，后来听说泰东对于这两位大师各各送了一百元的笔墨费，但我所用的笔和墨是名实相符的“金不换”，一个铜板也没有换到。

一九二四年是文艺界相当多事的一年。那年是英国诗人拜伦的死后百年祭，也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诞生二百年祭。这都是操觚者做纪念文章的资料。创造社当时是打算纪念拜伦的，已经收集了好些文章，预定在《创造》季刊上出一个专号。但我一离开了上海，仿吾不久也去了广州，因此那个纪念专号也就流产了。当时所收集的一些文章，是在后来的《创造月刊》上发表过。拜伦本是歌德所极端推崇的人，歌德说过单是为了要读拜伦的诗都有学英文的必要。歌德自己也译过拜伦的诗，据《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与海伦所生的那位欧福良，便是以拜伦为典型的。但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却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关于他的纪念文章终竟没有做出。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二十八岁的雪莱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4]

关于纪念拜伦的文章虽然没有做，但关于纪念康德的文章却是做了的，便是《Lobenicht的塔》。这篇小说在《学艺》杂志的纪念号上发表了，曾为北京的《晨报副刊》所转载。作这篇文章的用意，与其说为了纪念康德，倒是想借以讽喻哲学家。尽管哲学家或思想家是怎样的冷静，超然，过着如冰霜、如机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终不免要来萦绕，而且在暗默中还要给他以助力。恶魔说过：“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长青。”[5]这意思可惜没有表现十足，曾蒙受一位作家的讥评说：“文艺作品是人生的反映，不是古人的行状。”是的，我本来是没有意思替康德作行状。

在福冈住了有半年的光景，为了实现研究生理学的志愿也曾去过一次东京，和四川经理员接洽，希图入大学院，继续领取官费。但没有成功，只领到一年前毕业回国时所应领的归国费，结局是仍然不能不作归计。但在回国之前，在十月间又在福冈与长崎间的佐贺县在山中住过一个月。这六七个月间要算是我最多产的一段时期。除开上述的一些译著外，我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6]，写了《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万引》、《阳春别》，及《橄榄》中除掉《歧路三部曲》的全部。当时的生活纪录大体就留在了《橄榄》里面。

在这儿应该补说一下《周报》的下落了。《周报》在我离开上海时已决定停刊，但在将要停刊的时候，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由北京赶到了上海，在第五十二期的终刊号里夹了一张通告，是预告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将要合编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改由北京编印。我接到这终刊号和通告是在五月中旬，同时也接到达夫的来信，说到合伙的事。两三个月以前本来早就由太平洋社方面的人提议过，起初的提议是扩充《创造周报》，一半政论，一半文艺。政论由太平洋社的人担任，由我们把文艺的一半附上去，照旧由我们编制，在上海印行。我在当时却不赞同这种以文艺为政论的附庸的老办法，曾经提出过一种折衷意见，便是一期政论，一期文艺。但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原议也就中止了。待我离开了上海，《周报》已经决定停刊，障碍在无形之间被除去了。因此，合伙的一幕便顺畅地进行了起来。

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合伙在当时的情势上是有充分可能的。太平洋社本来有《太平洋》月刊的商务出版，他们的构成分子大都还是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那个月刊虽然从不曾左右过中国文化界，但在科学与玄学之战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吴稚晖在那儿发表过一些突梯滑稽的论文，把读书界轰动过一下。我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仿吾有同乡之谊，而与仿吾的长兄劭吾又多是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仿吾随着他的长兄留学日本时，是和他们之中的一部人同居过的。其在达夫，则因为多是北大的同事，过从当然更加亲密。有这种种关系，加上我们自己本已有趋向政治的要求，两社的合伙，除掉我自己的一点点洁癖和矜持之外，几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然之数。这层是我一向对于那次合伙一幕的理解，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日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是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的第三卷，蒙出版处改造社的赠阅，我得到了先睹的快乐。卷后有胡风的《解题》，署的日期是今年的一月二十二日，那儿有着这样的一段话：

此时代的鲁迅之活动是活泼的。被作为敌人者是段祺瑞政权之教育部总长章士钊与其支援者的《现代评论》之一派。章士钊在当时自行主唱复古运动，编辑发行《甲寅周刊》，以孤桐的笔名写着评论，因其《周刊》的封面上画有老虎，故被呼为老虎总长。与此勾结的《现代评论》，虽然以太平洋学会和创造社之同人杂志为招牌，但反对的政客俱乐部交通系及研究系为其背景的势力。

原来当时的现代评论社才有这样伟大的政治背景，我这十几年来真正是蒙在了鼓里。不过我在这儿也并不想替别人来请理这番陈账。我不是个中人，对于“支援”、“勾结”与“背境的势力”的黑幕，似乎尚只好采取一个“姑妄听之”的态度。假使那场黑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却敢于保证就连仿吾和达夫都是被蒙在彭里的。达夫早就在叹息着被人利用了作为“小丑”（见他在《现代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小说[7]）；仿吾呢，更是不识时务，他还做过一篇反对章士钊的文章，而且是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号数不记得了，总得在十号以后）。[8]

仿吾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似乎就只有一篇。达夫在开始多得一点，后来也沉寂下去了。我呢？前前后后就只有两篇，一篇是《亭子间中》，一篇是《哀感》。前篇是受不过达夫的敦促，勉强寄去的，同时还写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长的信给达夫，直率地叙述了自己对于他的感情。那信恐怕没有被达夫保留，但写那信的心境直到现在都还能仿佛。达夫、仿吾和我，在撑持初期创造社的时候，本如象一尊圆鼎的三只脚。达夫中途离沪，去北大担任讲师，我是不赞成的。想维持创造社自然是种私心，而达夫的大才小用也觉得不值。但他终竟去了，而且去得如象绝了交的一样。文章尽可在别种刊物上发表，对于嗷嗷待哺的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却一字也不肯飞来。圆鼎子去了一只脚，结局是只好塌台。塌了台之后，达夫代表着创造社参加《现代评论》，然而一个人不免终嫌寂寞，因此在我回上海之后便接接连连地写信来要我的文稿

我当时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弄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屋子里的。有一天一次接到达夫的三封很恳切的信，使我感动得流泪。觉得象自己这样的人依然被朋友在当着朋友看待的。这感激使自己的心境失掉平衡，为要镇定自己的冲动想坐下去写封回信，在间小小的堂屋里，就象被关在笼里的烦躁着的老熊一样，转来转去不知道转了好几十个圈子。

《哀感》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得到孙中山的死耗时所写的一篇短文。那又是因为陈西滢的几次来信的敦促，才寄去发表了的。西滢和我相识是从他在《太平洋》上指摘我和钱君胥所译的《茵梦湖》开始。他后来到上海也曾访问过我一次，但是，是在“五卅”以后了。西滢的信我到现在也还保存着的，不用说是不便发表。他那时劝我到北京去，说要把《现代评论》的编辑全权交给我，甚至于又称赞我是“天成的领袖”。我不知道他是存心鼓励，还是有意调皮，我也不免暗暗起过一番哀感。因此也就把追悼那位真正的“天成的领袖”的《哀感》邮寄了去。

前前后后就只发表过这两篇文章，这对于“背景的势力”似乎也太“背”了一点。

要谈文坛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妙窍，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札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然而此正笔札文学和日记文学之所以当笔诛墨伐矣。聪明的人可以用创作的态度来写日记，而更聪明的人却劝人连日记也不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