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

发端[1]

创造社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闭以来，已经满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但总迁延着，一直迁延了三年。我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要费点工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迁延了三年，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的鲁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号，一位日本朋友K君到我寓里来，谈到中国的文艺，谈到鲁迅先生。

他问我：“鲁迅是怎样的立场？”

我说：“鲁迅是一位用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前颇带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听说是转换到左翼来了。”

——“是的，”那朋友说，“我们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称鲁迅为左翼之雄的。”

K的说话显然含有一种讽刺，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转换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未曾看见。

在临走的时候，那位朋友拿出了一本黄油纸封面的杂志来，递给我，我看时有似篆非篆的“古书多卐”的四个红字。旁边还有一行铅印标识：

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第二号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发行

这“昭和六年”是民国二十年，西历一九三一年，更简切地说一句，就是去年。照那标识看来，自然是杂志了。

K把目录揭开，指示着《上海文艺之一瞥》下署着鲁迅的给我看，他说：“这篇文章很有趣，请你留着读一读。”

我多谢了他，问他：“古东多万是甚么意思？”

他说：“这书的封面背后便有解释。”

翻开封面背后来看，是从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来的一段解说，原来“古东多万”的发音是kotodama，写成汉字是“言灵”；照那解说直译出来是：

“我国之言语之自由的变化，具有一种灵妙的作用之谓。国语之妙用。”

再翻到书后的“编辑余谈”，才知道这“古东多万”用的是“万叶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汉字作为日本字母写成的——竟连日本人都不懂，屡屡质问，问得编辑先生“不耐烦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面背后才引用了那段字典。

我看了着实暗地感叹了一下，我对K说：“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象在这些地方真很困难啦。老实说，我起初看见封面时，我以为你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广告。”

——“哈哈，我起初却把它当成了法西斯谛的机关报呢。”

——“怎的？”

——“有个卐字啦，德国的法西斯谛希屈拉派打的是这个商标。”

彼此笑了一会，K才告辞走了。我便把鲁迅先生的文章翻了出来，原来是鲁迅的讲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译记的。据那译记者“九月十七号在上海”写的短序上说：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秘密的讲演。那讲演的大要在当地的周刊《文艺新闻》上连载了。然而《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顾虑到官方，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删削。但是鲁迅又根据那连载于《新闻》的笔记，更把叙述弄得恳切周到，更适切地辛辣的骂倒直言出来。改写了这篇《上海文艺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写了的原稿向仆讲说了的译录。”

我看到了有“秘密”、有“顾虑到官方”的字样，已经就虔敬起来了。我预想到我们的战士一定展开了一篇左翼理论，对于上海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派[2]一定加了些“辛辣的骂倒”。我如饥似渴地把那二十几页的长文，一口气读下去。看他的确是骂了好些人，骂了鸳鸯蝴蝶派，骂了创造社，甚且对于左翼运动也没有忘记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读到尾上才看见了这样的几句：

以上所说之外还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许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侠小说之类，应该详细解剖，可奈已经没有时间，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讲。

就好象读旧式的章回体小说，读到起劲处，却被“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手法欺骗了的一样，我的一口气软了下来。我鼓着劲要跳过一条三尺宽的沟，鼓得一脸通红，仍然跳不过去，立在沟的边上。象这样的讲演我不知道有甚么“秘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甚么地方要“顾虑到官方”。在《文艺新闻》上所发表过的内容，我不曾见到。鲁迅先生所“改写”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还没有发表出来。我现在暂以一个准鲁迅崇拜者的资格，把日译文中骂到创造社的地方要忠实地——我特别在这“忠实地”旁加上注意点——重译成中文。前后的文脉自然要稍稍照顾到，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译出来：因为鲁迅先生的改写稿一定有发表的机会，即使没有，将来也一定有鲁迅先生忠实的——又来加上注意点——崇拜者来重译全文，我不好把这一笔稿费从别人手里抢来。

讲演的开头是说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这鸳鸯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渐受打击”，“那时有易卜生的脚本之介绍，有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那样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问题剧出现”，以下便论到创造社来了。

此后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专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尤憎恨重译，与同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出阵最初之广告上，言有垄断文坛者，即指文学研究会也。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枝笔实在有点刀的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波陀勒尔[3]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罢？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专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绝大的天才吗？我们鲁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是“辛辣的骂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创作”这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也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你请去尝试一下罢。只要你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是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面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也“重译”过不少的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过不负责任的翻译和重译，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列，创造社也干过些受指摘的事情，鲁迅先生大约就是根据的这些罢？这好象是在说“你恨酸败了的面包，便是恨面包”。吾无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逻辑”。至于广告的一件，那是要请达夫[4]先生负责的，说详本文[5]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反对，主张为人生之艺术，一面创作，一面重视重译，并注意介绍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因为彼等小国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字，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译。而且文学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遂为新敌与旧敌所夹，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创造社，他们既尊重天才的艺术，以主张人生流之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为埋头于闲事，为“俗”（此字原译文有引用符，不知鲁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创造社员的话），且为无能，所以一发见了一个误译，有时便要大卖气力地写一篇很长很长的专论。

第二方面说的是吴宓所代表的学衡一派，第三方面是所谓鸳鸯蝴蝶派。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气力地把创造社来和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继承着《新青年》和胡适之《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可以奉命拥护，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文学的正统万岁！

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该得高呼万岁。我们贵大民国的贵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压迫民族”了。我们贵被压迫民族的贵民族主义的文学呢？在这儿很遗憾，鲁迅先生沾染了点子章回体小说的派头，要等到“下回分解”。于是乎让这一“万岁”也就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出，我们须得学学乖，“顾虑到官方”啦。打个折扣，叫它个半声罢。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卐！

在这儿要加上一个注解。这个屁股上的卐字，就和《古东多万》屁股上的那个字一样，是当作“万”字在使用。“万岁”的一半自然就是卐，但有聪明的读者要把它连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这个罪状倒不自今日始，据鲁迅先生的“一瞥”看来，从与文学研究会反对以来便已经是反动的了。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真正是罪该万死！公然敢反对“声援《新青年》”、“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会，要指摘他们的误译，真正是罪该万万死！哼，你们不知道象“雅典主义”[6]一类的翻译，不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宝吗？你们不知道那些名译，纵不“百世”也会“万年”的吗？我鲁迅先生正告你们：文学研究会者人生之人生也，艺术之艺术也，如此之如此也，这般之这般也；“俗”云何有？岂是“无能”？“无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错误”之仅仅“一个”便足使汝辈之“专论”做出很长很长“一篇”，谁能谁不能乎哉？——好了，我尽力摹仿我们先生的笔调似乎有点不类，然而不类者类也，好象通，又好象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逻辑”。

创造社的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来是胜利了。多数的作品既投合于当时的自称才子辈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帮助，势子一盛，势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务印书馆，也就把创造社的译著来出版了。——这是说的郭沫若、张资平两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来，据我所记得的，创造社便再没有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误译来审查，来写专论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好说得，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Gorotsuki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们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样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灵的推想和记忆，便把一群人的罪状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来，这是何等折狱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这儿也隐隐泄漏了一点天机。他在上面骂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在这儿把文学研究会的五个字写成了商务印书馆。哦，原来文学研究会就是等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记”的买贿的！（至于说到我和商务印书馆发生买卖关系的详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与创造社无涉，我在本书中要提供一些事实出来，在这儿暂不赘述。）

却说，因为新上海到底不是旧上海之故，创造社员在凯歌声里终自觉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书店写商品，虽是种种的努力，然从老板一方面看来，就和眼镜铺的show—window（门面玻璃窗）中装饰着的纸扎人物之活落活落的眼睛一样，不外是以广招徕的广告而已。

这一段把创造社员叙得又如此有自觉。因为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在替书店老板写商品，在show—window中做着广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扬扬得意的！

于是乎才希图独立出版，书记老板便把他们向裁判所告发了。

这一句话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这儿所说的“书店老板”自然是指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幸好赵南公还没有死，创造社的几个人也都还活着，创造社设出版部时，原来赵南公是提起过诉讼的吗？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伟大的“正人君子”的脑神经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许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也并不是甚么不名誉的事。我想，怕是脑中的记忆有点绞线，在这儿把新青年社和创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后来终竟独立了，一切的书籍大加改订，改印刷，新开起店子来，然而旧老板方面也永远地用着旧板，一味的印刷，贩卖，年年闹着甚么“纪念大廉卖”。

这几行倒很近于事实，甚么“纪念大廉卖”——这是九州万国凡百商行所惯用的骗钱调门，自然不限于上海，不限于上海的书业，不限于泰东；然而这种极普遍、极陈套的现象，落到我们大小说家鲁迅先生的手里是怎样地“着手成春”了！因为这个现象一局限到这儿来，便是说；创造社的作品屁钱不值！

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如意地赚出钱来，创造社的人们之走头自然是朝比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广东跑去了。于是乎便有“革命文学”这个东西出现。然而怎样的作品也没有。在上海呢，连那样“革命文学”的名字都还没有出来。

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来的，然而意思还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谓“革命文学”也就是那几个“流痞”所想出的骗钱的幌子。我们这位“左翼之雄”的鲁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释真可以算得是超马克思主义的。但可惜那几个“流痞”所闹出的事实和先生的推论全不相符。创造社出版部的独立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流痞的一员成仿吾是以一九二五年六月去广东，当的是广州大学的理科教授[7]。还有几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郁达夫，和一位新入流后又拆了伙的王独清，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从上海出发往广东的。这“三一八”是一个纪念日[8]，在这儿自然用不着我来做“宣传大纲”。几个流痞刚好在这个纪念日上动身，这个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脑里。我记得那天在下雨，在黄浦滩码头上送我们上船的有一位楼建南[9]。走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还有送行的人做见证，可恨这个日期不好自由创作。就这样，我们在这儿还是应该痛骂那几位创造社的痞棍，为甚么那样早便跑向广东去了，没有停一下造些事实出来和我们鲁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们的“正人君子”又形同捏诬地自由创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译文中说的是“一昨年”，大约是指1927年），“革命文学”这个名称才旺盛了起来，主张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不消说是有它社会的背景，是因为一般的民众和青年们中有了那样的要求。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奔走于实际运动，在那时还没有甚么显著的革命文学，然而到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地鲜明了起来。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大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剩下的青年们又入了被压迫的境遇。在这儿，革命文学才在上海成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和别国不同，不是由于革命之高扬而盛，而是由于革命之挫折。其中虽也有几位旧文人投了指挥刀又来干笔墨的旧业，有若干的青年由实际活动赶了出来不得不借此以谋生路，然而实际上具有社会的基础，新分子中极坚实而正确的人多所存在。然而这时候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看来，是还没有经过十分适切的计划，错了的地方怎么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错处就是骂了鲁迅先生。）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加以细密的分析，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够运用的方法，便想机械地拿来运用。（这大约是责备那时的运动过激了的意思，在这儿正表示着鲁迅的认识之极不正确。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文艺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艺是只有纯粹的战斗）。第二，他们，特别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东西，以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简直好象是只要革命一到来，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镳杀干净，使人对于革命只是怀着恐怖。（这一节不知道是根据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区区浅学，指不出出处来。）其实革命决不是杀人的东西（阿弥陀佛），而是活人的东西（再来一个阿弥陀佛）。象这种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这句话原有引用符，未详出处），而自行痛快的态度，这也不好怎么说得，只好说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毒。

这一段文章说得倒还风凉，不过先生的苦心我们是不好忽略看过的。便是一九二七年连到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坚实而正确，只是创造社的几位旧人都是投机的家伙，而且带着“极左的凶恶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碍。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痞打进阿鼻地狱[10]里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份，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份。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的！”

是的，我们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也是创作。他在“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历史。（须要注意：“才子”者轻薄之谓也。）

鲁迅的《一瞥》是很长的一瞥，在下文他还把近年来的左翼文学运动“瞥”了一下。在这次运动中最可庆幸的是我们鲁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说得象煞有介事。不过他叙述创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这儿，以下我不便再多事征引了。创造社遭了封闭的一节，鲁迅先生是绝口不提的，当然这在“正人君子”看来正是那痞棍集社的恶贯满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团的团长一样的前田河广一郎从前到过一次上海，因为创造社的人没有欢迎他；待他回国之后听说创造社遭了封闭，他便大大称快，在他的机关报《文艺战线》上做了一篇痛骂创造社的文章，说是中国的Ultra[11]派（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极左派）被中国社会清算了。我看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实在赶不上我们中国的“左翼之雄”，因为象那样鼓睛暴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场来，何如闭着眼睛连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

总之，我应该感谢鲁迅先生，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来写这部《十年》。但我在这儿还要附带着声明一笔，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12]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象鲁迅先生的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13]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还有，我这《十年》也不好就说是历史，因为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由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所写出来的小说。象鲁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艺史。

后代的文艺史家一定要从那儿取材的。所以我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说它是历史。

究竟是个甚么东西呢？——说本色些，就说它是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