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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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去往返了一次，费了三个礼拜的光景，在七月中旬[1]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很不愉快的是《新晓》的预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着我不在，把我锁好了的书桌的抽箱打开了。——因为他和我的书桌是相同的形式，钥匙也相同。他把我的两篇旧稿取出了。一篇是我译的葛雷的《墓畔哀吟》，另一篇是名叫《Love Lane》的随笔。Love Lane是静安寺路上的一条小巷，离马霍路不远，华名用的是那几个字，我不记得了。那个名字在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诗意，地方也很幽邃，直译出来便是“情侣弄”或“爱情弄”[2]。我住在马霍路时，晚间每爱到那儿去散步；每次要遇着好几对逍遥着的西洋男女，大约都是些“情侣”。我自己的“情侣”呢？时常是我自己的影子。那篇随笔便写的那种情趣，原稿后来失掉了。

主任先生不得到我的许可，便任意打开我的抽箱，攫取我的文字，把我来做他所编的《新晓》的幌子。这使我大不愉快。编辑所里的人都劝我登报声明，于是在《学灯》的一角上，在我回沪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启事。[3]启事也没有揭穿，只是说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而已。这样含糊的文字自然有为它注释的活着的脚，上海虽大，大家也就晓得我为的《新晓》了。到这时候那太聪明的书店老板才知道我和主任先生是不能合作的。他见了启事便跑到书店里来，谈了些和衷共济的话。有人向他谈到了私下打开抽箱的事，他拿着也就没有办法。《新晓》停办的话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他说以后便不出《新晓》，专出《创造》。

从那时以后，书店老板便把对于王主任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遇着人便骂，骂他编纂了三个月连一本小杂志都编纂不出；骂他太不负责任，做出了对不住人的事。这样一来弄得那主任先生的响鞋，响得愈见焦躁，但是脸上的雪花膏却少涂了，香水也少打了。有一天清早，他还睡在床上的时候，有一位娘姨跑到编辑所里来叫醒了他。

——“王先生，太太叫把这架风琴拿回去。”那个“囝囝”便被她抱下了楼，坐着黄包车走了。

原来那架风琴是P公馆的东西。P是组织泰东书局的一个人，家眷住在上海。有一位成了人的女公子在学英文，编辑主任由书店老板的介绍在担任那儿的家庭教师。风琴是从那儿借来的。P家对待西宾似乎很有礼节，往常每每有鸡肉和清蒸鳖鱼之类的食品送到编辑所里来。大家都称王先生为未来的驸马，王先生亦隐隐以此自命。囝囝风琴一被搬走之后，于是乎驸马公的希望也就随着朵奶妳向空中消逝了。用所谓《春秋》的笔法来说，或许这一段姻缘是由我拆散了的。但是当年的那位密司P，假如看见了我这篇文章，她就和我们的《创造》没有被《新晓》污辱的一样，我倒要请她感谢我的。

这时候文学研究会的人又来提起过入会的事。在七月中，他们要在上海开一次大会，在开会之前的两三天，李石岑写了一封信给我，传述振铎他们的意思，要我加入文学研究会，并限我在一天之内答复（有人说过就象是哀的美顿书）。石岑那时已经进了商务编译所，《学灯》是让振铎在编辑的，他不消说也是加入了研究会。但他的提议，我却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暑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和我同住在编辑所里。他搜集来的资料是王独清由法国寄来的一首长诗名叫《支那》，和一部《新月集》的翻译。《支那》似乎是惠特曼式，但对不住我们的“情调诗人”，我在原稿中便替他毁弃了。《新月》却替《支那》报了仇，叫我流了好几斗汗水。《支那》既不能采用，伯奇碍在他们的友谊上，始终要叫我赏玩《新月》；于是乎在那上海市上的100℉以上的炎热之下替他渲染起来。那部《新月》除掉一些单语单字外，真可以说一钩新月。

当年的上海市的确是炎热得不堪，有时候热到一百度以上。坐在马霍路的楼上就使一事不做，也象面包烤在炉里，汗水不断地迸出。但是在吃别人的饭自不能不努力地做点事情，倒是做着事情反可以把炎热忘记。那时候我在开始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伯奇在翻译《卢森堡之一夜》[4]。伯奇是从法文翻译出的，那书在描写性的一方面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译本都替作者删削了。伯奇为此颇为碍难。我劝他全译，但他有所顾虑，终于把原文删节了好些。

号称为编辑所的地方，丝毫组织也没有。本是一所二楼二底的弄堂房子，楼下做了堆栈，五六个人通杂住在楼上。做工、会客、睡觉，在那儿是三位一体。中国人的客，有事来商量的很少，无事来消遣的很多。客一来总是高谈阔论，起码总要坐上两个钟头。编辑所里有五六个人，平均每人一天一个来客，你一天工夫便要整个地费掉。在这种环境中，译事很不容易进行，创作的机会更是没有。本来是有躁性狂的烦闷者在上海不免又烦闷起来了。因此伯奇和我便有拿着工作暂时到乡下去做的计划。就在七月下旬，我们一同到过一次镇江。

在镇江游了金山，登过金山寺的塔。塔是木造的，涂着红色。塔下的门锁着，要缴纳若干钱，和尚才来替你开门。塔上的眺望当然是一个壮观，可惜我的记忆已经完全消逝了。我只记得塔壁上纵横狼藉地有无数的题名，也有些西洋人的题名杂在里面。

焦山有定期的小蒸汽船往还。坐船上了焦山，一山都是寺院。那些寺院的和尚就和四马路上的野鸡一样，专门在做拉客的生意。我们初到，自然是外行，在开始走进的一个寺院里便投入了他的罗网。大和尚拿了些茶点来款待，又展示了那寺里所藏的寺宝。他听说我们是来避暑的，便愈见殷勤起来。我们要到山上去游玩，他便派遣了一个“小童”来跟着我们。他所称的“小童”其实是和鲁智深相差不远的大汉，任随你走到那儿，他都在后面跟着。各个寺院都有所谓“寺宝”，看了便要你出钱。我们两个宝贝看了的“寺宝”也很不少，但只有焦山寺的“无惠鼎”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连“瘗鹤铭”的所在我都是模糊印象了。

大汉又把我们引回了他的寺院，那儿已经替我们预备下了一桌很丰盛的素菜，和上海的素菜馆子功德林的上等席面相差不远。菜虽号素，用的通是荤名，而且还为我们备下了一些“素酒”。我们见了，不是酒的事，只是愁的事了。我不知道这一席款待究竟是要我们付多少钱。我一面用素餐充着饥肠，一面用日本话诉着愁肠。我很感觉着焦山这个名目倒不愧是座焦山。把饭吃完之后，结果是拿十块硬洋来抵塞，故意用了硬洋者也是因为十块硬洋比一张十元钞票来得更有实感。那位大和尚倒还客气，他说我们施舍得太多了。这一句话真是天来的佛音，才把我从焦愁解脱了。我就是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究竟那十块钱是给得太多，还是给得太少。假使是少了，而能使那大和尚不说话，怕或许是我们的日本话奏了功效。那秃头大师说不定把我们当成了帝国主义者了。

但是，十块大洋！这在大和尚看来或许不会多，而在我穷小子却不算少。我带去想在乡下住一个月的费用已经用了三分之一。焦山，避暑，还是滚他妈到阿鼻地狱里去罢！不用说我们就在那天也就退回了镇江。

游了一次焦山，花了十几块大洋，换来的是在这儿再写几行卖钱的文字。

焦山的北面，峙立在江岸上的是北固山，那山上有有名的甘露寺。我们游了金、焦二山之后，北固山没有再去了。但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一首唐诗，便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那开首两句是：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这青山绿水的几个字隔了二十几年才使我感受了惊异。我想在唐时的北固山上或许会有一些林木，而扬子江里面的红水断不会是绿化了的。大约那位王湾先生也是一位大天才，大创作家，他在夜里泊舟，并没有看见山，也没有看见水，只是按照着自己主观的观念做出了那首杰作。不然，他或许是一位红绿盲，不能辨别水色，也不能辨别山色，只沿用着通常的习惯语，言水必冠以绿，言山必冠以青。

由镇江折转到无锡。我们要到无锡去，是因为住在那儿的朱谦之写过一封信来，说那儿的惠泉山有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听了他的话，便也到了那儿的惠泉山。那儿的确是有“希腊的风味”，但不是古典的希腊，而是现代的希腊。山是一座童山，山下丛集着一些颓废的节孝祠，谦之和他的朋友们便住在一座节孝祠里面。那儿倒还好，比西湖还好的好处，便是可以少花钱。我们到的时候，谦之已经到了南京，由他的朋友们招待着我们，我们也就在那家节孝祠的一间楼房里住下了。

楼下有两尊木板床和一张方桌，平常大约是做泥人的匠人住的地方。邻接的空敞的楼房里，沿着楼壁还陈列着好些未上彩色的泥人。匠人们是回去了。为甚么回去了，在当时也听人说出过一般理由，但我已经没有记忆了。我想或许怕是各处的商场被西洋囝囝占领了的原故。楼房头上直接露着瓦顶，白天很可以纳暑，晚来蚊子的大军逼着我们只好在帐子里面过笼城生活。就这样在那儿住了有一个礼拜光景，工作丝毫也不能做，并连逼在近旁的太湖都不曾去过，又只好“逃之夭夭”了。

逃回上海之后，仍然还是住在马霍路的楼上。但在我们去避暑的期间中，有一位显客来访问过我。那便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之一高梦旦先生。梦旦先生来访问我，这个异数的光降，就好象汉光武访问严子陵，或者是象亚烈山得[5]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特别受了惊惶的是书局老板赵南公。在我回到编辑所时，南公老板来看我。他说梦旦一定是想找我进商务编译所的。他同时也向我提出了一个消息，是安庆法政学校的校长光明甫给他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代聘一位英文教习，月薪是每月二百块大洋。他的意思是要我去担任，遥领着他的编辑。但我这个不识抬举的天生成的“流氓痞棍”，却没有胆量去拿那一笔大钱。我自己自然也是学过英文的人，但我的英文仅仅能够看书，除掉参考着日本文或者德文译本也勉强能够翻译翻译之外，要讲几句“不落肯的因革利徐”，我连上海的茶房都还赶不上。钱自然又何尝不想拿，但恐怕上了课堂立地便会被学生哄掉。我这位胆小的“痞棍”在那时才推荐了达夫，因为达夫的英文程度的确比我高明，他那时还是东大的三年生，学的是法制经济。学那种功课的人平常是可以不必上课的，只要在试验之前把别人抄的讲义借来或买来——日本的苦学生多有抄讲义来发卖的人——准备一下，试验便可以无事地渡过。达夫的头脑很好，我相信他有这样的本领，所以便推荐了他。我并且说，达夫来也可以遥领泰东的编辑所，比起我来是更要拿手的。

我在当时已经是在准备退路了。住在日本的时候，就象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象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我深切地感觉着我自己没有创作的天才，住在国内也不能创作。——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弄出。象我这样没有本领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因此，我又想到还是继续我的学医安全些。世间有很多不怕死的病人，吃饭想来大约也是不会成为问题的。

南公听见我说达夫可以遥领编辑所的话，他很诧异。“怎么样？”他这样问我，“你是打算进商务吗？”

——“笑话！你未免神经过敏！我是打算暑假过后折回日本去。”

——“为甚么？刚刚架好步势，为甚么就走？”

——“不行，在上海不能创作。”

——“到乡下去怎样？”

——“乡下也是一样，这次跑到镇江和无锡去，花掉了几十块钱，得到的便是这样的一个教训。”

——“我在这样想，想把编辑所移到西湖，让你在西湖去做文章，跑印刷和管校对的人就留在上海。你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我在心里笑了一下。赵南公在他的烟瘾过足之后本来是很可以想些妙计的，但在我以为妙的，少有看见过他实行，而他所实行着的我却是很感不妙。我住在他的编辑所里，差不多是在唱独脚戏。跑印刷所，管校对，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在搞。“哼，他要把我移到西湖，”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但我对他说，“西湖还是一样。西湖我同仿吾也去过一次，终竟是不能安定的。中国没有可以使我们安定的地方，无论到甚么地方去，都感觉着颓败，感觉着压迫。”

——“怎么样呢？杂志呢？”

——“自然要办，唯其要办，所以我才要折回日本。我在那儿多少还可以做些文章，同时有达夫回来兼顾，你是可以不必愁的。”

“把你的日本太太和公子们接回来怎样呢？”

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这一层，他定然是以为我的性欲不能发泄，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术讲来，一切的烦躁都是由于性欲的不满足，那我们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术的大家。但他却没有想到我一个人白吃着他的饭，好象是奴隶，又好象不是奴隶，已经有点难耐了。

——“他们回来是愈见使我累赘的。总之，达夫很好，只要他肯回来，那便甚么都不成问题。”

谈这些话的时候是在八月中旬的上午。我们就在那天决定了去请郁达夫回来，先由我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同意。高梦旦先生那儿我却摹仿了一次孔二先生的办法，便是“阳货归孔子蒸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我听说梦旦先生白天是在商务编译所里办公的，我便跑到他的公馆里去投了一张回拜的名片。但在这儿我要声明一句：我并不是比梦旦先生为阳货，比我自己为孔丘，只是我自己怕见名人的怪癖使我采取了这样一个滑头的办法罢了。

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里面本来是有好些同学在那儿做工作，如象郑心南（贞文）、周颂久（昌寿）、何公敢诸位，在当时的薪水虽然没有欧美留学生多，但在实际上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他们肯到马霍路来看我，我也时而到闸北去访问他们。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到商务编译所里去会我的那几位同学。那时候梦旦先生正在邻室会客，他听见同学们在和我谈话，便特别跑过来和我见了一次面。那老先生的态度异常诚恳，人很魁梧，声音很宏朗，神采于质朴之中带着精干的气味。我一看见了他，便觉得和我父亲的面貌很相仿佛。那天他说到他日前来访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位侄子得了肺结核，想到福冈医科大学去就医，要想问我些那边的情形。我便谈到我不久要转回福冈，梦旦先生便决定了让我回福冈之后再送他的侄子渡日，好托我照料。

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6]，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子里请吃晚饭。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伯奇那天愁他没有衣裳穿，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两块半钱缝就的一套法兰绒的西装，我是穿的夏布长衫。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

那时胡适大博士受了商务印书馆的聘，听说就是梦旦先生亲自到北京去敦请来的，正在计划着改组商务编译所的大计划。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 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象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脚登场总是在最后的。——光荣到了绝顶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长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的身材，我们在那儿的像片上早是看见过的，只是他那满面的春风好象使那满楼的电风扇都掉转了一个方向。梦旦先生向我们介绍，他殷勤地和我们握手。

梦旦先生说：“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

我脸上的肉不免麻了一下。

——“很好的，”这是博士先生的第一声，这三个字好象是他的习惯语，我以后便听见过他说过无数次，“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老实说，在上海的书业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务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地方，这点知识我早是有的。假如在我和泰东发生关系之前，商务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费俄顷的迟疑，或许早就唯命是听了；但我不幸一回国后，便和泰东发生了关系。我要想“朝高枝飞”吗？这个行为是something like[7]“革命”的。

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这样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博士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

他这样的一问，我没有摸准确是怎样的意思，但至少是感觉着受着了一种要求，便是要我说出一句客气的话。这话却没有立地构想得出，我只含糊地笑了一下。

就席的时候，梦旦先生并没有照着西洋的礼节，他是坐在那长餐桌上手一边的正中，胡博士坐在他的左手，我是坐在他的右手。博士时时隔着梦旦先生和我打话，在席终用茶点的时候，梦旦先生索性把我让在了他的左手去，和博士并坐了起来。谈的话很零碎，我现在也只能零碎地记得一些。

博士说过：“我们的朋友陶孟和的夫人[8]最近把海涅的诗选译了，将来要作为‘世界丛书’的一册出版的，她把那首《Dubist ein〔e〕》[9]译得真好。”

我听了他说出这一番话，才知道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文发音好象很有点“不落肯”。

他又告诉我：“某君〔这位先生的名字恕我忘记了〕[10]译了Drinkwater[11]的《林肯》，不久便可以出版。那部戏剧写得异常之好，把古事写得和新事一样。”

他回头又问我：“你近来有甚么新作没有呢？”

那时候《学艺》杂志上正在发表着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戏剧《苏武与李陵》的序幕，我便问他看过没有，正打算说出我要做那篇戏剧的大旨和细节时，他已经插断了我说：“你在做旧东西，我是不好怎样批评的。”

此外还谈了些事情，我无庸缕述了。但我在这儿要叙述一件我们的大博士对于我的小小的奉仕。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我们的博士！

散席的时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国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