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的日记与明信片选录
弗赖辛的朗诵会不算太坏，但不知是听众或我，总有一方太沉闷了。会后在一家修道院改装的餐馆用餐，有穹形天花板——我喝太多了。
每次来德国，来到四季大饭店这种地方，我都不禁想到其中的对比，衣着华丽的饭店客人——正式得要命的生意人——和那些故意不修边幅而沾沾自喜，跟蓄意惹家长冒火的青少年相差无几的记者。这是一个强烈自相矛盾的社会——跟我们极相像，比我们更领先，也比我们更堕落。
不知是时差或我又有写新小说的点子。我什么东西都读不下，我没法子阅读任何连续的东西；我的思维跳跃不停。客房服务点餐菜单；房间供应用品清单；本来不想带的诺曼·谢瑞的《格林传》上册——想必是心不在焉时塞进手提袋的。我只能读看来似乎很重要的那几段的最后一个句子。段落结束处的空白前的最后一句话。偶尔才会有一个位于段落中间的句子引起我注意。我不能连续阅读任何东西，心思总是跳来跳去。
谢瑞写格林：“从他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下了不少工夫追求低贱、卑污、肉欲、变态的一面。”不知我的日记是否也如此，希望是如此。想到社会预期男性作家追求低贱、卑污、肉欲、变态（甚至视之为常态），我就觉得如芒刺在背。如果我也鼓起勇气追寻更多的低贱、卑污、肉欲、变态，对我的作家生涯绝对有裨益。但追逐这种事的女性会被逼得自觉可耻，要不然就得为自己辩护——仿佛在吹牛——显得荒诞可笑。
要是我付钱给一个妓女，让我观察她跟顾客交易，记下最秘密的幽会的每一个细节……这岂不就是作家该做的事吗？但某些题材是女作家禁地。就像性别历史上的双重标准：男人大可有段放荡的过去，甚至因此魅力倍增，女人却不成，即使经验丰富也最好别声张。
我开始构思新小说了；纷乱的思绪其实很集中，跟时差无关。我构想的是一位女作家，比我更极端——更极端的作家而非更极端的女性。她竭尽一切可能去观察事物，吸收一切细节；她不见得想要维持单身，但她相信婚姻会限制她。倒不是说，她凡事都要亲身体验——她对性冒险兴趣不浓——可是她真的什么事都要亲眼看见。
假设她付钱给一名妓女，以便旁观她跟顾客在一起。假设她不敢一个人做这种事——假设她跟一个男朋友一起去（当然是个坏男朋友）。而因为这次观察，她跟男朋友之间发生了一些非常耻辱的事，导致女作家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中间发生的事，不仅是低贱而已——太卑污、太变态。这本小说要证明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女作家满足观察需求时，做得太过头。而实际上发生的事——跟妓女有关的特定经验——如果作家是男性就无所谓，谈不上耻辱。
谢瑞在《格林传》中提到“小说家有利用自己与他人经验的权力——和需求”。谢瑞认为，这种权力，这项可怕的“需求”，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观察与想象的关系，却比不择手段更复杂。我必须想象一则好故事；所有的细节都必须逼真。在撰写逼真细节的过程中，如果有部分细节确实是真的，会有帮助。不必夸张个人经验的重要性，但观察确有必要。
这绝非时差；小说出现了。从付钱给妓女开始，这是种传统上掺杂着耻辱的行为。不对，笨蛋！——该从坏男朋友开始！我一定要把他写成左撇子。草莓金赤红发的男朋友……
我烦透了汉娜老告诫我，该为“正确”的理由关掉我的生理时钟而结婚，不要“只是”因为我的身体想生个小孩。汉娜也许天生没有生理时钟，可是她对自己身体的所有其他希望都很有反应——小孩除外。
（写给汉娜的明信片，正面是汉堡肉市场里各色香肠的照片。）
我原谅你，可是你也未免太容易原谅自己了，每次都这样。
小露丝
斯图加特的朗诵会结束后，年轻观众尽探问些美国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我的书在抨击美国的社会，他们怂恿我尽情表达他们以为我采取的反美立场（访问我的记者也是这种态度）。他们也想知道我对德国统一的看法。一般美国人对德国人又作何感想？我们乐见德国统一吗？
我告诉他们，我宁可聊聊如何说故事。他们没兴趣。我只能说，我对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不感兴趣。他们不喜欢我的答案。
新小说里的妓女，应已人老珠黄——女作家碰到她不至于退缩。她的坏蛋男朋友本来想找个比较年轻貌美的妓女。读者可以预期这男朋友不是个好东西，但女作家没料到会发生什么结果。她只顾专心观察妓女——不仅是妓女的顾客，更不是机械化的做爱动作，而是妓女房间内外的细节。
该提及女作家对男人的若干偏好或嫌厌；说不定她会问妓女，如何克服肉体上对某些类型男人的厌恶。她会拒绝某些男人吗？想必有的吧！妓女也不至于完全不在乎……男人的某些特征吧。
场景要设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一）那儿有合法的妓女。（二）我要到那儿去。（三）我的荷兰出版商是个好人；我可以说服他陪我去看妓女，跟她们聊天。
不对，笨蛋——你应该自己一个人去找妓女。
从斯图加特飞到汉堡，再搭车前往基尔。一路看到好多母牛。这儿属于荷尔斯坦因省——荷尔斯坦因乳牛的老家。司机是我出版商的业务员。我每次都会从业务员学到一些东西。这次这个告诉我，德国读者预期我比实际上更“政治化”，因为所有社会评论都涉及政治。他说：“你的书很政治化，但你本人不会。”
我不确定这是批评，或只是陈述事实，但我相信他。基尔文化中心的朗诵会来了好多人，读者发问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试着把话题转移到说故事的手法上。我说：“我就像个制造家具的工人，咱们谈谈跟桌子、椅子有关的事吧！”我看得出，他们要的是更复杂、更具象征意义的答案。我解释道：“我在思索一本新小说，讲一个女人的人生进入某个阶段，她决心结婚——不是因为有个她真正想嫁的男人，而是因为她对坏男朋友感到厌烦。”笑声稀稀落落，所以我又用德文说了一遍。笑声比较多了点，但我猜是笑我的德文。
从基尔饭店的房间，可以看到海湾里的渡轮。它们是从瑞典开往丹麦。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跟亚伦去搭渡轮。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跟丈夫和孩子一块儿旅行，还有孩子的保姆。
我要写的女作家：她相信婚姻会剥夺她观察世界的自由吗？如果她结了婚，可以跟丈夫一块儿去找妓女聊天呀！对女作家而言，有丈夫应该带给她更多观察世界的自由。但也许我要写的女作家并不了解这一点。
不知道亚伦是否会拒绝陪我去看妓女跟她的顾客在一起。当然不会吧！但是我真正该邀来陪我做这件事的人，其实应该是我父亲。
（写给父亲的明信片，图案是汉堡红灯区的妓女橱窗。）
想念你，爹地。对不起我说了那些话。我太恶毒了。我爱你。
小露丝
从汉堡搭机到科隆，开车从科隆到波恩；大学好壮观。
观众中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眼睛（凡是访问我的记者都问过了）。发问者是个年轻女性；看起来像学生，英文说得几乎没有瑕疵。
“谁把你打成这样？”她问。
“我父亲。”我告诉她，“他用手肘撞的。我们在打回力球。”
“你父亲那么年轻，还可以跟你打回力球？”她问。
“不，他不年轻。但他身体很好。”
“那你一定打败他啰？”
“是的，我打败了他。”
但朗诵会结束后，那个女学生递给我一张字条。我不相信你的话。是别的人打了你。
我也喜欢德国人这一点：他们会自己做结论。
当然，如果我以第一人称写一本女主角是女作家的小说，等于是邀请所有的评论家为它贴上自传的标签——认定我写的就是我自己。但我不能因为担心出版后引起的反应而放弃某种写作方式。
我几乎可以听见亚伦对我一连写两本以女作家为主角的小说颇有烦言；但他也说过，编辑不该建议作者写什么或不写什么。我一定要记得提醒他这件事。
但关于新小说，更要紧的是：坏男朋友到底做了什么事，让女作家在观察过妓女跟顾客交易的情形后，觉得羞愧莫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
也许看过妓女跟顾客在一起后，男朋友色欲高炽，他跟女作家做爱，却又使她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女人。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恶劣的性经验而已。必须是更坏的事，更大的侮辱。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小说的这个阶段比实际写作更有趣。一开始，充满了各种可能。等到选定所有的细节，每写一个字就投入更深，选择的机会也愈来愈少。
要寻找妈妈，还是不要；我希望，有朝一日她会来找我。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够要紧的事？我指的是会促使妈妈来找我的事。父亲的死；我结婚，如果我结的话；我生小孩，如果我生的话。（即使我有勇气生小孩，也只要生一个。）说不定我该公开宣扬我要跟爱迪结婚。这可能会引起妈妈注意。不知道爱迪会不会配合——毕竟，他也想见她！
（写给爱迪的明信片，正面是科隆大教堂美轮美奂的穹顶——德国最大的哥特式大教堂。）
跟你会面，交谈……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一晚，截至目前为止。希望很快再见面。
露丝·柯尔上
（写给亚伦的明信片，图片是莱茵河畔的壮丽古堡。）
编辑大人，请帮我选一个书名：《她的前任坏男朋友》或《我的前任坏男朋友》。两个题目我都喜欢。
爱你的露丝
又及：买这栋房子给我，我就嫁给你。但我想我无论如何都还是会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