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兼差当女侍的售货员，死在位于吉拉德路与贾维斯街交叉口的公寓里。以她的收入是住不起这种公寓的，不过她把这地方分租给另两个也做售货员的女孩。三人都在伊顿百货公司卖胸罩。
对死去的女孩而言，能够到百货公司工作可说是高升。她本来在一家叫做“奶罩吧”的店卖内衣。她常说，奶罩吧位于艾文纽路老远的另一头，几乎已到了去动物园的半路，这当然是夸张。有一回，她还跟室友开玩笑说，从动物园去奶罩吧的顾客，比从多伦多去的还多，那当然也是夸张。
室友说，死掉的女孩很有幽默感。她们说，她夜间当女侍打工，因为她常说买奶罩的时候碰不到几个男人。她在飞行食物马戏班上夜班已经五年了，人家雇她是因为——跟在那儿工作的其他女人一样——她穿T恤挺好看。
飞行食物马戏班的女侍，一律穿非常紧身、领口开得极低的T恤，领口下面正中央有个汉堡图案。汉堡长着翅膀，伸展开来正好盖着女侍的乳房。室友发现尸体的时候，死去的年轻女侍身上就只有这件紧身低胸、飞行汉堡盖住乳房的T恤。值得注意的是，T恤是她死后才套上身的。她胸部有十四道刀伤，可是飞行汉堡T恤上没有一个洞眼。
两位室友都说，被谋杀的女孩当时未跟任何人“交往”。但公寓并未遭人破门而入——是她让人家进门的。她还请这不知什么人喝了一杯葡萄酒。厨房桌子上有两蛮杯酒——两个杯子上都没有唇印，留下的指纹也全是她的。所有的刀伤伤口都找不到纤维——换言之，她被刺的时候身体是赤裸的。要么她光着身子时让人进入公寓，那么她跟对方一定非常熟，要么她就是被人说服，不怎么抗拒就脱光了衣服——有可能受刀尖胁迫。如果她遭强奸，看不出她做过反抗——说不定也受到刀尖胁迫——要不然她就是心甘情愿发生性关系，这又不大可能。反正无论如何，她遇害前不久有过性行为。
不论对方是谁，都没有戴保险套。室友告诉最先来侦讯的警察说，她们死去的朋友一向使用子宫环。不过这回她也没用，进一步采证显示，她可能是遭到强暴。飞行汉堡T恤的线索，指向凶手是在飞行食物马戏班认识她的——不是在伊顿百货公司或奶罩吧。再怎么说，凶手可没有杀死这售货女郎，然后给她套上一件胸罩。
调查本案的两位凶杀组探员，最近才被派一块儿工作。男的那个，麦克·卡希尔警官，是从重案组调过来的。他虽然蛮喜欢凶杀组的工作，但他的基本心态却属于重案组。他倾向于跟静止不动的东西打交道——所以他偏好调查事与物，而非人。他宁愿在地毯上找头发，在枕头上找精液痕迹，也不愿找人谈话。
卡希尔的女同事正好跟他配合无间。她是警察出身，一头及肩的红棕色头发已经开始花白，总被她塞在帽子里。玛格丽特·麦德蜜探员善于跟人交谈，诱导他们说清原委，她吸收资讯真像一具吸尘机那么厉害。
浴帘上那道已经干涸的血痕是卡希尔发现的。他推论凶手杀害售货员、替她穿上飞行汉堡T恤后，还从容不迫洗了个淋浴。他也在肥皂盒上发现血迹——是凶手右手掌缘留下的模糊痕迹。
麦德蜜负责找室友问话。她把焦点放在飞行食物马戏班，任谁都会这么做的。这位侦探相当笃定，主嫌是个对那些身穿有翅膀的T恤的女侍——或至少是她们之中的某一个人——特别感兴趣的男人。他可能是遇害女郎的同事，或老顾客。说不定是新男友。但很显然，遇害女郎对凶手的认识，远不及她自以为的那么清楚。
餐厅距女孩的公寓很远，步行不可能到达。如果凶手从店里跟踪她回家，查知她的住所，就得开车——或乘坐另一辆计程车——跟监她搭的计程车。（室友说，遇害的女侍从飞行食物马戏班回家，一定搭计程车。）
“给她套上那件T恤，一定会搞得蛮手血腥。”卡希尔对同伴说。“所以他才要淋浴。”麦德蜜应道。她愈来愈不喜欢凶杀组的工作，不过倒不是因为卡希尔这种莫名其妙的评语。她蛮喜欢卡希尔的，但她真希望能有机会跟遇害的售货女郎聊聊。
麦德蜜对受害人的兴趣总比凶手来得大——倒不是说，捕获真凶不能给她满足感，但她宁可换一种可能，告诫那个售货女郎，不要让随便什么人进门。她知道，这种想法对侦办凶杀案的警探实在太不合时宜。也许她该请调失踪人口组，还比较有可能在当事人变成受害人之前找到他。
麦德蜜断定，自己宁可搜寻有可能遇害的人，而不想追缉凶手。她把这想法告诉卡希尔，卡希尔的反应很冷静，他说：“也许你该请调失踪人口组，玛格丽特。”
后来在车上，卡希尔提到，染满鲜血的飞行汉堡T恤那一幕，够他下半辈子都不想吃荤了，但这番话没能转移麦德蜜的想法。她已经在盘算，到了失踪人口组工作，从此就只需找人，不需要抓人。她判断，失踪人口以年轻女性居多，其中会成为凶杀案受害者的不在少数。
在多伦多，被拐带的女性很少在城市里找到。她们的尸首通常出现在四百零一号公路沿线，或——等乔治湾破冰，森林里的积雪融解后——残骸会在派利湾、巴瑞尔岬角或萨德贝里一带的六十九号公路附近被发现。有时在布洛可一带，农人会在靠近十一号产业道路的田野里找到些什么。在美国，城市里失踪的人，大多就在同一座城市里被发现——好比弃尸垃圾堆，或一辆失窃的汽车里。但是加拿大，荒地多的是。
有些失踪的年轻女性是离家出走。她们多半从安大略乡下跑到多伦多去，大部分很容易就找得到（沦为娼妓是常事）。麦德蜜最感兴趣的失踪人口是儿童。但她始料未及的是，失踪人口的主要业务需要在研究儿童照片上投注多少精力。她更没有料到是，这些失踪儿童的照片会萦绕她心头，挥之不去。
照片依案件归档，而因为失踪儿童拍完最后一张近照后，还会继续长大，麦德蜜警官只好在心里不断修正他们的长相。这下她恍然大悟，要在失踪人口组干得好，非得有出色的想象不可。失踪儿童的照片很重要，但那只是初稿——是尚待成长的孩子的雏形。她跟失踪儿童的家长一样，拥有一种得天独厚却又折磨人的天赋：那就是，能够用心灵之眼看见六岁的孩子到了十岁、十二岁，甚至二十来岁的模样——说它是“折磨”，因为想象失踪的孩子长大，乃至完全成年，是为人父母者最心痛的一件事。做父母的无法克制——他们必定会做这件事。但麦德蜜警官却发现，她也无法不做这件事。
这份天赋让她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却也剥夺了她的人生。找不到的孩子变成了“她的”孩子。当他们的案子在失踪人口组成为“死案”，她就把他们的照片带回家。
有两个男孩特别让她难忘。他们是越战期间失踪的美国人。男孩的父母猜测，他们在一九六八年逃往加拿大——可能趁着越战“反战人潮”的中期越过边界。当时这两个男孩各为十七岁和十五岁。十七岁的男孩还有一年才会被征召，而且大学生身份可以再包庇他四年。他弟弟跟他一块逃跑——兄弟俩一直是分不开的。
十七岁男孩选择逃亡，可能是掩饰父母离婚令他深感幻灭的障眼法。麦德蜜警官看来，真正伤害这两个孩子的，与其说是越战，倒不如说是他们父母之间累积的恨意。
总而言之，失踪人口组已将这两个男孩的案件列为悬案，终止调查。如果他们还活着，也都应该三十出头了！但这件案子对于孩子的父母或麦德蜜而言，都还没有结束。
自称“多少算是现实主义者”的父亲，将孩子的牙科治疗纪录提供给失踪人口组。麦德蜜带回家的照片则是母亲寄来的。
麦德蜜没有结婚，也过了自己生养小孩的年龄，照片里那两个英俊的男孩，无疑令她产生一种执著——他们的际遇也令她悬念。他们若还活着，现在会在何处？他们的外貌会有什么改变？什么样的女人会爱他们？他们会生育什么样的小孩？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他们还在世……
经过一段时间，麦德蜜钉挂两个男孩照片的布告板，从她公寓的两用客餐厅——访客见了常好奇探询——搬进了卧室，从此只有她一个人看得见。
麦德蜜将近六十岁了，不过她外表年轻得多。再过几年，她也可以像那两个失踪美国人的案件一样退休了。同时，她也过了邀请任何人参观她卧室的年纪，从她床上一眼就可看见那两个男孩的照片。
有时候，她夜里失眠，就很后悔把那么多张那两个男孩的照片，在那么近的地方。而那个时而焦虑、时而哀痛的母亲，还是不断寄照片来。她说：“我知道他们的模样已经变了，但这张照片拍出了威廉一部分的个性。”（威廉是哥哥。）
或者母亲会写道：“我知道这张照片看不清楚他们的脸——我是说，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脸，我知道——可是亨利那副调皮相，可能对你的调查有帮助。”随这封信寄来的是母亲自己年轻漂亮时的照片。
她躺在床上，在某家旅馆里。从陈设判断，麦德蜜猜测是在欧洲。年轻的母亲在微笑，甚至可能是开怀大笑，两个儿子都一块儿在床上——但他们都躲在被单下面。你只能看见他们的光脚板儿。她以为我可以根据他们的脚辨识他们！麦德密绝望地想道。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看着这张照片。
或看威廉小时候，假扮医生替亨利治疗膝盖。或看两个孩子分别是五岁和七岁时，大吃龙虾的那一张——已经懂得一点门槛的威廉吃得津津有味，亨利却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在他们母亲眼里，这也证明儿子个性上的差异。）
最好的一张照片是在他们失踪前不久拍的，是在一场曲棍球赛刚结束后——大概是在校内。威廉已经长得比母亲高——牙齿咬着球饼——亨利还比母亲矮。两人都还穿着球服，但溜冰鞋已经换成了高统篮球鞋。
这张照片在麦德蜜失踪人口组的同事间颇受赞赏——当时这件案子尚在侦办中——不仅因为母亲漂亮，而且两个穿曲棍球服的男孩非常有加拿大气质。但在麦德蜜心目中，这两个男孩的美国气质非常明显，一种断然无疑的调皮捣蛋，外加锐不可当的乐观——好像他们都以为，自己的意见永远是对的，自己的车永远不会开错车道。
但麦德蜜只有当睡不着觉，盯着这些照片看得太久时，才会开始后悔为什么要从凶杀组请调到失踪人口组。追捕杀害那个穿飞行汉堡T恤年轻女侍的凶手时，她可睡得非常之好。但他们一直没找到那个凶手，也没找到两个失踪的美国男孩。
麦德蜜偶尔会遇见仍旧待在凶杀组的卡希尔，基于同事立场，不免问起他最近在办什么案子——他也会问她。每逢经手解决不了的案子——从一开头就注定“无解”的案子——他们都用同一句话表达内心的挫折：“我在办一件‘从飞行食物马戏班被人跟踪回家’的系列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