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 范仲淹与江苏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出生于河北正定。青少年时期主要在山东长山度过，后入应天书院读书，入仕后为宦各地，四海为家。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迁任颍州途中，卒于江苏徐州，后随母葬于河南洛阳，享年六十四岁。范仲淹的出生和成长之地都不在苏州，卒后也未能葬于苏州祖茔，但历史上一般都视范仲淹为苏州人，这主要是由于范仲淹祖籍为苏州，其先祖范履冰虽在陕西邠州，但至其四世祖范隋之间的谱系已漫不可考，只是在范隋率家人定居苏州后，范氏自此“遂为吴人”，其家族才世居于此，于是范隋就成为苏州范氏范仲淹一支的始祖，其家族谱系至此才清晰可辨，故范仲淹视苏州为祖籍。他自称“高平范某”，时人也常以“高平”相称，《宋元学案》就设《高平学案》。显然，范仲淹视“高平”为郡望。关于“高平”所指，历来有多种说法，但据方健先生考证，“高平”是“姑苏郡望的指代” (1) 。另外，范仲淹的《岁寒堂》诗云：“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子孙四方志，有家在江城。” (2) 范仲淹将其苏州祖庭的家塾命名为“岁寒堂”，因此这里的“江城”系指苏州。可见，范仲淹视苏州为郡望、为“家”、为其风水血脉之地。他幼时随母改嫁长山朱文瀚，取名“朱说”，
图1 位于苏州市郊天平山的范仲淹雕像
后来他竭力要求恢复“范”姓，终于认祖归宗；其母谢氏去世后，他也希望将母葬于苏州祖茔，但未果。这也能表明范仲淹的苏州情结。更为重要的是，范仲淹晚年用一生的积蓄在苏州设立了“范氏义庄”，用以接济族人，这是范仲淹的家族情结——当然也是其社会情结的最为充分的表达了。
范仲淹具有浓厚的苏州情结，这不仅是因为他与苏州血脉相连，还因苏州“老家”优良的家风深深地吸引着他、召唤着他，使他难以割舍这个精神家园。据富弼的《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记载：范仲淹的曾祖范梦龄，苏州人，“以才德雄江右”；其祖范赞时，苏州人，“幼聪警，尝举神童，任秘书监，集《春秋》洎历朝史为《资谈录》六十卷，行于时”；其父范墉，苏州人，“博学善属文，累佐诸王幕府”。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范墉等兄弟六人随吴越王钱俶纳国归宋。范墉曾在成德军、武信军和武宁军三任节度掌书记之职。范墉为官清廉，最终病逝于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任上。由此可见，范仲淹的家风崇文尚德，清白忠厚。受此优良家风的影响，范仲淹一生躬行儒道，素称忠良，被朱熹视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实际上，范仲淹对于先祖之风一直心存感念，敬仰有加。他在《岁寒堂三题》中说：
某少长北地，近还平江，美先人之故庐，有君子之嘉树。清阴大庇，期于千年，岂徒风朝月夕为耳目之资者哉？因命其西斋曰“岁寒堂”，松曰“君子树”。树之侧有阁焉，曰“松风阁”。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贻厥孙谋。昆弟云来，是仰是则。可以为友，可以为师。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念兹在兹，我族其光矣。子子孙孙，勿剪勿伐。惟吾家之旧物，在岁寒而后知。天地怜其材，而况于人乎！作诗纪之，以永长也。 (3)
范仲淹“少长北地”，他既不生于苏州，也不长于苏州，却称苏州先人之故庐为“吾家”，又说“吾家”因有“祖德”而“我族其光”。可见，“吾家”的家风作为挥之不去的文化背景，超越时空地影响着他。他命名先人故庐为“岁寒堂”，松曰“君子树”，阁曰“松风阁”，这些美名皆有缅怀祖德，激励子孙之意。简言之，范仲淹的文化生命，也是根在苏州的。
当然，范仲淹绝非狭隘的家族主义者，他所秉持的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信念和家国情怀，故他能从家族利益出发却又能超越家族利益，而终达于忠君爱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他为官清廉，推行德政，锐意改革，以民为本；他热心文教，兴学育才，明体达用，博学多能；他大厉名节，勇于谏诤，戍边御敌，不顾身家安危。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正是他自己精神境界的写照。故范仲淹视苏州为家，也视天下为家。例如，他视成长之地淄州长山为故乡，他在《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说：“暨予东归长白山，以亲之故，就禄养者仅十五秋，君犹隐而未出。” (4) 这是说他的亲人和故乡就在长白县的长白山下，他要回到故乡。在其晚年的《寄乡人》这首诗中，他称自己是“长白一寒儒” (5) ，故乡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养育教导他的继父朱文瀚，他一直念念不忘，心存感恩之情，故在显达后对朱氏及子弟多有眷顾，可谓仁至义尽。他一生辗转各地，为官一任，必造福一方，真正做到了乐土爱民，以四海为家。
范仲淹之所以成为江苏的历史文化名人，还由于他曾在江苏多地为官，且建树颇多，历史影响深远，与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天禧五年（1021年）到天圣四年（1026年）的六年时间里，范仲淹均在江苏泰州地区任职，这期间他最重要的政绩是主持修复了捍海大堰——后人称为“范公堤”。天圣初，范仲淹在任西溪盐官期间倡导修复捍海堰；天圣三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为兴化县令，主持这项修复工程。不过在工程尚未结束时，范仲淹便因丁母忧而离职了，后在胡令仪和张纶的主持下，工程得以完成。捍海大堤的修复，解决了苏北沿海的海水倒灌、淹没卤化农田、毁坏盐场等问题，使得土地得以耕种，二千六百余户农民得以回归家园，农事、课盐两便。因此捍海堰的修复，是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
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在贬谪途中徙职苏州。苏州为江南富庶大郡，但当时正值霖雨，结果积潦成灾，水害严重，灾民达十万户，范仲淹到苏州后立即“夙夜营救”。不过，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虽然富饶，但自古以来就是水乡泽国，容易发生水患灾害，治理难度很大。面对严重的灾情，范仲淹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治水才能，经过认真的调研，他认为要根本解决苏州的水患问题，必须疏通松江及入江入海的诸多河渠，使积潦导入江海，因此他制定了以疏为主的治水方案，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招募游民兴修水利，疏通五条河渠，导太湖积水入海，解决了水患问题。
范仲淹在苏州任内的另一大政绩是兴学办教。景祐二年，范仲淹请立郡学，并将所得风水宝地南园辟为学校，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他还聘请大儒胡瑗为教授，讲授“明体达用之学”。胡瑗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创立的“苏湖教法”独步当世，他还为学校制定了良密学规。因有优良的学风和教学方法，结果学风整肃，培养的人才众多。故东南学术之昌，自范仲淹苏州建学始。
景祐四年十二月，范仲淹在又一次的遭贬途中徙知润州。推行德政是范仲淹的为政理念，而兴学办教是其德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润州后，他重建州学，并写信邀请大儒李觏前来讲学，他在信中说：“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 (6) 不过李觏因忙于著述，此次并未应约前来。
凭吊古迹和寄情山水，是我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特质，范仲淹也不例外。在到达润州之后，他游览了道教圣地茅山，写下了《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一诗，其中有“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的句子。从诗意来看，此时已五十岁的范仲淹，在“竭节事君”却遭遇三次贬黜之后，心境是十分苍凉的。他似乎有了“收心奉道”、归隐山林的念头。在另一首《赠茅山张道士》诗中，他也说：“有客平生爱白云，无端半老尚红尘。只应金简名犹在，得见仙岩种玉人。”这是说，自己本来是喜爱出世生活的，但如今半老了尚在红尘，自己何时才能成为“仙岩种玉人”呢？不过这些也只是一时的激愤之语，是在特定情境下某种微妙和复杂情感的流露。其实，就在《润州谢上表》中，他还向仁宗表示“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并说“重江险恶，尽室颠危。人皆为之寒心，臣独安于苦节”。这才是其积极入世、不畏崎岖的人生态度的真实表达。
二、 关于本书的体例和基本内容
范仲淹是影响深远、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其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多次遭受贬黜，还经历过景祐党争、西北御边、庆历新政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处理过许多涉及复杂伦理问题的个人及家族事务，如怎样安葬其母，如何平衡与继父朱氏家族的关系，如何解决范吕矛盾和个人恩怨等等。范仲淹的思想见识广博精深，他在哲学、政治、道德、教育、管理、军事、经济和文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造诣。因此，要为范仲淹立传，必然涉及大量的史料尤其是宋史资料，这要求传记作者不仅要有掌握史料、辨别史料的能力，还要具备广博的学术视野和合理的立场，这样才能写出一部严谨的传记作品。笔者非史学专业出身，于古典文献资料不算精通，故对传主大部分的生平事迹，如其家世、任职西北军旅之前的履历，以及新政改革之后的晚年州郡经历，都只好采用“略述”的方式进行处理，只是对其“御边生涯”和“庆历新政”部分稍加以翔实论述，这实为无奈之举。事实上，关于范仲淹的生平事迹，尽管前辈和时贤已有大量论述，成果斐然，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也尽量参考了这些研究成果，但如上所述，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范仲淹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集政治事功和道德文章于一身的杰出历史人物。范仲淹的一生，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拥有杰出的事功和令人折服的道德操守，但其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反而是被忽视和低估的。例如，朱熹对范仲淹的道德功业推崇备至，说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能够“大厉名节，振作士气”，并认为宋儒“好议论”的传统始于范仲淹，但范仲淹到底“议论”了什么，朱熹是只字未提的。后世论者也大都持此腔调。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范仲淹重在“制度之学”的建构，因此对其哲学等思想不宜拔高。不过，随着学界对范仲淹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在北宋儒学复兴过程中的开创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诸多学人不仅肯定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对儒学复兴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还特别强调其对北宋义理之学的开拓之功。笔者欣赏这些观点，也认为范仲淹是北宋义理之学乃至性理之学的先驱，是宋学的开创者。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范仲淹在学术思想领域亦卓有建树，他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以此为指导，他在道德、政治、教育、军事和文学等领域亦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因此，笔者运用比较多的精力和篇幅，着力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论析，以期恢复范公的本来面目，努力回归范仲淹的“思想者”形象，这或许是本书的一点新意。不过，因学识所限，这一目标能否达成，尚待检验，但这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范仲淹是“先儒范子”，是北宋“新型士人”的杰出代表，在他的身上，传统文人的优良品质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他毕竟是君主专制时代的士大夫，他的思想，归根到底是宗法小农社会的产物，他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对他的限制，从根本上来说，他的思想还未超越民本主义的框架。因此，如何将范仲淹置身于北宋特定的历史场域中去理解他、审视他，如何以客观全面的学术态度去认识他，这是今天的研究者必须深入思考的。我们既不能以文化消费主义的逻辑来“操作”范仲淹，以取媚大众的消费娱乐口味；也不能将范仲淹概念化和符号化，将其视为“神”一样的存在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以满足某种观念的需要。笔者认为，这两种对待范仲淹的方式都会导致对他的曲解。以此观点为指引，笔者在写作时尽量做到言必有据，不道听途说，不轻易下笔，立论也尽量客观公允，不媚俗不盲从，做到既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力图刻画一个真实的历史伟人。这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1)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4)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五，《鄠郊友人王君墓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5) 《范文正公文集逸文》，《律诗·寄乡人》，《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73—674页。
(6)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李泰伯》，《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