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才培养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作为教育家范仲淹对此亦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培养既具有坚定的儒家立场又符合社会需要的“内圣外王”人才是教育的目标。同时，基于对人性和社会生活丰富性的全面理解，他认为教育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作人的教育，因此，范仲淹还有一个完人教育的终极理想。
一、 “内圣外王”的人才培养目标
“内圣外王”为儒家人生论之通说。“内圣外王”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概括，这一目标是由“内圣”和“外王”两个环节构成的，其中“内圣”主要涉及修身和齐家的内容，是指士人道德和知识的内在修养，而“外王”主要涉及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是指建立在“内圣”基础上的能力和社会功业。儒家认为，“内圣”和“外王”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关系，若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仅有“内圣”或仅有“外王”，都不是人生价值的完美体现。因此，实现两者的统一，完成从“内圣”到“外王”的跨越，做到“内圣外王”，便是儒者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故“内圣外王”是儒家君子人格的象征，培养“内圣外王”人才是儒家的教育宗旨。
余英时先生曾用“从‘内圣’转出‘外王’”来概括宋代理学家的政治文化，并认为范仲淹《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在“从道”两字上大作文章，表达的就是“内圣外王”的观念。 (44) 余英时先生此论可谓卓识。其实范仲淹不仅具有“内圣外王”的观念，他还是“内圣外王”人才的典范，他尝自称：“窃念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 (45) 所谓“修身治民”，即是“内圣外王”。从“内圣”的角度看，欧阳修说他“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并且“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可见他在中进士之前，就已拥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和扎实的文化知识修养。从政之后，他又秉持“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6) 的精神，于是大厉名节、兴学办教、推行德政、保家卫国，还能革新政令，匡正时弊，故从“外王”的角度看，范仲淹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学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令人景仰。范仲淹不仅以自己的人生历程完美诠释了“内圣外王”的内涵，还以此为标准，把培养“内圣外王”人才作为教育的目标。
范仲淹所理解的“内圣”，是指士人精通六经经义并擅长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的精神境界。他说：
敦六籍以恢本，发“四科”以彰善。 (47)
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 (48)
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 (49)
博识之士，当于六经之中，专师圣人之意。 (50)
范仲淹认为士人首先必须“宗经”，以六经为教，他说：“吾儒之职，去先王之经则茫乎无从矣。” (51) 为何要“宗经”呢？因为在范仲淹看来，六经作为先王治国的经籍，体现着先王在哲学、政治、历史、伦理、审美等各个方面的理念，也记载着三代的礼仪制度，这些都是先王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故士人必须“入乎六经”才能领会圣人之意。可见，范仲淹之“宗经”主张，乃基于对经典价值的深刻认识。
必须强调的是，范仲淹所说的“宗经”，不是唯经典是从，也不是以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经典，更不是对经文的死记硬背，而是“能熟经籍之大义” (52) ，不“忘礼乐之大本” (53) ，“精于经术，通圣人之旨” (54) ，即深刻领会六经的义理，这样才可发挥经典的指导意义。
范仲淹是北宋义理之学的积极倡导者，但在义理之学的兴起之时，又出现了一种怀疑经典甚至背离经典的空疏学风和教风。对此风尚，司马光在熙宁二年（1069年）六月所上的《论风俗札子》中曾评说道：
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髙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且性者，子贡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 (55)
司马光此札，显然有反对王安石借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而主张变法的政治意义，这一点暂且不论，但他所指出的流行于官僚士大夫群体并波及科场举子的疑传疑经思潮却是事实。他对迷恋老庄哲学的“虚无之谈”，借反对“章句之学”为由而背离经典，进而空谈义理的“穿凿臆说”所给予的批评很有见地；其中所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时下举子却动辄高谈性命，也暗含对思孟学派热衷于“心性之学”的否定。
其实，在司马光之先，范仲淹已注意到了学风不正问题。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的《上执政书》中，他就指出士林之间存在浮躁轻薄学风，他说：“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 (56) 在天圣八年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他对“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的空疏学风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学风“足以误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 (57)
范仲淹主张士人必须以六经为依据而发明义理，探究先王的“道心之微” (58) ，而不能“博习非圣，旁攻异端”，这样就会于“圣人之门无复启发” (59) ，乃至“言不及道，心无存诚”。他说：
有能理其书而不深其旨者，虽朴愚之心未可以适道，然必顾瞻礼义，执守规矩，不犹愈于学非而博者乎？ (60)
这是说，士子不能“学非”，即不能离经叛道，在佛老诸子的博杂之言中探索义理，而只能在儒家经典之中深究其旨，此为“正道” (61) 。如果心智“朴愚”，暂时不能领会经旨，也必须在行为规范上坚守礼制规矩，这样经过长期的修持，最终也会“适道”，这表明范仲淹尊崇礼制之学而与道德心性之学保持距离。他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洁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可见，他对释道性理之说所体现的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并未全盘否定，但认为佛老说空论无，玄谈心性，误导士子，乃“非今理天下之道也”，故“君子弗论者” (62) 。
范仲淹甚至主张士人不仅要“善言二帝三王之书”，还要“博涉九流百家之说” (63) ，这表明他对诸子之说持有相当宽容的态度。不过他认为“扣诸子，猎群史”的目的，只是为了“观异同，质成败”，即从比较的意义上加深对儒家精神的理解，而“非求道于斯也” (64) 。
在“宗经”的基础上，范仲淹还主张士人必须学习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四科”，因为国家“求人之道，非一端也” (65) ，所以士人只有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满足国家多方面的人才需要。
范仲淹也反对当时流行的专扣声病、崇尚声律浮华之辞的颓靡文风，故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救文弊”主张：
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 (66)
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同样指出了文风不正的问题：
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惟圣人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则为君子之忧；风俗其坏，则为来者之资。 (67)
其实范仲淹并不反对士人工于文辞，他自己就是精于文章辞赋的文学家。他所反对的只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堆砌辞藻，以及为了追求声律工整和文辞华丽而以文害质的形式主义文风，他称此为“文弊”或“文章之薄”，他认为六朝文风“衰靡”，“古道”不复，深患此弊。救弊之道就是“文质相救”，即“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所谓质是指“文章之道”，即文章要体现先王礼义精神，虞夏之文就体现了“王道之正”，这大有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8) 之意。范仲淹希望士人属文能够“学术稽古，文辞贯道” (69) ，而不能“士不稽古”“言不及道”，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救文弊”，故他主张士人为文要“追三代之高”，而不能“尚六朝之细”。
综上可见，范仲淹对士人的“内圣”要求可以归之为“贯通经术”，这一点从他对李觏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中，他称赞李觏：“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 (70) 这表明，李觏因能“贯通经术”，所以才成为了像孟轲、扬雄那样的“天下之士”，这是范仲淹心目中理想的士人标准。“天下之士”必有“外王”之功业。范仲淹认为，只要对士人“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的“内圣”培育，国家“必有良器，蔚为邦材” (71) 的“外王”局面就会出现。
范仲淹素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这种抱负反映在其教育思想中，就是主张士人首先要立志于学，修成“内圣”正果，然后学以致用，建立经邦济世的“外王”功业，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总之，培养“内圣外王”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二、 “完人教育”理想
范仲淹“内圣外王”的人才培养思想，把造就通经致用、王霸皆能的人才作为教育的目标，反对割裂“内圣”与“外王”有机联系的片面人才标准，这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但在北宋士人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士人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又有所深入，他们对于“自我”和“个体”的存在意义更加关注，故范仲淹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并不止于“内圣外王”，因为“内圣外王”所指向的毕竟是人生的宏大叙事，是儒者由“明明德”“亲民”而“至于至善”的“大学问”，此乃生命之“大道”。而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丰富多彩的，其精神追求也是多元的，故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实现，除了必须本于“大道”之外，还须追求诗意雅趣人生，润之以多能“小道”，如诗酒禅茶、琴棋书画之类。可见，范公对于人才的理解是全面的和多角度的，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说，他强调“内圣外王”；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说，他强调人生的丰富性。以此观之，范公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上，还怀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完人教育”理想。
完人教育，也称全人教育，是日本新教育运动中的重要流派。日本新教育运动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欧洲新教育运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日本国内“自由”“民主”运动的影响。一些日本教育家接触到欧美“儿童中心主义”的新教育理念，开始批判传统的“教师中心主义”的教育理念，反对日本传统的“偏重智育”“注入填鸭”“考试地狱”的教育模式，逐渐推动日本新教育运动的开展。
完人教育的代表人物是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1887—1977年）。他于1921年首次提出“完美的人”的教育观念，主张人的多方面的和谐发展，认为教育应包括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即科学、道德、艺术、宗教、身体、生活六个方面。玉川学园是他的教育实验基地。
完人教育所彰显的教育理念，总体上符合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故全人教育流派不仅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还影响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欧美许多著名教育学家都曾参访过玉川学园，中国教育学会代表团也曾于1981年访问玉川学园。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教育家，他同样把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他所主张的“四科”或“六艺”教育，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实为成己成人的完人教育。后世的教育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多有继承，如韩愈就主张振兴师道，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在于“传道、受业、解惑也” (72) ，即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者。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他继承了传统儒家优秀的教育思想，也怀有完人教育的理想。他信奉儒家思想，为人端方，恪守礼教，是严谨求实、富有韬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但他绝不是一介刻板无趣的冬烘“腐儒”，而是喜好山水交游，且才华横溢，于诗酒禅茶、琴棋书画皆通的潇洒文人。他精神世界丰富，乐观豁达，故在接二连三的贬黜生涯中还能“笑谑有味” (73) 。
范仲淹欣赏“研经讲道，弦歌终日” (74) 的生活，对诗意雅趣人生有着天生的向往和追求，他在《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诗中说：
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 (75)
这是一首与同道好友相聚时的唱和之作，类似的诗句在《范集》中还有很多。如《清风谣》中的“庶几宋玉赋，聊广楚王情” (76) ，《河朔吟》中的“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 (77) ，《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中的“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 (78) ，以及《依韵酬光化李简夫屯田》中的“老来难得旧交游，莫叹樽前两鬓秋” (79) ，等等，这些都表明了范公对于诗书、琴瑟和交游的喜爱。
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谈及范仲淹的书法时曾说：
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为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斯人不必以书立名于来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盖喜多能，虽大贤不免焉。 (80)
黄庭坚认为范公本不必以书名立于世，但却工于翰墨，说明大贤都“喜多能”，范公也是如此。用“喜多能”来概括范仲淹的精神追求，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范仲淹的确是“多能”的，仅就书艺言，他的《道服赞》《远行帖》《伯夷颂》《师鲁帖》等作品，都大有帖意。对此，黄庭坚另有评论：
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往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书与《乐毅论》同法。余少时得此评，初不谓然，以谓才翁傲睨万物，众人皆侧目无王法，必见杀也，而文正待之甚厚，爱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评书，少曲董狐之笔耳。老年观此书，乃知用笔实处，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于世故，想其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书，当不但学其笔法，观其所以教戒故旧亲戚，皆天下长者之言也。深爱其书，则深味其义，推而涉世不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81)
黄庭坚认为范公书“极近晋宋人书”，他说当时的苏舜钦（字才翁）以笔法妙天下而傲睨万物，从不肯轻易赞许人，但却称赞文正公书与王羲之的《乐毅论》同法。黄庭坚还认为范公书法表现了他的人品，故后人不但要学其笔法，关键是要观其“天下长者之言”，这样才能“深味其义”。
范公留心书艺，他对于苏才翁“东斋所藏图书，尝尽览焉” (82) 。皇祐三年（1051年），他在《与苏才翁转运》书中说：“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见教。” (83) 可见直到晚年，他还在与苏才翁切磋书艺，并手书韩愈的《伯夷颂》送给他。对此，明人戴仁赞曰：
伯夷，圣之清者也，韩昌黎颂之，范文正书之。颂之者固尚其节义之清，书之者亦尚其节义之清。书之以遗苏才翁，岂惟欲尚书法之古，亦欲其尚节义之清也。 (84)
范仲淹不仅精于书墨笔翰，还精于琴艺。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85) 今《范集》有范公抚琴诗二首，其一为《鸣琴》：
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 (86)
其二为《琴酒》：
弦上万古意，樽中千日醇。清心向流水，醉貌发阳春。 (87)
《范集》另有《听真上人琴歌》一首：
银潢耿耿霜棱棱，西轩月色寒如冰。上人一叩朱丝绳，万籁不起秋光凝。伏羲归天忽千古，我闻遗音泪如雨。嗟嗟不及郑卫儿，北里南邻竞歌舞。竞歌舞，何时休？师襄堂上心悠悠。击浮金，戛鸣玉，老龙秋啼苍海底，幼猿暮啸寒山曲。陇头琴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此声感物何太灵，十二衔珠下仙鹄。为予再奏《南风》诗，神人和畅舜无为。为余试弹《广陵散》，鬼物悲哀晋方乱。乃知圣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兴亡哀乐不我遁，坐中可见天下心。感公遗我正始音，何以报之千黄金。 (88)
前二首是范公抚琴思古，借酒抒怀；后一首是听友人琴歌，曲妙无穷，动人心弦，听者从琴声的变幻莫测中，探知圣人情虑并联想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深为所动，乃至泪如雨下。
范仲淹擅长琴艺，对琴道也有研究。他在《今乐犹古乐赋》中说：“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兮亦以和民”，认为“乐”的基本功能是教化民众、实现社会和谐，故“乐”可使“和气既充于天下，德华遂振于域中”。但“乐”必须是“雅颂”和“治世之音”，而不可是“惑于郑卫” (89) 的靡靡之音。
范仲淹对于精通诗书及琴棋书画的清雅隐逸之士极为敬爱。他在谪守睦州期间写给晏殊的信中，称赞其属下的章（岷）、阮二从事，“俱富文能琴”，范公与之“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三人还“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乃至发出了“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的畅快之语。其《赠棋者》云：
何处逢神仙，传此棋上旨？静持生杀权，密照安危理。接胜如云舒，御敌如山止。突围秦师震，诸侯皆披靡。入险汉将危，奇兵翻背水。势应不可隳，关河常表里。南轩春日长，国手相得喜。泰山不碍目，疾雷不经耳。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能拟？成败系之人，吾当著棋史。 (90)
范公说弈者棋艺高超，一招一式，如有神助。这首诗将棋局的变化与战争的胜败结合在一起，构思巧妙，表明范公深通围棋之理，必是个中高手。另外，在他的《依韵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诗中，亦有“恶劝酒时图共醉，痛赢棋处肯相饶？” (91) 的句子，能够“痛赢”对手，表明他的棋艺的确不凡。
《唐异诗序》是范仲淹为处士唐异诗集所作的序，序文先对唐异的画艺和琴艺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
皇宋处士唐异，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艺，掲乎清名。西京故留台李公建中，时谓善画，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笔实左右焉。江东林君复神于墨妙，一见而叹曰：“唐公之笔，老而弥壮。”东宫故谕德崔公遵度，时谓善琴，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尝唱和焉。髙平范仲淹师其弦歌，尝贻之书曰：“崔公既没，琴不在兹乎？”处士二妙之外，嗜于风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将至。一日以集相示，俾为序焉。
范仲淹认为唐异的画艺可与当时著名书画家李建中比肩，而其琴艺则可以与国手崔遵度相唱和。唐异于画、琴二妙之外，还有令范公欣赏的风雅诗才：
嘻！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
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
观乎处士之作也，孑然弗伦，洗然无尘。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览之者有以知诗道之艰，国风之正也。 (92)
范仲淹这段话“是一篇价值极高的文学评论” (93) ，他强调诗的“意”和“气”，认为诗乃教化之声，无论辞苦、辞逸、辞达和辞怒，都应歌颂仁义道德，这才不失其正。而五代以来王道不兴，诗风悲怨柔靡，诗作陈陈相因，浮艳滥情，无病呻吟，无关教化。而唐异诗风优美，诗意淳真，体现了诗道之艰和国风之正。
对于诗酒禅茶，范仲淹不仅乐此不疲，而且精于此道。他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中，称酒为“灵物”：
自言此灵物，尽心妙始臻。非徒水泉洁，大要曲糵均。暄凉体四时，日月周数旬。其气芳以烈，厥味和而辛。涓涓滴小槽，清光能照人。固可奉宗庙，宜能格天神。 (94)
范公喜饮酒，他对于酒的酿制有独到体会，对于酒的美妙功能极尽赞誉，他说酒可以“奉宗庙”，宜能“格天神”，可见他精于“酒道”。对于“茶道”，范公也是精通的，他曾作《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其诗云：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牙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
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于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95)
范公对于茶农的生活，对于茶叶的性能和生长制作，都了如指掌。他以文人的视角，对古老的茶艺给予了无比赞美，在他的笔下，茶农的生活是如此美好，茶叶的生长是如此传奇，茶叶的制作是如此奥妙，饮茶的意义是如此高远。对于斗茶之乐，他的感受是如此精微，同陆羽一样，范公可以写一部《茶经》了。
范仲淹喜爱自然山水，创作了许多歌咏山水田园的佳作，表现出了极其优雅脱俗的文人审美情趣。景祐元年（1034年），他谪守睦州。到达睦州后，他写有《与晏尚书》的信件，信中，他对睦州的山水风光有大段描述：
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鹜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惟恐逢恩，一日移去。……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 (96)
在范仲淹笔下，睦州山水佳绝，他徜徉于绿水青山之间，大得隐者之乐，反而担心有朝一日朝廷把他调往别郡。
范仲淹把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融汇在了他的教育理念中。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中，范仲淹借阐述“从道”之意，希望朱生能从“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已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的“道之端”做起，进而“诚而明之，中而和之”，就可以达到“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的“道之致”。除了这些要求之外，范公还希望朱生“格美俗于诗书，被颂声于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复三代之
英”。 (97) 这说明范仲淹不仅重视仁义礼智的教育，也重视诗书才艺的教育。在《邠州建学记》中，他则指出同道朋友之间交游讲习的重要性，他说：
予尝观《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谓其道未通，则畜乎文德，俟时而行也。在《兑》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谓相说之道，必利乎正，莫大于讲习也。 (98)
范仲淹以赋体文教育学生。如前文所述，范仲淹并不反对学生工于文辞，对于诗赋，他更是情有独钟，他说“言依声而成象，诗依乐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风俗，昭昭六义，赋实在焉”，并称“仲淹少游文场，尝禀词律” (99) 。为此，他在应天府书院任教期间还编有类书《赋林衡鉴》，用作范文和教材，可惜此书现已亡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