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兴办学校
在北宋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分别是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 (4) 其中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庆历新政期间，是由范仲淹发动和领导的，属于庆历新政教育和科举改革方面的内容。庆历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庆历兴学的很多内容却保留了下来，这对于北宋儒学的复兴和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儒家素来重视教育，力图通过教育和教化活动，宣传其仁义道德学说和德治礼治思想，培养能够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进而实现仁政和王道的政治理想，这是儒者的不变情怀。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教育事业历来发达，而学校教育是实现教育理想的主要手段，故“谨庠序之教” (5) ——即完善学校教育，就成为历代儒者和统治者的共识。
唐代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很发达，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教育体系。唐王朝通过发展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活动，以此来教化百姓，发展国家的文化事业，并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统治人才。唐朝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与其完备的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但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的国力开始衰败，教育制度亦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 (6) 的凋敝局面。在五代混乱时期，统治者更是无心向学，士大夫阶层也是斯文扫地，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更加衰敝。据《麟台故事》记载：“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籍文物，荡然流离，近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敝之末，复兴经籍，三馆之书，访求渐备。” (7)
宋初的统治者实行文治政策，重视科举，北宋于建国的当年即建隆元年（960年）就举行了首次科举考试。宋初曾增修国子监学舍，据《宋史·崔颂传》记载：“宋初，判国子监。会重修国学及武成王庙，命颂总领其事。建隆三年夏，始会生徒讲说。” (8) 但据《儒林公议》记载：“国朝以来，京都虽有国子监为讲学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业者。” (9) 可见此时的国子监规模狭促，生徒人少且素质不高。北宋太学是在庆历三年建立的，据史载：“庆历三年，立四门学，以士庶子弟为生员。四年，判国子监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余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国子监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从之。” (10) 北宋从此结束了只有国子监而无太学的局面。但对于地方州县的办学，宋初的统治者并不重视。
到了宋仁宗在位期间，情况开始转变，国家不仅兴办了太学，渐次聘请了大儒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为太学直讲，太学日渐兴盛。宋仁宗还支持州县官办立学，他在即位之初，即因“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而“赐兖州学田，已而命藩辅皆得立学。其后诸旁郡多愿立学者，诏悉可之，稍增赐之田如兖州”。 (11) 其后，州县建学渐成风气，如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说：“自景祐以来，天下州郡渐皆建学，规模立矣。” (12) 到了庆历年间，已位居执政行列的范仲淹极力倡导州县兴学，其主张也得到了朝廷宋祁、欧阳修等许多大臣的支持，据《宋史》记载：
时（庆历三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 (13)
到庆历四年，宋仁宗支持范仲淹实施变法，对他给予厚望，范仲淹此前就曾多次上书阐述其教育理念。他有感于官吏队伍质量参差不齐，主张通过“精贡举”来选拔优秀人才，所以范仲淹一方面主张改革科举内容，反对单纯以“声病章句”和记诵为取士标准，而代之以对经义的理解和阐发为主的考核标准；同时又认为，优秀人才的培养和乡里教化的敦行，必须依赖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存在，而官办州县学校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如果教育不兴，只重视科举是徒然的，为此他很早就提出了州县兴学主张。庆历新政时，他在写给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札子中，就有“精贡举”这一条，于是再次提出兴办学校和复古劝学的主张，这也称宋仁宗的心意，于是朝廷下诏，“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
下诏后，“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 (14)
虽然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范仲淹的变法主张大多没有得到实现，但“庆历兴学”的成果却保留了下来，州县办学以法定的形式得到了确认，并很快就在全国普及了，其影响可谓深远。正如欧阳修在《吉州学记》中所言：
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 (15)
欧阳修把兴学办教视为“王政之本”，认为学校之兴衰体现政治之盛衰，更是实现“三代”理想的“大备之制”。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也是当时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范仲淹是其中的佼佼者。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其办校兴学的想法和实践都由来已久，“庆历兴学”不过是集中表现和爆发而已。早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这是他仕宦生涯的开端。范仲淹在广德除了掌管狱讼外，还很关注和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16) 广德当初文化教育落后，经过范仲淹的办学提倡，景祐后文风渐盛，考中进士的人也络绎不绝。
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知泰州兴化县事，在此期间，他创立了兴化县学。陈垓在《高邮军兴化县重建县学记》中说：“诏天下州县皆立学，仁宗朝参知政事范公仲淹请也。然国初文治已盛，如周党遂，有贤守令，学校必兴。……意此学之兴，必仁宗皇帝初政，公试民事之日也。文明之运，辅宰所临，学重于天下，而士得师矣。” (17) 陈垓为南宋人，时知兴化县，他对先贤范仲淹在此创建学校的事迹评价极高，认为兴学体现了“文明之运”。
天圣五年，晏殊留守南京，范仲淹因丁母忧也退处南京，晏殊请他掌管应天府书院。在此工作期间，他的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都得到了体现，《宋元学案》说他：“常宿学中，训督学者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先寝者，诘之，其人亦妄对，则取书问之。其人不能对，乃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从学者辐辏。” (18)
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的教育活动，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传道授业、人才培养工作的高度自觉。正是在这种自觉意识和责任感的推动下，范仲淹在以后的仕宦生涯中虽不能亲执教鞭，但同样锐意兴学，所到州县，无不留下办学兴教印记。
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范仲淹因谏诤废郭后事而得罪权相吕夷简，因而被贬出知睦州。在睦州，他想方设法完善原有州学的办学条件，并“延见诸生，以博以约”——即广延名师、施行教化，结果当地豪民的“吞夺之害，稍稍而息”。 (19)
同年六月，范仲淹移知苏州。据《年谱》载，景祐二年，“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当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 (20) 。另据范仲淹本传：“纯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 (21)
据上可知，范仲淹在苏州创立了州学，并将所得风水宝地南园辟为学校，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还聘请大儒胡瑗为教授，讲授“明体达用之学” (22) ，范仲淹令诸子从之学。胡瑗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为学校制定了良密学规，范纯祐率先“尽行其规”，结果学风整肃。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胡瑗创立的“苏湖教法”独步当世，据《文献通考》记载：
安定先生胡瑗，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 (23)
“苏湖教法”重视“经义及时务”，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精神，这与范仲淹的教育理念相吻合，庆历兴学时，范仲淹将此教法引入了太学。因有优良的学风和教学方法，故东南学术之昌，自范仲淹苏州建学始。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而落职知饶州。在饶州他又“迁建饶之郡学”，且将学校建于饶之山水形胜处，随后就出现了“学既建而生徒浸盛”的局面，范仲淹见此而高兴地说：“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 (24) 果不其然，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邑人彭汝砺果然第一人及第。在随后知润州、越州任上，范仲淹都有兴学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