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大厉名节”及对“无名论”的反思
在北宋真宗、仁宗之际，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型士人对弥漫于士大夫阶层的因循保守之风发起了挑战，但也遭到了时论的“好名”非议。为了正本清源，从理论上根本解决在“名”这个问题上的许多错误观念，范仲淹对老庄的“无名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一、 范仲淹的“大厉名节”及所受“好名”指责
范仲淹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大夫重视名节的优良传统，在宋初士风因循保守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老庄“无名论”思想的深入反思和批判，以及对儒家先贤前圣重视名教的历史总结，形成了既符合儒家精神又具有时代内涵的名节观。范仲淹的名节观，批判了老庄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名”的极端立场，主张把个人名利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相结合。以此名节观为指导，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一代新型士人“大厉名节”，敢于“直言谠论”和“感激论天下事”，这对于培育宋代士大夫所具有的忠义之风，对于北宋儒学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初士大夫因循持重的隐逸之风，在真宗仁宗朝受到了范仲淹等新型士人的冲击。据史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脩、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25) 这时的士大夫们“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26) 可见，范仲淹对士风的推动和激励作用，是通过“直言谠论”和“感激论天下事”来体现的。范仲淹认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 (27) ，故从天圣七年（1027年）到景祐三年（1036年）的六七年时间里，他秉持公道，连续上书，对抗权臣，在多次遭受打击迫害的情况下，不但不吸取教训，谨言慎行，反而“论事益急” (28) ，终因“言事无所避”而导致“大臣权幸多忌恶之” (29) ，结果遭到了三次贬谪左迁的命运，其政治生涯的坎坷可想而知。但范仲淹的谏诤也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
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转变以及忠义之风的形成，始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一代新型士人的“大厉名节” (30) ，这是世所公认的。如朱熹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 (31) 北宋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曾评论范仲淹“名节无疵”。 (32) 总之，在宋仁宗在位时期，范仲淹发挥了士大夫群体的领袖作用，他的“大厉名节”，带动和激励了北宋士人由因循保守、消极颓废的苟且之风，转变为注重名节、以廉耻相尚的忠义之风。
但范仲淹的“大厉名节”也遭到了“好名”的指责和非议。所谓“好名”是指热衷于追逐声誉，然后通过声誉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故“好名”与沽名钓誉相类似，通常具有贬义。对“好名”的这种污名化理解，主要来自道家的“无名论”。在道家看来，一切功名皆为虚名和浮名，那么追求和崇尚功名则为无意义的“好名”；“好名”的产生，要么是因为对生命本质缺少认识，要么是出于追名逐利的私心。所以道家的“无名论”，在如何对待“名”这个问题上造成了许多思想混乱。在儒道两种名利观念的作用下，传统士大夫服膺名教、崇尚气节，有爱批判、喜议论，敢言直谏，高调入世的固有倾向，但同时又坚持缄默、中庸处世的作人和为官之道。他们谨言慎行，以避免因名声外露而招致嫉恨，所谓“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模棱持两端可也” (33) ，就是这种明哲保身、玩世不恭心态的典型体现。而宋初士大夫这种名节淡薄的因循持重之风尤为浓烈，所以范仲淹的“直言谠论”和“感激论天下事”，就引来了“好奇邀名”“近名”“务名”的种种指责和讥讽。
据范仲淹写于天圣八年（1030年）的《上资政晏侍郎书》的记载，他因“上封章言朝廷礼仪事”，曾遭到舆论的非议，晏殊告诉他：“众或议尔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意思是，众议认为范仲淹的上书言事，谈不上忠也谈不上直，只是沽名钓誉而已。因范仲淹入朝为官是由晏殊举荐的，为此晏殊对范仲淹的做法很是不满，他说：“尔岂忧国之人哉？苟率易不已，无乃为举者之累乎？” (34)
范仲淹的政敌，宰相吕夷简曾指责范仲淹“务名无实”。而范仲淹对“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的局面非常不满，他多次上书谏诤但均无果。所以当他听到吕夷简的“务名”指责后，立即上书“四论”进行反击，并用汉成帝罔信张禹、终致王莽之乱的故事来影射宋仁宗和吕夷简的关系，无非是说吕夷简就是和张禹同类的奸臣。这导致了吕夷简的激烈反击，他控告范仲淹有“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三大罪状，于是范仲淹第三次遭贬。 (35)
曾经举荐过范仲淹的另一位宰相王曾也说过：“范希文亦未免近名，须要纯意于国家事尔。” (36) 意思是说，范仲淹的“直言谠论”和“感激论天下事”，都是为了邀名，而并非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其实这并非孤证，王曾对范仲淹还有过一次非常委婉的提示，据《宋史》载：
曾进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尝问曾曰：“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曾曰：“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仲淹服其言。 (37)
这段对话令人费解。大意是，身居相位的王曾，无论是举荐了谁还是压制了谁，都不会让当事人知道。范仲淹不理解王曾的做法，于是问王曾道：扬善抑恶是宰相的职责，你为何不做在明处？王曾的回答非常高妙，他说：作为执政大臣，如果邀尽了恩名，那么臣下的怨恨又由谁来承担呢？这似乎是在点拨范仲淹：作为执政大臣，不可邀名，否则就有要结人心之嫌。
二、 范仲淹对老庄“无名论”的反思和批判
当然，时论对于范仲淹的“好名”指责，有些是属于误解，但也有很多是恶意攻击。他们纷纷指责范仲淹“好名”，不但“好名”，而且好朋党。但范仲淹也并非等闲之辈，面对“好名”指责，他激愤地说：
若以范某好奇邀名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直钓，仲尼诛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强邻，诸葛亮邀主于敝庐，陈汤矫制而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乔杖策于军门，姚崇臂鹰于渭上，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 (38)
范仲淹说，如果我的好奇邀名有过错的话，那么历史上诸多的圣贤无不是好奇邀名的，我只是遗憾我的“好名”没他们做得好。可是这些激愤之语，并不能有效解决当时在“名”这个问题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事实上，道家的“无名论”是这些错误认识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这正如范仲淹所说：“然则为善近名，岂无伪耶？” (39) 为了正本清源，他通过《上资政晏侍郎书》《近名论》《帝王好尚论》等一系列上书，对道家的“无名论”从生命哲学和社会政治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
从生命哲学的维度来看，范仲淹对于道家的“无名论”并没有简单否定。他认为老子所说的“名与身孰亲”和庄子所说的“为善无近名”，其目的在于“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 (40) ，因此这两者体现的都是“道家自全之说”。 (41) 道家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回归自然本性和实现心灵自由，这才是生命之“真”，人应该保全生命之“真”，而名利的追求则有悖于人的自然天性，也妨碍心灵自由的实现，即会使人失“真”，从而丧失其本性。所以道家从其特有的生命意识出发，认为生命本身的价值高于名利的价值，反对以名累身，反对在对名利的追逐中忘却生命自身的价值，主张人生“无名”，所以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42) 可见，范仲淹说老庄的“无名论”在于“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可谓颇具慧眼。另外，范仲淹认为庄子所说的“为善无近名” (43) ，还具有保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生考量，因为“为善近名，人将嫉之，非全身之道也” (44) 。总之，范仲淹对于老庄以“远害全身之谋” (45) 为特征的无名论人生哲学，是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同情的。
但范仲淹对于老庄的“远害全身之谋”所造成的危害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礼有所未格，乐有所未谐，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纲有所未振，兵轻而有所未练，边虚而有所未计，赏罚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国家贫弱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范仲淹认为这种局面是由“逊言逊行之党”的“不战而胜”造成的。他说：
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傥危言危行，获罪于时，其徒皆结舌而去，则人主蔽其聪，大臣丧其助。而逊言逊行之党不战而胜，将浸盛于中外，岂国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绅之人皆逊其言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汹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得乎？ (46)
范仲淹认为，“搢绅之人”即士大夫可分为两类，一类崇尚“逊言逊行”，即缄默不言、明哲保身；一类崇尚“危言危行”，即不顾个人安危而敢于正道直言。如果“搢绅之人”皆“逊言逊行”，只会导致“政教日坠，祸患日起”的局面，从而使国家败亡。可见“逊言逊行”并不是什么“远害全身之谋”；如果“搢绅之人”皆“危言危行”，反而会使“政教不坠，祸患不起”，从而形成“太平之下，浩然无忧”的局面。可见“危言危行”才是“远害全身之大”。所以范仲淹崇尚“危言危行”的正直精神，反对道家“逊言逊行”的庸俗作风。
另外，老庄把一切的名都视为无意义的虚名和浮名，而虚名和浮名都必然会对人的自然本性和心灵自由造成伤害，所以老庄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名，这也是范仲淹无法接受的。在范仲淹看来，名分两种，一种是以个人出风头和哗众取宠为目的的小名，另一种则是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大名和大节。对于前一种名，范仲淹是反对的，而对于后一种名，他是赞成的。他在一封家书中对朱氏子弟说：“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47) 意思是说，自己平生注重的只是大名大节，而不追逐小名。在《上张右丞书》中，范仲淹表白其志向为“文以鼓天下之动，学以达天下之志”，所以“始乃育大节，历小位，艰难备思，造次惟道”。 (48) 这是说自己既然有志于天下，故能培育“大节”，无论个人处境如何，都会坚守道义。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在写给好友叶清臣的一封信中也说：“宜其与国同优，无专尚名节，而忘邦家之大。” (49) 这同样是说，只有与国家利益相联系的名节才有价值，而除此之外的名节，则不必崇尚。
可见，范仲淹并没有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名”，而是标榜以实现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大名和大节。这体现了儒道两家在如何对待“名”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野。显而易见的是，范仲淹把个体生命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名节观，比老庄只注重个体生命感受的无名论更加合理。因此他批评老庄之徒道：“斯人之徒，非爵禄可加，赏罚可动，岂为国家之用哉？” (50) 意思是说，道家者流，致力于成全自我，不为名利所动，看似能够成全自我，却无法成全社会。这实质上是批评道家者流缺乏社会责任感，只知小我而不知大我，只知为己而不知为他。
老庄的“无名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其无为政治的主张。如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 (51) ，范仲淹对此无为政治主张也并未简单否定，他认为：
此则述古之风，以警多事之时也。三代以还，异于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故《礼》曰：“人君谨其所好恶，君好之，则民从之。”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恭；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52)
言下之意是，在太古时代，大道流行，社会充分自治，可以实行无为政治，以避免多事扰民；而自三代以来，大道既隐，则必须实行有为的政治，即必须重视礼乐教化，崇尚名节，利用名教教化社会，维护社会秩序。故范仲淹又说：
人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圣人敦奖名教，以激劝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53)
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 (54)
范仲淹视名教为治国之本，认为先王都利用名教治国，这样才可“激劝天下”。他反对把无为政治作为治国的原则，他的结论是：“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 (55) 而“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 (56)
综上所述，在宋初因循保守的士风中，范仲淹的“大厉名节”却遭到了“好奇邀名”“近名”“务名”的指责。以回击这些指责为契机，范仲淹对老庄的“无名论”作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从而为北宋士风的转变和儒家名节观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