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师道”
教育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师资队伍的状况无疑是关键因素，深谙教育之道的儒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以韩愈为代表的“师道”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杰出教育家范仲淹对“师道”亦有自觉体认，他指出师有“师道”，为师者必须恪守“师道”，国家必须形成“尊严师道”的风气，这是发展教育，复兴儒学的前提。故“师道”学说也是范仲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振兴“师道”
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在儒学面临佛、道思想挑战的形势下，唐代的韩愈提出“道统论”，其意在通过儒家思想传承谱系的建立，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但在韩愈看来，思想的传承必须以“师”的存在为前提，因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100) 。故韩愈又提出“师道说”，试图通过振兴“师道”来传承“道统”。这无疑是合理的思路。宋儒承续韩愈的“道统论”，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使命，自然也须树立教师的话语权和权威，把“师道”的振兴作为复兴儒学的前提，故“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 (101)
1. “回向三代”与“尊严师道”
儒家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然而重教必须尊师。荀子云：“尊严而惮，可以为师。” (102) 《礼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可见，只有尊师才能使民敬学，人类的文化知识才能得到传承。故《礼记》又云：“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103) 孟子亦云：“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 (104) 意指天子包括诸侯都不能以召见臣下的方式召见教师，而必须以平等、庄重的礼仪对待教师，以此来彰显教师的尊严。总之，儒家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且以贤者为师，强调“师”在文化传承、社会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这与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105) 主张是有根本区别的。
儒家倡导尊师的实质是尊重教师的博学多闻，即教师因能够履行传授道义和文化知识的使命而受到尊重。对此，韩愈曾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将教师的责任和使命归结为“传道、受业、解惑”三项，认为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才是完整的“师道”。其中“传道”为主要方面，即教师不仅要教授文化、知识和技能，解答学生的疑惑，更要“传道”。所谓“传道”就是传承儒家“道统”，即以儒家的思想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教育。不过韩愈认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106) 因此他呼吁重新确立师道。
在北宋宽松的士人政治背景下，士大夫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士人传统，以道自任，充满了自觉的“弘道”意识，同时他们又广泛地参与了政治生活，具备了“行道”的基础。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宋儒重提“道统论”，把“回向三代”作为其历史使命，而此历史使命的达成，又系之于师道的确立。为此，宋儒又继承了韩愈的师道学说，主张重振师道。
范仲淹是北宋庆历年间士大夫集团的杰出代表。他自幼“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 (107) ，他主张儒者要“师虞夏之风”“追三代之高” (108) ，又说：“吾党居后稷、公刘之区，被二帝三王之风，其吾君之大赐，吾道之盛节欤！敢不拳拳服膺，以树其德业哉？” (109) 这显然是把“回向三代”作为最高理想，把传承“先王之道”作为其人生使命。
范仲淹认为“三代”是文教事业发达的社会，具体表现就是“四郊立学，尊严师道”。他说：
窃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学，尊严师道，教育贤材。被服礼乐之风，准绳仁义之行，功磨国器，标率人伦。式致用于荐绅，乃助成于声教，俊造以之富盛，基业由是绵昌。 (110)
在范仲淹看来，“三代”因广设学校且“尊严师道”，故能培育人才，助成声教，以此奠定礼乐昌盛、仁义流行的盛世基业。除此之外，范公又云：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 (111)
这里所说的“正道”是指教育之道，也指师道。范仲淹再次强调，发达的教育与优良的师道是“三代”盛王致治天下的路径。
范仲淹深受“三代”尊师重教传统的影响。他终生倡导兴学办教，热衷于教育培养人才，并努力促成了北宋的“庆历兴学”运动的开展，他同时还主张继承“三代”的“尊严师道”传统，以此来劝学育才，辅成王道。
范仲淹之所以呼吁振兴师道，也是为了使师道与宋学精神相适应。宋学精神之所在，也就是前文钱穆先生所说的“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两端。 (112) “革新政令”，是指北宋的政治革新运动；而所谓的“创通经义”，则是指宋代儒学理论的创新和义理之学的建构。这“两端”与宋儒所要努力追求和创造的“三代”事业密切相关，也是宋代儒学复兴的标志。但这“两端”的达成，要求士人必须具备变革的精神和建构义理之学的能力，这实质上是要求士人要具备主体意识，即士人一方面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主动参与政治，视变革之业为“回向三代”的分内之事；另一方面要摆脱汉唐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以我为主，创通经籍，进而揭示其义理，提升儒学的思辨层次，也为革新政令提供学理支撑。但这种主体精神在汉唐固守师门之法的师道观下是无法培育的，只有在“先秦儒家士人文化主体意识的师道精神” (113) 的支配下方可形成。这是范仲淹重建师道的内在动力。
2. 宋初的“师道不振”
范仲淹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是宋学的开创者，也是“师道”复兴的始祖。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指出，宋初学术和教育并不发达，直至真宗、仁宗之际儒林尚在草昧阶段。但戚同文、孙复和胡瑗等大儒虽在草泽，但能够自拔于尘俗之中，已开始在民间创建书院，致力于讲学育人。他们秉承传统师道精神，讲明“正学”，加之范仲淹等在朝诸公的提携，于是官办学校和民办书院开始普及，宋学得以创立，师道得以复兴。 (114)
全祖望虽然肯定了范仲淹在宋学创立和师道复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未突出范仲淹的开创者地位，这是不公允的。其实范仲淹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左提右挈”作用，而同时也是作为士林领袖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发挥了领导和开创作用。
单就师道而言，作为杰出教育家的范仲淹同韩愈一样，对于师道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师道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如无正确的师道，就不会有良好的教育，也不会有良好的文风、士风和学风，当然也不会有良好的政风，儒学也不可能得到复兴，“回向三代”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范仲淹极为关注师道问题，针对宋初的“师道不振”，他率先提出了尖锐批评。
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的《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就指出文风关涉风化，只有正师道才能正文风。他认为当时士林“文风益浇”，表现为“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故士人“尚六朝之细”而“文章之薄”。他认为这种局面是因“师道既废”所致，因此他希望通过“兴复古道”来“救文弊” (115) 。这里的“古道”，当然包括古师道。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又进一步指出士林学风不正，“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并认为这是因“师道不振”导致的，为此他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 (116) 在天圣八年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他又指出士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他认为这是“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而导致的。他同样认为这种空疏学风是因“师道久缺”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宗经”，因为“宗经则道大” (117) 。此“道”既是政道，又是师道。
在对因“师道不振”而导致的文风、学风和士风不正进行尖锐批评的同时，范仲淹也疾呼发展教育，改变师道不存的局面。他在《上执政书》中说：
《诗》谓“长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云迈。（今）师道不振，斯文销散，由圣朝之弗救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 (118)
范仲淹认为“三代”因重视师道，发展庠序事业，故能“长育人材”，实现王道。他显然把师道的振兴视为培育人才的关键，为此他呼吁北宋统治者拯救师道，通过振兴师道来劝学育才，辅成王道。
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针对“文庠不振，师道久缺”的局面，他呼吁朝廷“思救其弊”：
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 (119)
范仲淹认为通过恢复“制科”可以解决一时的人才滞淹问题，但根本的劝学育才之道还在于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师道久缺”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关涉整个文教事业能否由小变大、由劣变优的关键之举。
3. “师道”新解
在批评师道不存、呼吁振兴师道的同时，范仲淹也在做着重建师道的努力。他继承了韩愈“传道、受业、解惑”的师道学说的基本精神，对师道的内涵进行了富有时代精神的新阐述。
范仲淹的师道新解，首先表现在对师者所传之道的重新发明。韩愈视“传道”为师者的首要职责，认为师者所传之道乃为儒家之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之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120) 可见韩愈所理解的仁义基本上属于纲常礼教和伦理道德范畴，并不涉及哲学义理层面。
同韩愈一样，范仲淹也认为“传道”是师道的核心，也认为师者首先要传授“先王之道”，如云：“吾儒之职，去先王之经则茫乎无从矣。” (121) 故他主张学者要委“先王之典”、要奉“先王之训” (122) 。范仲淹认为“先王之道”的精神实质是仁义。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范仲淹说：
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他日门人中绝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阳先生者，当又附此焉。 (123)
这里所谓的“古人之道”实为仁义之道。范仲淹希望为学为师者（乡先生）皆能孜孜于仁义，以达于此道为乐，就如同名师戚同文先生一样，不以入仕为乐，而以绝德至行、弘扬此道为乐。
但范仲淹所说的仁义与韩愈所说的仁义是有层次区别的。他不主张对仁义仅限于作伦理道德层次的理解，而主张在创通经义的基础上揭示其义理，进而将仁义与天道相贯通。他说：
博识之士，当于六经之中，专师圣人之意。 (124)
范仲淹认为，学者要通过对“六经”经义的创通而探究“圣人之意”。所谓“圣人之意”即“六经”之义理。范仲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欧阳修说他在未中进士之前就已“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 (125) ，《宋史》本传亦说他：“泛通六经，长于《易》。” (126) 这表明他是致力于“六经”的创通的。
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中，范仲淹又将先王之道的仁义本质与《中庸》的“道”相联系，对《中庸》主旨“率性之谓道”作了义理阐发。他认为儒道发端于人性之仁，体现为忠孝礼义，只有秉承和发扬光大此道，方可治国、治家、治民、治物。如果进一步由诚而明，坚守中和之道，必能感而遂通，由人道上达天道，从而保天心而立人极，臻于赞天地之化育的圣境。 (127) 他力图将孔孟的仁义学说和子思的诚明、中和学说融为一体，其创通经义的特征十分明显。故范仲淹所理解的师者所传之道，实为“六经之旨”和“仁义之本”，此乃形上层次的义理之道。
范仲淹认为师者所传之道为仁义之道，但仁义之道体现在儒家经典中，故只有深入研习经典才能发明此道。因此，范仲淹倡导“宗经”，反对“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的空疏学风。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128)
范仲淹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宗经”，因此学校教育必须培养“宗经”人才。而经之大是道，故“宗经”必须宗“经之道”。所谓“经之道”，是指作为礼乐规范和典章制度的经典背后所体现的“道”和“理”，如范仲淹言：“经以明道”，“文以通理” (129) 。但此“道”此“理”并非空洞无物之“道理”，而是先王创制立度、治国理政之实在“道理”。如其云：
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在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夫何求哉？ (130)
范仲淹认为《书》《易》《诗》《春秋》《礼》《乐》六经，作为先王制定的礼乐规范和典章制度，也体现着先王在政治、哲学、文学、历史、制度礼仪和音乐审美等各个方面的治国理念。因此，通过研修六经，不仅可以了解先王之制，还可以洞悉圣人治国安邦、化成万物的理念，这样就可造就经世致用的人才。
要之，范仲淹所说的师者所传之“道”，是指“先王之道”，其实质是寓于“六经”中的仁义之道；而仁义之道又与天道相贯通，故此“道”又为形上之道；形上之道并非空洞之性理，亦非空谈之心性，而是经世致用之道。所以他要求为师者必须“通经达道”“明体达用”，这是范仲淹师道学说的要义。
范仲淹对于“受业”亦有新的理解。韩愈视“受业”为师者的重要职责，认为师者所授之业为儒家的“六艺经传” (131) 。“六艺”即“六经”，“传”即对“经”的解释。《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132) ，这说明孔子是将“六艺”的内容分为“四科”进行教学。范仲淹亦主张以“六经”或“四科”作为教学内容，但他对于学习经典的方法有独到和深入的理解。他反对只要求学生墨守背诵经文，不求经旨的教学方法。他多次指出，这种教学方法培养的士人“虽济济盈庭”，但“求有才有识之士十无一二” (133) 。范仲淹所说的“有才有识之士”，是指精通典籍，富有文化和理论修养，但又擅长国计民生，精通文韬武略的有用之才。为达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范仲淹主张以经世致用之学取代专务诗赋墨义的空疏之学，这是范仲淹教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师道思想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范仲淹认为，实现儒学复兴、“回向三代”之治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教育，振兴师道。为此，他对师道的内涵作了新的学理阐释。至于在实践中采取何种措施振兴师道，范仲淹认为必须从“立师资”和“重师礼”两方面做起。
二、 “立师资”
范仲淹强调名师对于办学育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一卷之书，必立之师” (134) ，“非有讲贯，何以发明？” (135) 于是他呼吁在兴学办教的同时也强调“立师资” (136) 。在他的从政和教育实践中，所到之处无不热心延聘、推荐名师到地方和中央的各级学校任教，以充实师资队伍，这是范仲淹“尊严师道”思想的重要内容。
1. 通经达道
范仲淹“立师资”的标准是很高的。在他看来，只有通经达道、博学多才之士才堪任教师。他心目理想的师者形象是：“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 (137) 他认为只有理想的师者才会“善教”，而只有“善教”者才能培育“三代之英”。他说：
盖将成尔之德，激清学校，腾休都邑。俾夫多士耸善，庶邦成流，格美俗于诗书，被颂声于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复三代之英。 (138)
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范仲淹称赞王洙“素负文藻，深明经义” (139) ，后来在《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中又称赞他“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搢绅之中，未见其比” (140) 。在《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中，他称赞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称赞李觏“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是“鸿儒硕学” (141) 。在《举张问孙复状》中，他称赞孙复“素负词业，深明经术” (142) 。这些人正因道德才学的卓越，才被范仲淹延聘或举荐为师。
范仲淹将聘请名师、兴学办教作为于庆历兴学的重要内容。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
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
……
臣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 (143)
在他的奏请下，朝廷于庆历四年三月乙亥下诏规定，各路州县皆立学，教师从本路所属官员中选拔，每三年一轮换；如果官员不足，就从乡里挑选博学有道之士充任，也是三年为一任期。 (144) 这样州县办学就有了充分的师资保障。
范仲淹在地方和中央为官时，都热心延聘、举荐教师到各级学校任教。早在出仕之初，在广德任司理参军时，他就关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经过范仲淹的延师办学，广德文风渐盛。在之后的为政和教学生涯中，范仲淹先后聘请和举荐过的著名学者有胡瑗、孙复、李觏、王洙等，这些人都为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 恪守“师道”
范仲淹认为为师者必须忠于职守，恪守师道。他称赞戚同文是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的“绝德至行，高尚不仕” (145) 之士，又说：“孟子谓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 (146) 他主张：“吾辈方扣圣门，宜循师道。” (147) 如何“循师道”呢？他概括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于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向方。” (148) 意为教师的教学活动必须有助于国家的教化，使人民接受正确的思想引导，思古向善；同时要传授文化知识，使学生熟悉典籍。可见，师道主要表现为“传道”和“授业”两项，教师必须恪守此道。同时，教师因能恪守师道而为国家所“贵”，这是范仲淹“尊严师道”思想之本意。
范仲淹也曾从教为师。天圣五年（1027年），他应南京留守晏殊之邀执掌应天府学。在此期间，他为人师表，恪守师道，在教务、教学方面精益求精，作出了很大成绩。范仲淹注重对学校的规范管理，训督有法度，学生起居皆立时刻，要求严格；注重学风建设，要求学生诚实守信，勤奋学习；注重教风建设，他为人师表，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因材施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在他的严格管理下，应天书院办得成绩卓著。
范仲淹亦官亦师，在从政为宦之时，也热心培育人才，不改师者本色。天圣初年（1023年），他在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期间结识了富弼，他很欣赏这位年轻人，认为是“王佐才也” (149) ，故对其多有眷顾，并教之以文，告知以道，从此奠定了两人“师友僚类，殆三十年” (150) 的密切关系。在《祭范文正公文》中，富弼深情回顾了与范仲淹的这段交往：
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 (151)
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期间，富弼为书院举子，富弼为范公门生。当时晏殊正欲择婿，经范公的美荐，晏殊择富弼为婿。据《宋元学案》记载：
晏元献判南京，文正权掌西监，晏属之择婿。文正曰：“监中有二举子，富弼、张为善，皆有文行，可婿。”晏问孰优，曰：“富修谨，张疏俊。”晏取先生为婿。
后来富弼的科举之途多舛，曾举进士不中。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又鼓励推荐他应制科，结果举“茂才异等”：
果礼部试下。西归，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还。”遂举茂才异等。 (152)
富弼在《祭范文正公文》中对此事亦有回顾，他说：“肇复制举，我掸大科，公实激之。”可见作为师友的范仲淹，他在富弼的成长之路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总之，范仲淹所说的“立师资”，不仅仅是教师因知识和才能而“立”，更重要的是因其“道行”而“立”。即教师不仅要博学多能，还要“体道”和“弘道”，进而为人师表，冠乎群伦，这才是师道的完整意义。为师者只有恪守此师道，才能得到“尊严”。反之，如果“师道不振，斯文销散” (153) 或“师道既废，文风益浇” (154) ，那么“尊严师道”就无从谈起。
三、 “重师礼”
范仲淹认为“尊严师道”还表现为“重师礼” (155) 。所谓“重师礼”就是尊师重教。这首先表现为对于教师的善待，其次表现为对于儒家师门之礼的遵守。
1. 敦奖名教
善待师者是范仲淹的一贯主张，如云：“敦奖名教，以激劝天下。” (156) 又云：“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 (157)
首先，他认为对于已有功名官位的为师者要给予敦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他奏请朝廷对已任贺州富川县主簿、但曾充任应天府书院说书已三年的王洙，“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另在《奏举姚嗣宗充学官》中，他说姚嗣宗“文笔奇峭，有古人风格，兼通经术，宜置国庠”，故乞奏朝廷“特授一学官，候通前任成四考日，与转原官”。 (158)
其次，范仲淹继承了孔孟的独立士人精神，认为对于“岩穴草泽之士”也要给予敦奖。他在《上执政书》中说：
至于岩穴草泽之士，或节义敦笃，或文学高古，宜崇聘召之礼，以厚浇竞之风。国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举，不逾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适以为辱，何敦劝之有乎？ (159)
对于蛰居在民间的节义饱学之士，范公认为朝廷要以聘召之礼厚待之，即不能只授予其“助教”身份，还要给予其更高的学术地位和荣誉，这样可抑制浇薄奔竞之风，敦劝天下。
范仲淹践行此说，景祐二年（1035年），他在苏州创立府学时，就直接聘布衣胡瑗为“苏州教授”；皇祐元年（1049年），他又举荐“草泽”李觏为官，其《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云：
臣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乡曲俊异，从而师之。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识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臣窃见往年处州草泽周启明，工于词藻；又江宁府草泽张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泽龙昌期，并老于经术。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奖劝。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 (160)
范公认为李觏虽出自“草泽”，但“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故特奏请朝廷授官，以示奖劝。
再次，范仲淹重视医学，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161) 的理想。他视“医道”为“儒道”，为此他主张敦奖“医师”。他在《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中说：
《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岁终考其医事，以制其禄”。是先王以医事为大，著于典册。我祖宗朝，置天下医学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
范仲淹认为“医事为大”，先王和就曾敦奖“医师”，祖宗朝也曾设“医学博士”，亦有敦奖之意，不过未曾令其教授生徒。范仲淹将敦奖“医师”的主张落在了实处，他鉴于“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的局面，谏议在京师选择医术高明且“能讲说医书”者为“医师”，设置“官学”教授生徒，所有医生必须经过官学培训、考核方可行医，其“医道精深高等者”，还可入翰林院。另外，京师外所有诸道州府的“医学博士”，也要教授生徒，并“选官专管”，对于学有所长、医术高明者也予以相应的褒奖。通过这些举措，可达到“所贵天下医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济甚广，为圣人美利之一也” (162) 的目的。
2. 师门之礼
范仲淹认为，遵守儒家师门之礼是“重师礼”的更重要的表现形式。他视先师孔子作为人文化成之王，应当享有最崇高的礼仪，后世帝王不能以对待臣下之礼来对待孔子，故他在《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中说：
荡荡乎惟道为大，……盖后之明王遵道贵德而不敢臣，故奉之以王礼，享之于大学，昭斯文之宗焉。 (163)
因孔子是“斯文之宗”，儒道为大，故后世帝王对孔子应尊之以王礼，并供奉于学校，以彰显“儒道”的神圣和庄严。在《邠州建学记》中，范仲淹对将夫子庙迁于新建学宫的做法非常赞赏，他说：
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 (164)
范仲淹认为将夫子庙扩建于学宫是“重师礼”的体现，而广建学宫则体现了对儒生的善待。
在《岁寒堂三题》序中，范仲淹告诫范氏子弟：“可以为友，可以为师。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 (165) 可见在范公看来，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故对于为师者，范仲淹向来以礼相待，如对胡瑗，他就“爱而敬之”。据《宋元学案》记载：
（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 (166)
范公不仅对胡瑗“爱而敬之”，他隆师礼，重师道，对一切鸿儒硕学如张载、李觏、孙复、石介等皆诱掖劝奖，左提右挈，终使“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167)
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他称赞睢阳先生戚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而其弟子门人亦能继承睢阳遗风，“并纯文浩学，世济其美，清德素行，贵而能贫”。因此，他希望南京书院诸生“不孤师门之礼教”，“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庶几乎刊金石而无愧也”。 (168)
按全祖望的说法，“高平实发原于睢阳戚氏” (169) ，可见范仲淹本身就是戚同文学派的思想传人。他也继承了“不孤师门之礼教”的门风，严守儒门师教，不负师训。在《饶州谢上表》中他自称：
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庶从师训，无负天心。 (170)
范仲淹说“师训”体现“天心”，“天心”即天道。范公勉励自己，在州郡为官要布施良政，在朝廷为臣要贞节不屈，总之要严守“师训”，不负先圣之意。
范公对有师恩于他的师者皆能以礼相待，他与晏殊的交往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范仲淹在年龄上还长晏殊两岁，但晏殊出道较早，并于天圣五年（1027年）任南京留守时邀请范仲淹执掌应天府学，还于天圣六年推荐范仲淹担任馆职。晏殊的知遇举荐，对范仲淹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故范仲淹对晏殊终身执门生弟子之礼。
范仲淹与晏殊有很多诗歌书信往来。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谪守睦州，到达睦州不久，他便写信给晏殊，告诉他这里的社会治理状况不太理想，还谈及了他的一些作为，如抑制豪强、扶弱济贫、播行仁义等，结果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其信中还云：
乃延见诸生，以博以约，非某所能，盖师门之礼训也。 (171)
这是说他还召见了当地的儒生，并培养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发挥教化的作用，伸张正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风气。对于这些举措及成效，范仲淹说都是老师教育的结果，并非自己有能力，他不过是遵守“师门之礼训”而已。
皇祐元年（1049年），已六十一岁的范仲淹由邓州迁知杭州。途中，他执弟子礼，专程拜访了时知陈州的晏殊，两人诗酒唱和，欢聚数日。范仲淹的《过陈州上晏相公》云：
曩由清举玉宸知，今觉光荣冠一时。
曾入黄扉陪国论，重求绛帐就师资。
谈文讲道浑无倦，养浩存真绝不衰。
独愧铸颜恩未报，捧觞为寿献声诗。 (172)
范仲淹说自己一生的荣光皆因恩师当年的举荐，如今自己已年迈，但师恩未报，实感惭愧，只能举杯献诗祝恩师长寿。他说与恩师谈文讲道毫无倦意，并赞美恩师“养浩存真”，感激之情，发自肺腑。
此事堪称尊师重教的佳话。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赞之曰：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以诗叙殷勤，投元献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无不叹服。 (173)
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虽“重师礼”但并不盲从师礼。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因上章反对仁宗于冬至日率百官为刘太后贺寿而得罪权贵，并因此遭贬。范仲淹的举动让他的举主晏殊“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针对晏殊的“狂率邀名”指责，范仲淹并不屈服，而是“正色抗言”，据理力争。随后范仲淹又写了《上资政晏侍郎书》，对晏殊的“好奇邀名”指责进行了详细申辩，好在晏殊也是明达之士，最终“愧谢”范仲淹。 (174) 此事表明，范仲淹对晏殊的尊重，是建立在道义而非盲从的基础上的，这大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