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兴学办教
儒家历来重视教育，《礼记·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孔子主张“有教无类” (1) ，孟子主张“谨庠序之教” (2) ，后世大儒也都重视教育。在儒家的推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秀文化传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传统，也高度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结合历史的经验和时代的需要，对教育的重要性作了新的阐发。
一、 庠序之教与“三代”之治
范仲淹作为北宋儒学复兴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与其政治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复兴王道，实现“三代”之治是范仲淹的政治理想，而“三代”的重要特征是重视庠序之教，文教事业发达。他说：
三代右文，四郊立学，尊严师道，教育贤材。 (3)
《诗》谓“长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云迈。 (4)
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 (5)
在对“三代”的追忆中，范仲淹特别关注了庠序之育对于人才培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三代”社会的借鉴意义就是尊师重教，培育贤材。在他看来，庠序之教之所以能够辅成“三代”盛世，关键在于庠序之教能够培养“俊乂”，是“长育人材”或“长养人材”之道。而人才的培育和涌现不仅有助于礼乐教化，还能治国安邦。故他认为“三代”之所以礼乐昌明，“三王”各有天下数百年，为富为寿，长治久安，实为并用此道培育人才的结果。所以他又说：
夫庠序之兴，由三代之盛王也，岂小道哉？ (6)
可见，教育事业绝非“小道”，而是关涉王道大业能否复兴，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大道。因此，教育事业的成败，直接影响社会的盛衰，这是范仲淹通过对庠序之教与“三代”之治内在关系的考察而得出的深刻认识。
范仲淹认为重视教育不仅是“三代”社会的特征，也应成为后世通行的法则。他说：
恭惟前圣之文之道，昭昭乎为神器于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后世圣人开学校，设科等，率贤俊以趋之，各使尽其心，就其器，将以共理于天下。 (7)
至于唐家，中外建学，文物之盛，三代比隆。 (8)
李唐之盛，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 (9)
范仲淹认为前圣兴学办教之道，作为天下“神器”，也应为后世圣人所秉持，表现为开学校，设科等，以此来培育招揽贤俊，以共同治理天下。他还以唐朝为例，说明通过兴学办校，普及文教，完善科举制度，就可广纳贤才，进而比隆三代。北宋作为追慕“三代”的太平之朝，更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故云：
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 (10)
范仲淹极其看重人才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秦汉、隋唐因人才得失而导致王朝兴亡的历史变故中，得出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著名结论：
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11)
范仲淹认为，既然人才关涉兴亡，所以历史上的明君贤相无不重视“择材”，他说：
《书》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
《书》之《说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 (12)
圣宋定天下，太宗锐意太平，真宗之初，复亲擢俊乂。 (13)
不过在范仲淹看来，“择材”固然重要，但“育材”更为根本，如果只知“择材”而不知“育材”，就如同“不务耕而求获”一样不可思议：
或谓举择令长，久则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谓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 (14)
孟子谓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岂偶言哉？行可数年，士风丕变。斯择材之本，致理之基也。 (15)
范仲淹认为“育材”是“择材之本”，是“致理之基”，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他主张：
复当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 (16)
在此，范仲淹明确提出“复其学校之制”和“兴阙里之俗”的教育主张。所谓“学校之制”是指“三代”的庠序教育制度，而“阙里之俗”是指西周王朝在基层社会广兴教化的风俗。对于“阙里之俗”，范仲淹认为在州县建立学校，在乡间普及教化，以此培育贤能，然后每三年考其德行道艺，选贤任能，郑重其事，此为“《周礼》乡大夫之职”，也即“阙里之俗”。 (17) 他认为后世欲复二帝三王之治，其必由之路就是恢复“三代”的教育制度，实行《周官》之法，此为“治本”之策。
总之，范仲淹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深刻认识到通过学校教育对于“长育人材”的重要性，认识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理想政治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范仲淹教育思想的重要闪光点。
二、 兴学办教与“劝学育材”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范仲淹深刻阐述了庠序之教为王政之本的道理。结合北宋的现实，他进一步论述了兴学办教与“劝学育材”、实现国家善治的必然联系。仅在天圣八年（1030年）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他就反复强调：
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我器用，辅我风教。
……
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 (18)
另外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南京书院题名记》《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选贤任能论》和《邠州建学记》等诸多篇章中，对教育的重要性都有深刻论述。
范仲淹认为缺乏人才是国家最大的祸患，他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 (19) 而北宋面临的根本问题恰恰就在于“乏人”，对此他多次指出，“天下危困乏人” (20) ，“举择令长，久则乏人”，“诸司乏人” (21) ，“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 (22) ，因其“乏人”，国家在“选用之际，常患才难” (23) 。北宋为何“乏人”若此呢？范仲淹认为这根本是由于“士曾未教”所致，因为“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 (24) ，可见，“乏人”问题的形成，最终是教育不兴导致的。
事实上，宋初百废待兴，国家尚不安定，故统治者虽热心文治，重用文人，以科举取士，对私人办学有所鼓励，但对于政府的大规模办学并不甚重视，存在重视科举而忽视教育的不合理导向，范仲淹所谓的“不以教育为意，而以去留为功” (25) ，指的就是这种导向。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宋初学校未兴、教育不振、师道久废。宋初中央虽有国子监，但规模狭促，管理混乱，生徒很少且素质不高。另据《文献通考》记载，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天章阁侍讲王洙言：
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致千余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考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讲者。 (26)
到了仁宗庆历二年，情况也无好转，国子监给牒人数虽众，但科考结束后，则生徒散归，平时在监听讲者止一二十人，讲官无所适从，管理无法，国子监成为游士寄居之所。
至于州县办学的情况，宋初也很不理想：
宋兴之初，是时未有州县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 (27)
可见宋初州县办学不兴，直到到仁宗景祐之后，地方州郡才渐次建学，有了一定规模。学校教育的落后，导致国家人才培养渠道不畅，对此局面，范仲淹亦云：
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 (28)
州人子弟多习诗书而未有学校，士望缺然。 (29)
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 (30)
针对这种庠序不兴、师道久废的状况，范仲淹大声疾呼：“庠序可不兴乎？” (31) 他主张“敦教育之道”“慎选举之方”，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振兴师道，认为只有这样才可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才，从而做到“政无虚授”“代不乏人” (32)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一生都致力于兴学办教，且成效斐然，其中尤以“庆历兴学”的功绩最大。对此，历史是有公论的：
仁宗以前，天下州县未尝立学。公自始筮仕以迄参大政，其间历守诸州郡，所在必开设学校，率先训督，教育多士，首以吴郡所卜居之宅奏请立郡学。至庆历四年诏州县皆立学，从公请也。 (33)
国朝庠序之设，遍于寓内，自庆历始。其卓然为后学师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孙氏，海陵之胡氏，徂来之氏，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34)
范仲淹从州县开始，直至位列执政，一直坚持兴学办教，在他不断的倡导和推动下，终于结出了“庆历兴学”的硕果。当然，北宋兴学大业的建立并非范仲淹一人之功，但他的开创者地位及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兴学的目的，范仲淹尝云：
庆历甲申岁，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谋，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俾岁贡群士，一由此出。 (35)
看来，范仲淹是希望通过大规模的郡县办学来培育众多的优质生源，以此来夯实贡举的基础，这样就可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使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轨。
当然，范仲淹倡导兴学办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还出于礼乐教化、人性改造方面的综合考量。如前文所述，范仲淹认为，庠序之教的发达，礼乐文明的昌盛，人心的古朴向善，是“三代”社会的特征，也是王道仁政的标志，而现实的局面却是“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 (36) ，且人心不古，士风浇竞，文风萎靡。故欲复“二帝三王之道”，除了振兴纲纪，建立制度完备的政体之外，还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制礼作乐，以仁义道德教化社会，大厉名节，移风易俗，这样“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风化不兴乎？” (37)
另外，范仲淹还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性改造的重要意义，他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中说：
子未预于教也，弗学而志穷，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见其宝，汩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预于教也，克学而神晤，如金之在铸，如骥之方御，跃焉可成乎美器，腾焉可致乎夷路者也。 (38)
这段话是范仲淹对教育之本质和作用的深刻论述。他说人性如蒙，也如玉之未琢，如果不进行教育，则不知向学也不知向善；如果加以教育，人性就会发生改变，既知向学也知向善，如金石经过陶冶，就可铸成美器，烈马经过驯导，就可腾飞于道路。范公称此为“人知向方” (39) ，他称赞南京府学生朱从道经过学校教育，便“果知向方” (40) 。总之，范公认为教育可使人性走向美好，从而为理想社会的建立奠定最可靠的基础。
范仲淹注重教育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学校管理的重视。范仲淹在执掌应天府学期间，很是注重学校的教育管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注重对学校的规范管理，训督有法度，学生起居皆立时刻，要求严格；第二，注重学风建设，要求学生诚实守信，勤奋学习；第三，注重教风建设，他为人师表，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因材施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在他的严格管理下，应天书院办得很成功，培养的人才也很多。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学秩序，发挥学校的教育优势，范仲淹还对学生在校学习的时日作出明确要求，据史载：“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 (41) 在他的奏请下，宋廷于庆历四年（1040年）三月乙亥下诏规定：
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
诏书对于学生的品行也作出严格要求，规定有下列七种不良行为者不得入学：
所禁有七：曰隐忧匿服；曰尝犯刑责；曰行亏孝弟，有状可指；曰明触宪法，两经赎罚，或不经赎罚，而为害乡党；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祖干十恶四等以上罪；曰工商杂类，或尝为僧道。皆不得预。 (42)
范仲淹之所以注重学校教育，也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范仲淹幼时未曾接受过国家系统的学校教育，他是在寺院“划粥断齑”的苦况中自己读书成长的，故对于孤寒士子求学无门的困境怀有切身的感受，这也是他自从政后就致力于兴学办教的重要原因。
范仲淹一生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于教育事业的大力倡导和推动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有宋一代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文化兴盛，学术繁荣，与范仲淹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范公对学校教育的本质、地位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水平，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也为历朝所罕有”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