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理之学到性理之学
对于范仲淹在北宋儒学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的学者们大多从事功的角度进行评说，认为范仲淹在当政时能振作士气、开设学校、发展教育、提挈儒学人才，这些措施都有功于圣门，推动了儒学的复兴，而其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创见则被忽视。例如朱熹对范仲淹的道德功业推崇备至，说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1) ，有“振作士大夫之功”，并认为宋儒“好议论”（探求义理）的传统始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后经周敦颐、二程与张载等人的努力方蔚为大观 (2) 。但范仲淹到底议论了什么，朱熹是只字未提的。元代学者李祁认为范仲淹“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才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故范仲淹“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 (3)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亦说“高平（范仲淹）一生纯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认为范仲淹等人“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4) 。可见，在李祁、全祖望等人看来，范仲淹只是发挥了一个“有功名教”和“贤者在朝”的政治家的作用，他只是以其政治影响、通过一定的行政措施推动了儒学的复兴，至于他在思想学术上有何建树，全祖望等人也是只字未提的。
一、 “义理”与“性理”
近些年来，随着学界对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范仲淹在北宋儒学复兴过程中的开创性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诸多学人不仅肯定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对儒学复兴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还特别强调其对北宋义理之学的开创之功。 (5)
所谓义理之学，是指宋儒重在从思想理论角度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义理之学体现了宋学的特质。从解经方法而言，义理之学是对汉唐经学专注于章句训诂诠释方法的革新，表现为对经典传注甚至经典本身的怀疑精神和自由思考的学术风气。在思想内容上，宋儒重在创造性地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体现着时代精神的义理，而不固守汉唐不得自出新意的师门家法，钱穆先生称此为“创通经义” (6) 。因此，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义理之学不仅表现为对经典诠释方法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对儒家的“内圣外王”学说加以重新反思，揭示内圣的天道本体依据和外王的价值之源，发掘和探寻道德性命之理，构建道德形而上学，并对“性理”关系展开讨论，这才是义理之学的本质。可见，由义理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才是宋学精神的真正体现。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宋、明儒所讲者即‘性理之学’也。” (7) 牟先生的言下之意，是说先秦儒家包括汉唐儒家所讲者并非性理之学。事实上，传统儒家对性与天道问题（即“性理”问题）的认识，是存在本体论思维缺陷的 (8) ，故牟宗三先生又认为，对于“性理”问题，儒家“自《诗经》、孔孟以后，竟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无人能讲得深透，直到宋代，才因佛教讲‘空’的刺激，而彰显了这‘性理’” (9) 。
总之，讲义理之学的宋儒们，不仅要扬弃汉儒的注疏传统，还要否定其以神学目的论为特征的宇宙论图式，同时还要吸收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想，将义理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这样才能建构新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和道德性命之学，才能应对佛道的挑战，实现儒学的复兴。故“宋明理学之为新儒学”的理由，就在于宋儒完善了孔孟的“内圣之教”，从而使“天道性命相贯通”。 (10) 因此，“宋明理学家建构的哲学体系大多都有一个本体论的设定” (11) 。
对于构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和道德性命之学，宋初诸儒并未形成自觉的认识，这正如陈植锷先生所指出的：“一般讲，正如宋初文风沿袭唐人之旧一样，宋初学术，也基本上是汉、唐训诂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延伸。” (12) 但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已经超越宋初的学术，最早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并开始从事性理之学的建构了。笔者认为，这是范仲淹能视为宋学开创者的最本质的原因。
对于儒家的经典，范仲淹多以己意论断经义，这一点在他对《易经》的诠释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一系列的解《易》文献中，范仲淹一扫汉儒的解易传统，不重象数，也不重文字训诂，更不讲阴阳灾异和天人感应；同时也扬弃了王弼等玄学派贵无贱有的易学思想，重在阐明儒家思想。
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 (13) ，《周易》是范仲淹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为此他写有《易义》《四德说》等文章，以及《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蒙以养正赋》等几篇赋。
范仲淹也很重视《中庸》这部经典。据史载，康定元年，范仲淹在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期间，于戎马倥偬中曾接见张载，劝其不要从戎，而是引导其研读《中庸》，并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14)
关于宋儒特别重视的《中庸》，在现存的范氏文献中，只有在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掌南都府学时所作《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其中有所涉及：
然则道者何？率性之谓也。从者何？由道之谓也。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将从之乎，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若乃诚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后可言焉。 (15)
这段文字是对《中庸》主旨“率性之谓道”的义理阐发，其创通儒家之意十分鲜明，故余英时先生认为：“此文全就《中庸》发挥，充分表达了由修身、齐家而建立理想秩序的意识，而且也含有‘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观念。” (16)
范仲淹之所以重视《周易》和《中庸》，是因为在这两部儒家经典中包含着诸多的哲学和思辨元素，通过对这些元素进行新的诠释，对于建构儒家的形而上学来说，是难得的思想资源。正是基于对《周易》《中庸》等儒家经典的阐发，范仲淹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乾坤为本体，融本体论、心性论和大化论为一体的本体论哲学思想体系。
二、 范仲淹与“宋学精神”
如前所述，钱穆先生曾将宋学精神概括为“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两端。范仲淹与这两端都有关联，他不仅于“革新政令”一端卓有建树，单就“创通经义”而言，范仲淹也成就巨大。本书上述所集中探讨的内容，如范仲淹对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乃至性理的发掘，以及融本体论、心性论和大化论为一体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正是他“创通经义”的具体表现。
诚然，范仲淹的哲学思想是不完善的，他的“创通经义”还带有初创性质，其哲学思想也大多体现在一系列的诗赋和奏章书信中，他在宵衣旰食和戎马倥偬的短暂一生中，未能在学术和思想领域有更多更系统的创作，所以与后来的理学家相比，他的哲学思想还不够精致。但是，范仲淹倡导“明体达用之学” (17) ，他的“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是体用相关的，其中“创通经义”为体，“革新政令”为用，用不离体，以体达用，体用之间无所偏颇，两者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明体达用之学”无疑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优良传统。而后来的理学家们则背离这一传统，他们弃用言体，弃外王而言内圣。就哲学思想来看，范仲淹并未局限于道德心性之一隅，也未把性理之学引向单纯的心性之学，这又是空谈道德心性的理学家们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