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的缘起
一、 宋夏关系的演变
在历史上，西夏是由党项人于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自唐朝以来，西夏的祖先以世居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的一个党项部落——平夏部最为强大，故夏州被视为西夏的发祥地之一，元昊建国时便自称“大夏”，这是“夏”的由来。因在中国西部，宋人称之为西夏。西夏王朝全盛时，其疆域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幅员二万余里 (1) 。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其前期虽表面上臣服于辽、宋，但经常与之发生战事，形成事实上的三国鼎立局面。后期与金并立，末期受蒙古的威胁并最终亡于蒙古。传承十帝，享国一百八十九年。
唐朝末年，平夏部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为宥州刺史，因出兵勤王，参与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授予夏州节度使一职，镇夏州。复赐李姓，封夏国公，统辖银、夏、绥、宥、静五州地。从唐末到宋初，拓跋氏代代相传，一直是该地区的统治者，其中拓跋思恭的被封，是党项拓跋家族割据夏州的开始。故钱穆先生认为：“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2)
从唐朝到宋初，西夏虽然一直在扩充势力，但总体上还是受中原王朝节制的少数民族地方藩镇。北宋初年，朝廷对西夏实行“羁縻”政策，西夏与宋朝时战时和，但名义上仍臣服宋朝。宋太祖曾加封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为太尉。宋太祖乾德五年，李彝兴卒，朝廷追封其为夏王。李彝兴子李克睿立，袭职定难军节度使。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克睿卒，其子李继筠立。太平兴国五年，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立。
在李继捧统治期间，西夏内部分裂，李继捧难以在西夏立足，据史载：
继捧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
李继捧于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率族人入朝，纳地归宋。夏州自唐末拓跋思恭以来，到李继捧凡立九主，在“继捧之先，累四世未尝入觐，继捧至，上喜，赐白金千两、绢千匹、钱百万” (3) 。于是封其为彰德军节度使，赐姓赵氏，更名保忠。李继捧纳地归宋后，宋朝立即派官员接管了夏、银、绥、宥、静等五州。
就在李继捧归宋的同时，其族弟李继迁不愿随李继捧归附，于是率族奔走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打出复兴宗族部落的旗号，开始反叛宋朝，在以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李继迁与北宋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故《宋史》称：“继迁出奔，及是，数来为边患。” (4) 可见，李继迁的出走，是宋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李继迁势力逐步壮大，又投靠辽国，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辽国以义成公主嫁李继迁，并册封其为夏国王，李继迁遂与辽结为掎角之势，对抗宋朝。宋朝虽多次出兵讨伐，但终不能胜。
宋咸平元年（998年），李继迁再次上表归顺宋朝，被宋真宗授以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然而李继迁反复不定，未几，又侵袭宋朝边境。咸平五年三月，李继迁联合蕃部，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改为西平府。灵州为北宋河外重镇，土地肥沃，农牧皆宜，西南可控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商贸通道——河西走廊，为西北战略要地。李继迁占据灵州，为“复全定难五州之始。宋以灵武（灵州）不守，并弃绥、宥，保吉（继迁）从此据朔方，并西凉，丕基式廓，宋实有以成之。” (5) 咸平六年正月，李继迁迁居西平府，以此作为西夏的都城。当时北宋与辽的战事正急，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宋真宗遣“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 (6) 这样，北宋就将李继捧所纳之地又还给了李继迁，事实上承认了夏州的独立地位，为后来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随着对宋战争的胜利，李继迁又急于西进吞并吐蕃、回鹘诸部。咸平六年，李继迁进攻吐蕃所属的西凉府，据史载：“李继迁之陷西凉也，都首领潘啰支伪降，继迁受之不疑。未几，啰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创甚，奔还，至灵州界三十井死。” (7) 时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于柩前即位。李德明深沉有器度，善理国，多权谋。他因“父有遗命”，于是“连岁表归顺” (8) 。这是李继迁在受到重创之后，已意识到连年征战给自身也给西夏各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于是在临死前嘱咐李德明：
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又谓张浦曰：“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言讫卒。 (9)
景德三年，李德明“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 (10) ，与宋议和，宋真宗册封其为西平王，授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在外交上实行“依辽和宋”政策，故他同时也接受辽的册封，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辽国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在稳定了与宋、辽的关系后，李德明对内专注于经济发展，对外向西拓展，进攻吐蕃和回鹘，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夺取了甘州、西凉府等战略要地，逐步控制了河西走廊，实现了李继迁时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 (11) 的战略目的。天禧四年（1020年）冬十一月，李德明听从谋士建议，认为西平府地居四塞，无险可守，“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 (12) 于是改怀远镇为兴州（今银川市），将兴州定为都城。然后派役夫北渡黄河，于怀远镇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兴建新都城。此城即日后西夏的国都兴庆府。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 (13) ，正式迁都。天圣六年夏五月，李德明使子元昊攻回鹘，取甘州。同年，立元昊为太子。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夏五月，德明封夏王” (14) 。同年九月，李德明临终前“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 (15) 。明道元年十月，李德明卒，时年五十一岁。其子元昊立。
在李德明在位（1003—1032年）的三十年时间里，西夏尽管在事实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与北宋不可避免地有摩擦和冲突，甚至偶尔也以兵相犯，但在名义上却一直臣服宋朝，与北宋基本保持了和平交往的局面。双方礼尚往来，经贸和文化交流频繁。对此，范仲淹曾给予高度评价：
伏以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为同姓，待以骨肉之亲，封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车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终如一，齐桓、晋文之盛，无以过此。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使蕃汉之民，为尧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 (16)
范仲淹重点强调了李德明与宋朝的睦邻交往，认为李德明归顺朝廷“心如金石”，朝廷对之亦“恩信隆厚”。双方“有耕无战”，呈现出“尧舜之俗”的太平景象。范仲淹的这些话，是对李德明顺应历史趋势，识时务、休兵革、发展经济的肯定；同时也是出于儒者的仁爱情怀，对睦邻友好、化干戈为玉帛的向往；当然也是对元昊倒行逆施、穷兵黩武和背叛宋朝的声讨。
二、 元昊叛宋建国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卒，其子元昊即位。同年十一月癸巳，宋廷“制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员外郎、判开拆司杨告为旌节官告使，礼宾副使朱允中副之”。而元昊“既袭封，即阴为叛计。时（宋朝）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辄称‘显道’于国中，虽亦贡奉，然僭已萌矣。初对使者，设席自尊大，而告徙坐即宾位，不为屈”。 (17)
据《长编》载，元昊“性凶鸷猜忍，圆面高准，长五尺余。少时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骑引，百余骑自从。晓浮屠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书，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 (18) 可见元昊自幼尚武，熟读兵书，有学识。但从其初对宋使就狂悖无理的姿态来看，也并非成熟政治家的所为。故元昊虽有雄才，但终不免以乱政死于非命收场，看来也并非偶然。元昊志负狼贪，不满足于依宋之所得，他曾对其父言：
所得俸赐只以自归，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兹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俱丰，于我何恤。 (19)
元昊意识到朝廷俸赐只归西夏上层所有，党项部落却“穷困颇甚”，而他的理想是实现“上下俱丰”，即建立一个公平富裕的社会。这本不为过，但他想到的手段只是通过“习练干戈”而“恣行讨掠”或“侵夺封疆”，即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财富和土地，这便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了。据《长编》载：
（元昊）数谏德明无臣中国，德明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终无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20)
元昊的志向与其父不同。德明知恩图报，认识到“久用兵，终无益”，主张与北宋和平交往。而元昊则野心勃勃，未即位就劝说其父“无臣中国”，即位后立即实施其强盗逻辑，于是反叛宋朝，对周边民族大肆侵凌掳掠，谋求以暴力征服为途径的霸业，这便完全背离了李德明的统治理念。
从明道元年至宝元元年（1032—1038年），元昊不断率兵侵扰北宋的边界。如景祐元年（1034年）二月“以兵攻府州”，这是元昊向北宋用兵的开始。同年五月“复攻府州”。同年七月“掠环、庆”。 (21) 同年八月，朝廷“遣入内供奉官周惟德往环庆路体量边事，以赵元昊数入寇也。” (22) 景祐二年七月，元昊又“以兵入环庆” (23) 。
李德明尚在世时，他“每不听元昊用兵” (24) ，但元昊还是率兵攻占了河西走廊的战略要地——甘州和西凉府。元昊即位后，继续对吐蕃和回鹘用兵。宋仁宗景祐二年，元昊攻占吐蕃唃厮啰部的牦牛城。景祐三年，元昊“再举兵攻回纥（即回鹘），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 (25) 。至此，西夏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西夏书事》的作者吴广成认为：“元昊自凉州尽有其地，则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 (26)
西夏经过自李继迁以来几代人的扩张，至元昊时“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 (27) 。随着国力的骤强，元昊就具备了独立建国，僭号称帝的条件。
在向外侵略扩张的同时，元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元昊有意识地消解汉文化的影响，突出党项的民族意识；力图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原王朝的臣属观念，为僭窃立国作思想上的准备。如私立年号。元昊在尚未称帝前即改元“显道”，不再使用北宋年号；宋仁宗景祐元年春改元“广运”；景祐四年春改元“大庆”；宝元元年十月称帝后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自此元昊的后继者皆各私立年号。私立年号是严重的僭越行为，但当时宋室羸弱，于此也无可奈何。
元昊又“自号嵬名吾祖” (28) ，即废除唐朝和宋朝皇帝赐予西夏王族的李姓和赵姓，也不再使用普遍的拓跋姓氏，而改用党项姓氏“嵬名”，以示尊荣；对内不称宋廷所封的西平王，而用党项对最高统治者的传统称谓“吾祖”（系党项语音译，或译为“兀卒”。“兀卒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 (29) ），其意在侮玩宋廷。自此西夏帝王皆自称“嵬名兀卒”。
元昊自继位以来在文化、政治和军事等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创制，目的就是增强党项的民族意识，增强部落的凝聚力，加强王权，提升西夏政权的实力，摆脱对北宋的依附和臣属关系，进而叛宋建国，谋求像辽国一样的与宋王朝的平等地位，最终实现其霸业。
宋仁宗宝元元年十月，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史称西夏。元昊僭号“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大庆二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划，元昊至此正式叛宋。宝元二年正月，元昊遣使上表曰：
臣祖宗本出帝冑，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干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 (30)
元昊在表中简要地陈述了自己称帝建国的理由。元昊认为自己出自后魏帝胄，血统高贵，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其远祖拓跋思恭，于唐末勤王受封，奠定了子孙基业。后经其祖父继迁和其父德明的开拓，不但统一了党项各部，还消灭了各种割据势力，合法地占据了“临河五郡”和“沿边七州”，这表明西夏已具备了立国的规模。而自己则制礼作乐，周边各民族莫不臣服，本国民众亦山呼万岁，一致拥戴，这表明自己称帝完全具有合法性。因此他希望宋廷能“许以西郊之地（指西夏），册为南面之君”，即希望北宋割让西北的汉唐故土，友好地承认西夏为平等之国家。并承诺如能遂愿，将与宋朝永远友好相处。
元昊此表言辞恳切，软中带硬，大有先礼后兵的意味。但在北宋君臣看来，“元昊称帝后所上表章更是一篇赤裸裸的‘分裂宣言’，也正因此，宋夏之间爆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宋夏战争”。 (31) 面对元昊的无理要求，北宋君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迅速作出反应：宝元元年十二月甲戌，“诏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昊界互市处，皆禁绝之” (32) ；宝元二年六月壬午，“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揭牓于边。募人擒元昊，若斩首献，即以为定难节度使” (33) 。同时，主张立即对元昊进行讨伐的主张也成为舆论的主流。据《长编》载：“初，元昊反书闻，朝廷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 (34)
但也有个别大臣主张应正视元昊称帝建国的现实。如右正言吴育言：“圣人统御之策，夷夏不同，虽有远方君长，向化宾服，终待以外臣之礼，羁縻勿绝而已。或一有背叛，亦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盖异俗殊方，声教迥隔，不足责也。”又言：“元昊虽名藩臣，其尺赋斗租不入县官，穷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以示不足责。且彼已僭舆服，夸示酋豪，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顺抚而收之。”总之，吴育认为视元昊“不可同中国叛臣，即加攻讨” (35) ，而应待以外臣之礼和羁縻之策。
北宋君臣之所以不能接受元昊的称帝行为，其原因正如富弼所云：
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 (36)
在对待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上，富弼当然还受传统夷夏观念的支配。除此之外，富弼指出西夏原为汉唐故土，深受中华文化影响，而一旦承认西夏为平等独立之国家，就意味着这些领土的丧失，从此就会给中原政权带来无穷祸害，就如同契丹侵取燕、蓟之地（幽云十六州）所带来的无穷祸害一样。另外，富弼指出夏州政权历来为中原王朝之藩属，且从中所得甚多。故在富弼看来，元昊的称帝行为既属于分裂行为，又属于背叛行为，其性质已不同于一般的少数民族藩属的违逆行为。富弼的言下之意是：对于一般的少数民族藩属的违逆行为，中原王朝是可以优容的，但对于元昊的称帝行为则是不能接受的。
范仲淹同样认为元昊的称帝属于“僭伪之称” (37) ，他在庆历三年（1042年）二月乙卯的上疏中说：
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圣帝明王恤其边患，柔而格之，不吝赐与，未有假天王之号者也。何则？与之金帛，可节俭而补也。鸿名大号，天下之神器，岂私假于人哉？惟石晋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国逼小，才数十州，偷生一时，无卜世卜年之意，故僭号于彼，坏中国大法，而终不能厌其心，遂为吞噬，遽成亡国，一代君臣，为千古之罪人。 (38)
范仲淹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认为对四夷少数民族首领可以赐予金帛，但决不能允许其僭帝王名号。他借五代的后晋允许契丹僭号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的历史教训，说明如果允许元昊僭号，就会“坏中国大法”，北宋一代君臣，就会像石敬瑭一样成为“千古之罪人”。
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针对元昊“欲拟契丹之称”，即模仿契丹称帝，与中原王朝建立平等国家关系的企图也进行了反驳。范仲淹指出：
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拟？名岂正而言岂顺乎？如众情莫夺，亦有汉唐故事。单于、可汗，皆本国极尊之称，具在方册。某料大王必以契丹为比，故自谓可行。且契丹，自石晋朝有援立之功，时已称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国封王之恩，如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当为霸主，率诸侯以伐之，则世世有功，王王不绝。乃欲拟契丹之称，究其体势，昭然不同。 (39)
范仲淹说，元昊只可仿“汉唐故事”称“单于”或“可汗”，但不可同“中朝天子”一样称皇帝。他认为契丹已早于北宋立国，而西夏则世受中原王朝天子“封王之恩”，西夏与契丹“究其体势，昭然不同”，故在与宋王朝的关系问题上，二者没有可比性。范仲淹在此谈到了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即北宋为何承认辽而始终不承认西夏。对此问题他对元昊只是作了一个简单说明，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西夏始终是中华文明圈的组成部分。
对于北宋与西夏的关系，今人李华瑞先生亦明确指出：“宋与李继迁政权的关系是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王朝与边境具有藩镇和少数民族双重性质的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 (40) 而北宋与元昊政权的矛盾也未改变这一性质。在《西夏是一个中亚国家吗？——评俄国近三十年的西夏史研究》一文中，李华瑞先生针对俄国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等特别强调西夏“与中亚物质文化的联系，而刻意弱化对华夏文明的继承和认同”的观点提出批评，他指出，“从认为西夏具有中亚文明性质到把西夏作为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这种观点“在史观上也存在错误”，而导致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否定了西夏“是中华历史文明史的一部分”：
党项建立的西夏连同中国其他划属中亚的部分虽然可以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但是就西夏历史文化而言，其建立和发展是中华历史文明史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41)
其实元昊对自己称帝建国的僭窃性质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之所以要求宋廷“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显然是默认“西郊之地”本属中国，夏州政权本为中国藩属，否则为何还需要宋廷的“许”和“册”呢？尽管他反复说明其称帝的合理性，但在领土归属和政权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元昊是心虚且不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