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黜三光”
天圣六年年末，经丞相晏殊的推荐，范仲淹经试后被任命为秘阁校理，开始到京城从事馆职工作。晏殊的这次举荐，也听取了宰相王曾的建议。在天圣五年，范仲淹曾上《上执政书》，宰相王曾“见而伟之”，故向晏殊献言：“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荐乎？” (120)
秘阁、龙图阁与“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统称馆阁。馆阁属皇家图书馆，乃珍籍收藏之所。秘阁校理是在这些机构从事图书整理和校雠工作的官员。《容斋随笔》云：“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 (121) 可见，馆职为清要之职，级别不高，但社会地位高，待遇优厚，且近水楼台，擢升的机会较多。据《麟台故事》记载：“祖宗时，馆职到馆一年理通判资序，三年理知州，已系通判者二年理知州，关升不用举主。” (122) 显然，馆阁已成为培养高级官僚的场所，而就任馆职便成为终南捷径，故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我朝崇尚馆殿，目为清华，辅相之材，多由此选” (123) ，在《奏杜杞等充馆职》中也说“馆殿为育材之要府” (124) 。但范仲淹的仕途并不顺利，在一年后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他的馆职之路就中断了。
一、 礼仪之争
在刘太后主政前期，政治尚属清明。据《长编》载：“始，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皆有节。”但到了统治后期，政治就趋于昏乱，如“晚稍进外家，任内官罗崇勋、江德明等访外事，崇勋等以此势倾中外。又以刘从德故黜曹修古等”。 (125) 宋仁宗也曾说：“曩者太后临朝，臣僚戚属多进女口入宫，今已悉还其家矣。” (126) 加之刘太后擅权越礼，败坏朝纲，任人唯亲，排斥忠良，这使得北宋的吏治在真宗朝的基础上更加腐败。韩琦尝言：
国家祖宗以来，躬决万务，凡于赏罚任使，必与两制大臣于外朝公议，或有内中批旨，皆是出于宸衷。只自庄献明肃太后垂帘之日，遂有奔竞之辈，货赂公行，假托皇亲，因缘女谒，或于内中下表，或只口为奏求。是致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内降，蠹坏纲纪，为害至深。 (127)
韩琦认为，刘太后在十余年的垂帘听政时期，独断专行，多“内中下表”，致使“侥幸日滋”、纲纪败坏，这对于天水一朝的统治是起到了破坏作用的。事实上，在刘太后主政期间，由于重用吕夷简等守旧大臣，对宋真宗统治时期的弊政无所更革，因“三冗”而导致的积贫积弱问题日益严重。
天圣七年（1029年），刘太后依然在垂帘听政，主持朝政。这年十一月，刘太后打算让宋仁宗在冬至这一天率百官为她祝寿。消息一出，“搢绅失色相视，虽切切口语而畏惮，无一敢论者” (128) 。但官微言轻的秘阁校理范仲淹出于反对后宫干政，维护君权，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目的，认为作为一国之尊的天子行臣子之礼是不合礼法的，于是上疏强烈反对，认为此事“亏君体，损主威”，故疏入内廷之后如石沉大海；随后范仲淹“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 (129) ，结果亦如泥牛入海。事实上，范仲淹这些举动让刘太后感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结果是刘太后“颇不怿”。 (130)
可以理解的是，范仲淹的举动让他的举主——晏殊感到了恐慌。据史载：“晏殊初荐仲淹为馆职，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缪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书遗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谢焉。” (131)
这次事件似乎只是一场礼仪之争，范仲淹所反对的也似乎只是刘太后的僭越行为。据范仲淹写于天圣八年的《上资政晏侍郎书》记载，晏殊就曾这样质问过范仲淹，他说：“曾上封章言朝廷礼仪事，果有事乎？” (132) 这说明晏殊未能真正理解范仲淹。其实范仲淹的这次谏诤，除了要“足存皇帝贵高之体”，以避免“后代必有舅族强炽” (133) 局面的出现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对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官僚保守集团的不满。刘太后自乾兴元年（1022年）宋仁宗即位开始就一直垂帘听政，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去世为止，宋仁宗方得亲政。在这期间，刘太后在政治上不仅独断专行，且墨守成规，奉行保守政治，而吕夷简在此期间一直担任宰辅大臣，可以说，吕夷简就是刘太后保守政治的忠实执行者。
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不仅阐述了儒家的“母子之义”和“君臣之仪”，还表明了他对时局的忧虑。范仲淹认为局面是“逊言逊行之党”的“不战而胜”造成的，他崇尚“危言危行”的正言直谏精神，反对“逊言逊行”的官场庸俗作风。他在给晏殊的信中还说：“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 (134) 这里的“大臣”是指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范仲淹显然对宰相在仁宗祝寿、太后还政这个原则问题上的“逊言逊行”深为不满，这样，范仲淹此举不仅“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 (135) ，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朝廷保守势力，这必然会遭到报复。结果，范仲淹迫于压力，“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 (136) 。这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而遭贬谪。
可见，由于政见的不同，范、吕二人自开始接触就存在矛盾，这为后来更激烈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范仲淹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自此就在与保守势力的冲突和对抗中而展开了，而宋代的党争也由此而起，甚至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圣八年，范仲淹被贬出任河中府通判，天圣九年又改任陈州通判。在此期间，他不顾个人的身份处境，多次上书朝廷，就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阐述其见解，对不合理的朝政依然多有批评。这一年，他又上书督促太后还政，结果依然是疏入，不报。 (137)
范仲淹还于同年三月上书反对朝廷大兴土木、建造宫观，并反对越过正常体制程序的内降除官。据史载：
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言：“恩幸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 (138)
范仲淹在此提到的“昭应、寿宁，天戒不远”，是指宋真宗朝为供奉“天书”而耗巨资修建的玉清昭应宫和宋太宗朝修建的寿宁观，分别于天圣七年和天圣五年毁于大火的历史事件。关于玉清昭应宫的宫灾事件，《长编》是这样记载的：
（天圣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宫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独长生崇寿殿存焉。翌日，太后对辅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枢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兴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尽也。”太后诘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夷简又推洪范灾异以谏，太后默然。 (139)
可见玉清昭应宫被毁之后，临朝的刘太后曾有重新修葺之意，但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范仲淹也认为玉清昭应宫和寿宁观的毁于大火，属于“天戒”。既然是“天戒”，那就应该顺应“人心”和“天意”，因此他主张“罢修”这些“侈土木，破民产”的寺观。
对于因亲近刘太后就能得到提拔的“内降除官”现象，范仲淹认为也是“非太平之政”。不过此时仁宗尚未亲政，范仲淹的这些谏言没有被朝廷采纳，但“事虽不行”，而“仁宗以为忠”， (140) 这为后来范仲淹受到仁宗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明道二年三月，刘太后去世，二十四岁的宋仁宗终于亲政。仁宗亲政伊始，就开始改变刘太后主政时期的一些弊政，如：
诏内外毋得进献以祈恩泽，及缘亲戚通章表。若传宣，有司实封覆奏，内降除官，辅臣审取处分。罢创修寺观。毋进乾元节香合及山仪。帝始亲揽庶政，裁抑侥幸，中外大悦。 (141)
宋仁宗首先改变了刘太后临朝时的“内降除官”问题，抑制侥幸，恢复法制，同时罢修寺观，这些纠弊措施赢得了广泛赞誉。其次，仁宗亲政以后，任用忠良，把那些曾遭到刘太后和吕夷简打击迫害的官员迅速召回朝廷，委以重任。仁宗曾对章得象说：“向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之。” (142) 故当初依附刘太后的一批宰辅大臣如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等人皆被罢黜 (143) ，而那些“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所干请” (144) ，并“在天圣中尝请损垂帘仪制” (145) 的官员则被召回。明道二年四月，范仲淹也于陈州通判任上被召赴阙，除右司谏，专任言官。
二、 废后事件
范仲淹在专任言官期间，围绕着杨太后和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与宋仁宗及吕夷简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导致了他为政生涯中的第二次被贬。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在驾崩前曾留有遗诰曰“尊太妃为皇太后，皇帝听政如祖宗旧规，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朝廷随后就“册皇太妃杨氏为太后”。 (146) 范仲淹一上任就对这件事表示不满，据史载：
仲淹初闻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时已删去参决等语，然太后之号讫不改，止罢其册命而已。 (147)
可见，由于众大臣的反对，朝廷在发布刘太后的遗诰时，就已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句。但范仲淹的上疏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范仲淹上此疏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铲除刘太后的政治影响，避免新立太后作为其代言人而干政，这有利于防止刘太后的余党借其阴魂而继续把持朝政，体现了范仲淹对仁宗亲政的支持。另据王德毅先生的研究，“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一项，也是吕夷简为相期间所为之事”，故范仲淹此疏也是针对吕夷简而发的。 (148) 吕夷简虽在仁宗亲政之初被罢相，但很快又复相了，这体现了仁宗犹豫不决的性格，也表明保守势力的强大。
范仲淹的正直品质，还体现在其对刘太后的善后处理问题上。刘太后驾崩后，一时舆论汹汹，渲染帝后矛盾，对太后临朝称制多有贬斥，所谓“言者多追斥垂帘时事”，“言者罔识大体，务诋讦一时之事”。但范仲淹认为：“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帝所以奉太后亦甚备”，于是对仁宗说：“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149) 仁宗大为感悟，乃“为诏中外，毋辄论太后时事”。 (150) 范仲淹的立场是公道的：在太后临朝时，他劝其还政，以维护君权；当太后去世后，他劝仁宗力行孝道，以维护大局和人伦。在处理帝后关系这个问题上，范仲淹不计较个人恩怨，毫无私心，光明磊落，可谓恪尽了臣职，严守了臣道。对此，王夫之曾评论说：“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陈‘掩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观于此，而韩、范以外，可谓宋之有大臣乎？” (151)
明道二年，全国许多地方都遭受了蝗旱灾害，而江淮、京东地区的灾情尤其严重。是年七月，右司谏范仲淹曾请求朝廷派使臣前往灾区进行救灾工作，但未引起重视。不过范仲淹并未放弃，他借机对宋仁宗说：
“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七月）甲申，（帝）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廪，赈乏绝，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饥民有食乌昧草者，撷草进御，请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 (152)
范仲淹心系灾区，坚决要求对灾民进行救济安抚，于是仁宗任命他安抚江淮。仲淹所到之处，了解灾情，开仓赈灾，拆毁淫祠，减少冗费，并从各地征调救灾物资，切实解决灾民的生计。同时还奏请蠲除了庐、舒等州茶农的折役茶，以及江东的丁口盐钱，以便减轻灾民的负担。在这次安抚行动中，范仲淹做了大量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救灾任务。归来之后，他特意向仁宗出示了灾区饥民食用的“乌昧草”，希望仁宗能够“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他还根据这次赈灾工作的切身感受，向仁宗上《救弊八事》，大抵批评当时的冗官、冗吏、冗兵、冗费，以及聚敛、滥赏、奢侈浪费等问题，提出裁冗节费、爱惜民力、加强武备等具体建议。这些都得到了仁宗的肯定。
范仲淹的第二次遭贬，主要是由于他在郭皇后被废事件中与宋仁宗和吕夷简的直面抗争。
宋仁宗亲政后，于当年十一月，宣布废掉他的结发妻子郭皇后。这件事情的背景是：
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见疏，而后挟庄献势，颇骄。后宫为庄献所禁遏，希得进。及庄献崩，上稍自纵，宫人尚氏、杨氏骤有宠。后性妒，屡与忿争，尚氏尝于上前出不逊语，侵后；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救之，后误批上颈，上大怒，有废后意。内侍副都知阎文应白上出爪痕示执政近臣与谋之。吕夷简以前罢相故怨后，而范讽方与夷简相结。讽乘间言后立九年无子当废，夷简赞其言。 (153)
显然，当初郭皇后之立是刘太后包办的结果，并非仁宗本意。郭皇后挟势而骄、把持后宫，仁宗对她无可奈何。但刘太后去世后，仁宗“稍自纵”，冷落郭皇后，宠幸尚氏和杨氏，于是后宫争宠，发生了家暴事件，还伤及了仁宗，结果“上大怒，有废后意”。可见郭皇后的被废，表现了仁宗对刘太后长期专权的不满，也表现了他对他和郭皇后婚姻的不满，当然也与郭皇后的性格有关。但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其废立事关国体，不是宋仁宗本人就能轻易决定的，需要与执政大臣们商议之后才能决定，结果宰相吕夷简等人赞成废后。不过史家们认为，吕夷简赞成废后可能存在私心，因在仁宗亲政之初清理刘太后的党羽时，开始并无意罢黜吕夷简，据《长编》载：
帝与夷简谋，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罢夷简。及宣制，夷简方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而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因使为中诇，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 (154)
可见宋仁宗是因为听了郭皇后的枕边风才决定罢黜吕夷简的，吕夷简通过内侍阎文应知道了此事，这样吕夷简就与郭皇后结了怨。因此，他赞成仁宗废后，带有报复性质。另外，仁宗曾与御史中丞范讽“语及郭后亡子”，范讽“阴合帝旨” (155) ，乘间言“后九年无子，当废，夷简赞其言”。 (156) 这样，吕夷简、范讽和内侍阎文应的相互勾结，就促成了仁宗的废后决定，于是朝廷下诏“追册美人张氏为皇后，上雅意所属故也显然” (157) 。
郭皇后是在没有什么严重过错的情况下面临被废黜的命运的。既然废黜郭皇后不合乎情理，身为谏官的范仲淹自不能缄口不言。当他听到仁宗打算废后的消息后，立即上书，“极陈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使闻于外也。’”。但仁宗置之不理，经过长时间考虑，还是于明道二年十二月下诏废黜了郭皇后。史载：“乙卯，诏称皇后以无子愿入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 (158) 诏书的意思是，郭皇后因无子而自愿皈依道教，放弃皇后称号。但这显然是借口。事实上，郭皇后是无辜的，废后事件对她的打击很大，到景祐二年十二月，也就是两年之后，年轻的郭皇后就在极度的抑郁中暴毙了。
郭皇后被废与吕夷简脱不了干系，他大概估计到了谏官们对此事会有反对意见，所以他“先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疏”，但这更激化了矛盾，台谏官们的反应趋于激烈，于是就发生了“伏阁请对”事件，这是吕夷简没料到的。据《长编》载：
台谏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即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护殿门者阖扉不为通，道辅抚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寻诏宰相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道辅等悉诣中书，语夷简曰：“人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众哗然，争致其说。夷简曰：“废后自有故事。”道辅及仲淹曰：“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余废后，皆前世昏君所为。上躬尧、舜之资，而公顾劝之效昏君所为，可乎？”夷简不能答，拱立曰：“诸君更自见上力陈之。”道辅与范仲淹等退，将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争。而夷简即奏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乃议逐道辅等。 (159)
废后诏书发布后，台谏们纷纷上书为郭皇后鸣不平，认为“皇后不当废”，希望能够尽快翻案。但因章疏无法入内，说明台谏们的意见根本不受重视，这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弹。在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的率领下，十名台谏官跪伏在垂拱殿门外为郭皇后喊冤，孔道辅甚至还扣动宫门铜环，希望当面向仁宗申诉。仁宗就让吕夷简出面向台谏们解释废后的缘由，于是众台谏又来到中书。范仲淹等指责吕夷简不该“顺父出母”，并说无故废后乃“昏君所为”。吕夷简理亏无奈，就把责任推给仁宗，并使用缓兵之计，说“诸君更自见上力陈之”。范仲淹和孔道辅遂退出，准备明日上朝时廷上争谏。但吕夷简随后就对仁宗说：“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并商议好了对台谏们的贬逐事宜，结果：
丙辰旦，道辅等始至待漏院，诏道辅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罚铜二十斤。故事，罢中丞，必有告辞。至是，直以敕除。道辅比还家，敕随至，又遣使押道辅及范仲淹亟出城。仍诏谏官御史，自今并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骇动中外。绛，平阴人也。偕奏乞与道辅、仲淹俱贬，劝及少连、富弼再上疏，皆不报。 (160)
第二天一大早，范仲淹和孔道辅等来到待漏院，还未及上朝，皇帝的诏书就到了，他们有的被贬，有的遭罚。诏书还规定谏官御史，今后只可上书言事，不得联合出动请对。孔道辅被贬出知泰州，范仲淹被贬出知睦州，两人被迅速押送出城。台谏们出于公道的谏诤，就这样被严厉地压制下去了。
事后，谏官郭劝、段少连等又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希望朝廷能够收回成命，杨偕还自请与孔道辅和范仲淹同贬，但朝廷皆未理会。将作监丞富弼也上疏曰：
郭后自居中宫，不闻有过，陛下忽然废斥，物议腾涌。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抚国凡七十年，未尝有此。陛下为人子孙，不能守祖宗之训，而有废皇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为谏官，所极谏者，乃其职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谏不当，犹须含忍以招谏诤，况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陛下纵私忿，不顾公议，取笑四方，臣甚为陛下不取也。……陛下贵为天子，……以色欲之心，废黜嫡后，……今陛下举一事而获二过于天下，废无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实痛惜之。 (161)
富弼认为仁宗“以色欲之心，废黜嫡后”，乃不守“祖宗之训”。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仁宗还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废无罪之后”，二是“逐忠臣”，这二者都不应该发生在“太平之世”。所以富弼也规劝仁宗收回废后决定，取消对范仲淹等人的处罚，但朝廷对富弼的上书也未作理会。
在这次废后事件中，台谏势力团结一致，同受皇权支持的相权展开了无畏的抗争，也是范仲淹与吕夷简的一次直接较量。抗争的结果虽然失败了，但标志着北宋士大夫阶层中台谏势力的崛起，也标志着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政治势力的觉醒。在未来的岁月中，台谏集团对于君权和相权产生的制约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这种权力制约局面的形成，对于北宋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革新派政治势力也不断地向保守派政治势力发起冲击，并最终促成了庆历新政的发生。
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范仲淹出知睦州，开始了他入仕以来的第二次贬谪生涯，此时距他在刘太后崩后被召回京还不足一年时间，时年四十六岁。关于此次的行程，他在《谪守睦州作》等诗中说：“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162) 在写给晏殊的信中也说：“伏自春初至项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谢。由颍、淮而下，越兹重江，四月既望，至于桐庐（即睦州）。” (163) 可见，范仲淹此行拖家带口，一家老少十口人共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桐庐。他在《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写道：“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 (164) ，其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面对如此颠沛流离的放逐生活，家人颇有牢骚，所谓“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 (165) 。面对妻、子的埋怨，他安慰道：“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在范仲淹看来，人生本无坦途，那些来往的商人，不也与我一样同在风波中吗？他没有沉沦在被贬谪之后的失意情感中，说“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166) ，坚信自己不会像屈原一样葬身汨罗。他对自己的犯颜直谏毫无悔意，在《睦州谢上表》中，他虽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劝说仁宗收回废后成命，他认为自己“理或当言，死无所避”，表示“既竭一心，岂逃三黜？” (167) 他依然乐观豁达、“笑谑有味” (168) ，充分体现了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169) 的精神境界。故在范仲淹眼中，此行也并非全是苦难。江南早春，风光旖旎，富春江、钱塘江两岸的青山绿水和鸟语花香，令他诗兴大发，于是写下了《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萧洒桐庐郡十绝》等不朽诗作，表达了其山水情结，也表达了其不顾个人安危，矢志不移的忠君爱国情怀。
图10 位于浙江省桐庐县的“范仲淹纪念馆”
范仲淹同年六月即迁职苏州，因此他在睦州的任职时间很短。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兴学；二是修建严子陵祠。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范仲淹的为政理念，所以他每到一地任职，都会办教兴学，这次在睦州任上也是如此。关于此次睦州兴学的动机，他在写给晏殊的信中说：
某罪有余责，尚叨一麾，敢不尽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无刚。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夺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见诸生，以博以约，非某所能，盖师门之礼训也。 (170)
在高度责任心的驱使下，范仲淹的为政是卓有成效的，他总是迅速地了解民情，然后有针对性地施政，这就是他所说的“敢不尽心，以求疾苦？”他发现当地存在着“豪者如虎”和“弱者如鼠”的现象，以及豪者对弱者的“吞夺之害”，这与儒家“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 (171) 的社会理想是相悖的。范仲淹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示之以文”和“存之以仁”——即通过提高民众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来加以解决，于是他想方设法完善州学的办学条件，并“延见诸生，以博以约”——即广延名师、施行教化，结果是“吞夺之害，稍稍而息”。
桐庐富春江畔是当年严子陵的隐居之地。千年之后知守桐庐的范仲淹，对这位不慕权贵、不贪荣禄的先贤隐者非常敬佩，于是决定重修严子陵祠堂，并亲自撰写了千古名文《严先生祠堂记》，认为严子陵与汉光武帝能够超越世俗的偏见而“相尚以道”，其中严子陵“不事王侯”的高风亮节，足以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故“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文末，范仲淹以饱含深情的语言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72) 这是说严子陵不为荣利所动的风范，像山一样高，像水一样长。
图11 位于今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畔的“严子陵祠”
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徙苏州。 (173) 苏州为江南富庶大郡，但当时正值霖雨，结果积潦成灾，水害严重。他在写给晏殊的信中说：
某伏自睦改苏，首捧钧翰，属董役海上，至还郡中，灾困之氓，其室十万。疾苦纷沓，夙夜营救，智小谋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济。 (174)
图12 位于苏州市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
因水灾严重，灾民有十万户，范仲淹到苏州后立即“夙夜营救”。朝廷此次调任范仲淹知苏州，当是看重他当年在泰州的治水经验和能力，以及江淮救灾的经历，属破格任命，因为根据铨叙原则，授官要回避本籍。朝廷此次不避嫌疑，破格任命他知守本籍，是希望他能紧急前往苏州，解除水患，救济灾民。于是他再次投身到抗击水患的水利工程中。不过，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虽然富饶，但自古以来就是水乡泽国，容易发生水患问题，治理的难度很大。于是围绕着水患的治与不治以及如何治等问题，从朝廷到民间，就产生了各种“浮议”。面对严重灾情和各种议论，范仲淹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勤政精神，他经过认真的调研，并根据其学识、经验和才能，形成了富有真知灼见的救灾思路，并在《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一文中，向朝廷作了陈述。
范仲淹首先表明自己对灾情的忧虑和救灾的决心，他说：“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苏之水，逾秋不退。计司议之于上，穷俗语之于下，某为民之长，岂敢曲沮焉？”
关于水患的成因，范仲淹通过对苏州地理和水文环境的详细考察，认为：
姑苏四郊略平，窊而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泽尤大，谓之太湖，纳数郡之水。湖东一派，浚入于海，谓之松江。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 (175)
苏州地势低洼，江河纵横，湖泊密布，加之河道堙塞，入海入江水泄不畅，故每逢霖雨便会积潦成灾，淹没良田，伤害耕稼，造成很大的灾害。根据这一情况，范仲淹认为，要根本解决苏州的水患问题，必须疏通松江及入江入海的诸多河渠，使积潦导入江海。因此他制定了以疏为主的治水方案，说：“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于海也。”而疏导工程的实施和水利工程的兴修，首先要有合理的工程方案和预算，要解决江水已高、潮汐倒灌、泥沙淤积、淹没耕地等问题；其次还要征调民力物力、耗费大量的资源才能完成，而这又涉及如何避免扰民、爱惜民力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范仲淹在给朝廷的上书中都一一作了说明，驳斥了各种反对意见，论证了自己治水方案的合理性。朝廷支持范仲淹的意见，他在写给吕夷简的信中说：“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非朝廷主之，则无功而有毁。”可见，朝廷的支持对于范仲淹完成这次治水使命非常重要，于是他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招募游民兴修水利，疏通五条河渠，导太湖积水入海，解决了水患问题。
范仲淹于景祐元年（1034年）秋八月转知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后因“转运使上言公治水有绪，愿留以毕其役”之故，到九月复知苏州。 (176) 范仲淹任职苏州之所以出现到明州的反复，是因为他认为苏州是“祖祢之邦”，需要避嫌，因此待水患稍稍缓解，他便请求迁调他郡。关于此事的原委，范仲淹在写给曹修睦的书信中也说：“移守姑苏，以祖祢之邦，别乞一郡，乃得四明（即明州），以计司言苏有水灾，俄名乃归。” (177)
返回苏州后，范仲淹便专注州事。他在苏州任内的另一大政绩是兴学办教。景祐二年，范仲淹请立郡学，并将所得风水宝地南园辟为学校，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 (178) ，还聘请大儒胡瑗为教授，讲授“明体达用之学” (179) ，遂有苏湖教学之法。三月，“知苏州、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 (180) 不过宋代官、职和差遣分离，虽然官升了，但差遣依然是知苏州，直到这年秋十月被朝廷召还京师。
图13 苏州府学（今苏州文庙）
图14 位于苏州市苏州中学内的范仲淹雕像。
苏州中学原为苏州府学的一部分
三、 献《百官图》
因在地方治理的功绩，范仲淹得到了朝廷的信任和肯定，于是他于景祐二年冬十月被朝廷召还，判国子监，随后又除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其实在此之前的八月己卯，被贬知兖州孔道辅已经平反，并被提拔为龙图阁直学士。尽管“时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遂以命道辅。议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181) 所以范仲淹的再度回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能够担任“天章阁待制”一职，表明范仲淹已成为皇帝信任的近臣。但为何又很快安排他去管理开封府呢？原因就在于范仲淹坚持“儒者报国，以言为先” (182) 的信念，对于不合理的朝政始终不肯三缄其口。据史载：
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吕夷简）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论思政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 (183)
范仲淹在这次还朝之后，不但没有吸取前两次因言获罪的教训，反而“言事愈急”，这自然又让执政大臣感到如鲠在喉，于是宰相吕夷简就派人讽劝范仲淹：你已经成了皇帝的侍臣，以后要谨言慎行，不要再逞口舌之快了。范仲淹回答道：思考和论说正是侍臣的职责，我怎敢不说话呢。吕夷简知道无法劝诱范仲淹，便让他去管理开封府。因开封府是京畿之地，权贵聚集，事务繁杂，向来难治，以为这样就可使范仲淹忙于事务而“不暇它论”，而且一旦发现他在工作上的差池，还可借机罢黜。但吕夷简显然低估了范仲淹的能力，事实上范仲淹“决事如神”，他仅用个把月的时间，就把号称难治的京师整治得“肃然称治”。于是开封便流传开了这样的民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184)
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人治社会，范仲淹的治理功效为何如此显著？除了他本人具有很强的治理能力，还在于他不计个人得失，乃至不顾身家性命，敢啃硬骨头。据《麈史》记载：“范文正好论事，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祐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仁宗）嘉纳，为罢黜内侍。” (185) 所谓内侍是指掌管宫廷事务的官员，相当于后世的内务府官员。这些人口含天宪，背靠强权，一旦为非作歹，往往无人敢言，社会危害极大。另据富弼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记载：“有入内都知阎文应者，专咨不恪，事多矫旨以付外，执政知而不敢违。公闻之不食，将入辩，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寻死于道。” (186) 范仲淹弹劾内侍都知阎文应，是发生在景祐二年十二月的事，被废的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内侍阎文应置毒” (187) 。这次弹劾内侍的事件，是范仲淹在冒着巨大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不畏权贵，展现了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忠贞品质。
范仲淹敢于正道直行的性格，在接下来的上《百官图》事件中，为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事实上，范仲淹因“言事无所避”，已导致了“大臣权幸多忌恶之”的不利局面，但他还是将矛头指向了权相吕夷简。据史载：
仲淹言事无所避，大臣权幸多忌恶之。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 (188)
范仲淹所献的《百官图》及《四论》，批评吕夷简政出私门、用人不公，建议仁宗在用人问题上“不宜全委宰相”，特别是把吕夷简与奸臣张禹相类比的做法，让吕夷简“大怒”，他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投诉范仲淹，这自然引起了仁宗的警觉，因为以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为特征的朋党政治，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甚至会直接威胁专制君主的权力，朋党之祸在历史上的确屡见不鲜，所以历代王朝对朋党问题都很警惕。宋代的统治者也严防朋党的产生，这次便是以以朋党罪处罚范仲淹的，而且还把“仲淹朋党榜于朝堂”，以示对朋党问题绝不姑息。结果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于景祐三年五月丙戌再次被罢黜，落职知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这实际上是吕夷简借助皇权对反对派进行的政治高压和政治迫害。因“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所以范仲淹离京时，只有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皆载酒往饯。但公道自在人心，这表面的冷清也是一种假象，朝中为范仲淹鸣不平的声音很快就出现了。
先是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言：
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犹以其合典礼，故加优奖。今坐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傥其言未协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尔，安可以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为多诈，张昭论将，以鲁肃为麄疏。汉皇、吴主，熟闻訾毁，两用无猜，岂损盛德。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追改前命。
余靖说仁宗自亲政以来三逐言事者，非太平之政。结果余靖于景祐三年五月壬辰落职，监筠州酒税。 (189)
随后，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言：
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虽国恩宽贷，无所指名，臣内省于心，有腼面目。况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典宪。
尹洙说自己曾被范仲淹举荐，若治范仲淹朋党罪，自己应与其同罪，结果宰相怒，遂逐之。景祐三年五月乙未，贬尹洙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 (190)
范仲淹遭贬之后，谏官御史莫敢言。但右司谏高若讷却公然站在吕夷简一边攻击范仲淹，说：“臣愚以为范仲淹顷以论事切直，急加进用，今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非辜？”欧阳修对高若讷的行为极为不齿，于是写信给他，说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很恼怒，于是将信交给了仁宗。景祐三年五月戊戌，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
随着几人相继遭贬，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流传甚广。“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不肖”指高若讷。 (191)
此后，左司谏韩琦和光禄寺主簿苏舜钦亦为范仲淹辩护。其中苏舜钦的上疏，对于范仲淹等人的谏诤行为给予了高度赞誉，对于打击异己、迫害忠良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斥责。他说：
历观前代圣神之君，好闻谠议。盖以四海至远，民有隐匿，不可以遍照。故无间愚贱之言，择而用之，然后朝无遗政，物无遁情，虽有佞臣，邪谋莫得而进也。
臣睹丁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恐非出于陛下之意。盖陛下即位已来，屡诏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转对，置匦函，设直言极谏科。今诏书顿异前事，岂非大臣拥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纳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官、御史，悉出其门，但希旨意，即获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语。陛下拱默，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
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它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 (192)
因此，范仲淹在遭受因言事而三度被黜的“三黜”厄运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三光”美誉。据《续湘山野录》载：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惟王子野质力疾独留数夕，抵掌极论天下利病，留连惜别。范尝谓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胜衣，及其论忠义，则龙骧虎贲之气生焉。”明日，子野归，客有迎大臣之旨惴之者：“君与范仲淹国门会别，一笑语、一樽俎，采之皆得其实，将有党锢之事，君乃第一人也。”子野对曰：“果得觇者录某与范公数夕邮亭之论，条进于上，未必不为苍生之幸，岂独质之幸哉？”士论壮之。文正公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 (193)
时论对于范仲淹“极光”“愈光”“尤光”的美誉，表明他的刚正无私、光明磊落精神，逐步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认可和尊敬，这为他日后立足于政坛，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奠定了基础。
范仲淹与吕夷简的为政风格和政治见解是有很大差别的。有学者指出：“北宋的文官可以从一个角度大致划分为两大类群：一类是因为在北宋特殊政治环境作用下而感激奋发、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者，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另一类则是在独裁政体之下及庞大的官僚牵制体系中明哲保身、平庸居官、贪恋权位、但求无过者，如吕夷简、李昉、晏殊、章得象等。”而“范仲淹和吕夷简分别为两大类群的代表性人物”。 (194) 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事实上，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型士人”，更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追求和忠君报国的政治情怀，更具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他们痛恨官吏的无能和腐败、勇于正视社会矛盾，对国家因“三冗”问题而导致的积贫积弱有清醒的认识，对外敌环伺的局面也深感忧虑。总之，他们充满危机感，并试图通过创新政制来铲除弊政，化解矛盾，克服危机，他们是属于士大夫阶层中富有变革精神的群体。而吕夷简代表的则是官僚保守势力，他们无视正在积累中的社会矛盾，因循持重、墨守成规，谙熟官场政治、世故老道；他们固守既得利益，无意于变革维新，属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保守群体。因此，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属于士大夫阶层内部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这两类群体的差异，不是“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佞”之间的差异，而本质上是政见和政风的差异。如果用“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佞”之类的概念对这两类人群进行简单归类，不但极易引起党争，还会将历史人物概念化和脸谱化，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从而将历史的复杂性和真实性给淹没了。
图15 位于今江西省鄱阳县的“碧云轩”，为范仲淹知饶州时所建，
他常在此小憩赋诗。旁为后人为纪念范仲淹知饶州时勤政为民、兴学办教所塑造的雕像
宋仁宗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而落职知饶州，经过三个多月的奔波，他带领家人于同年八月到达饶州，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三次贬黜生涯。
贬黜生涯是备受苦难的。范仲淹在知饶州期间，其原配夫人——范纯仁的母亲李氏病逝在那里，这由梅尧臣的《范饶州夫人挽词二首》可以为证。 (195) 但据范仲淹的玄孙范公偁记载：“忠宣曰：‘……吾七岁丁楚国忧，廿六丁文正忧。’” (196) 忠宣即范纯仁，他出生于天圣五年（1027年），若他七岁时丁母忧，当是在明道二年（1033年），这显然有误。故笔者怀疑“七岁”当为“十岁”之讹误。若忠宣“十岁丁楚国忧”，当是在景祐三年（1036年），这便与梅尧臣的记载相一致。由此可知，范仲淹一家到达饶州后不久，夫人李氏便病故了。夫人李氏的病故与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生活有直接关系。在景祐元年范仲淹贬知睦州时，一家人“十口向天涯” (197) ，经历了长达三个多月的苦难奔波，他在《出守桐庐道中十绝》中所说的“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 (198) 就清楚地表露了妻子的担忧。此次自京师贬知饶州，一家人的行程也是三个来月，其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范仲淹依然初心不改，他在《饶州谢上表》中承认自己“处事未精，发言多率”，但又说“有犯无隐，唯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意思是自己犯颜直谏，都是出于对国家的忠心而并无私心；并表示“当死而生，自劳以逸”“动静三思，始终一志”，这是说，自己对于当下的处境，并无抱怨和悔意，自己将始终如一尽忠报国，秉公直言的志向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节”。 (199) 这是说自己虽身在州郡，也会励精图治；将来如有机会再回朝廷，依然不会改变谏诤之气节。
最能体现范仲淹此时心境的是《郡斋即事》：
三出边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200)
这首诗所表达的不是文人官场失意后的故作姿态，而是对人生自由境界的更高体悟。诗人经历过“三出边城”的苦难，鬓发已白，身体多病，故已厌倦歌酒繁华，但山水和诗篇的慰藉，仍可使人在风雨中“赏健”秋菊的自在和禅师的潇洒，这表明诗人对于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已能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而不会为其所困。
范仲淹的因言获罪和苦难经历，赢得了不少同情和安慰。就在此时，担任建德县令的梅尧臣给范仲淹写了一首《灵乌赋》，劝他不要像乌鸦一样发出不祥的叫声，以免遭祸患。范仲淹也回赠了一首《灵乌赋》以为唱和，其中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与其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同为千古名句，表达了坚持真理、为民请命、不苟且偷生的凛然正气。关于此事的原委，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尝云：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相，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201)
范仲淹无论到哪里做官，都能够勤政为民，兴利除害，其中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和热心办学，是他一贯的为政风格。在饶州他又“迁建饶之郡学”，且将学校建于饶之山水形胜处，随后就出现了“学既建而生徒浸盛”的局面，范仲淹见此而高兴地说：“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 (202) 果不其然，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邑人彭汝砺果然第一名及第。
图16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范公桥”，为范仲淹知润州时所建
景祐四年十二月，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此次距京师由远及近的调动，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意味着责罚的减轻。关于此事的缘由，据《年谱》载：“先是京师地震，直使馆叶清臣上疏，因言公与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齚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书奏数日，公等皆得近徙。” (203) 可见古人相信灾异天谴，叶清臣利用京师地震的机会替范仲淹和余靖等说情，于是“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县令，上谕执政令移近地故也”。 (204)
但此事还有插曲，据《长编》载：
范仲淹既徙润州，谗者恐其复用，遽诬以事。语入，上怒，亟命置之岭南。参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讫得免。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党人，琳独为上开说，上意解乃已。 (205)
谗者不断以朋党罪名诬陷范仲淹，又导致仁宗大怒，并亟命将其流放岭南，而流放岭南几乎意味着判处死刑。只因参知政事程琳出面替范仲淹辩解，仁宗才得以释怀。由此可见当时党争，已残酷到了你死我活和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也可知因言事而遭三黜的范仲淹，在士大夫群体中已具有了崇高的威望。
事实上，在宝元元年（1038年），除叶清臣继续上疏为范仲淹鸣不平外，还有一些大臣上疏批评朝政，力图为范仲淹等人翻案，如大理评事苏舜钦诣匦通疏曰：“臣闻河东地大震裂，涌水，坏屋庐城堞，杀民畜几十万，历旬不止。”他把这些灾异现象同范仲淹的遭贬联系起来，认为“范仲淹以刚直忤奸臣，言不用而身窜谪；降诏天下，不许越职言事” (206) 是错误的。右司谏韩琦亦上疏言：“伏见仍岁以来，灾异间作，众星流陨，躔次不顺，河东地震，压覆至多，虽历代所书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他认为天谴若此是用人不当导致的，他认为杜衍、孔道辅、范仲淹等人，“众以为忠正之臣，可备进擢” (207) 。
宝元元年春正月，范仲淹动身前往润州，此年他五十岁。途经彭泽时，因仰慕唐相狄仁杰的名节，专程拜谒了此间的狄梁公庙，并写下了《唐狄梁公碑》。狄仁杰为唐武后时宰相，清正忠孝，力扶李氏，后为酷吏来俊臣诬陷，在武后长寿元年（692年）被贬为彭泽县令。在碑记中，范仲淹对于狄仁杰的品德和功绩给予了高度赞誉，表达了要以狄梁公为榜样报效国家的情感和志向。
在到达润州之后，他先游览了道教圣地茅山，写下了《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全诗为：
丹阳太守意何如？先谒茆卿始下车。
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
偶寻灵草逢芝圃，欲叩真关借玉书。
不更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 (208)
从诗意来看，此时已五十岁的范仲淹，在“竭节事君”却遭遇三次贬黜之后，心境是十分苍凉的。他似乎有了“收心奉道”、归隐山林的念头。在另一首《赠茅山张道士》诗中，他也说：“有客平生爱白云，无端半老尚红尘。只应金简名犹在，得见仙岩种玉人。” (209) 这是说，自己本来是热爱出世生活的，但如今半老了尚在红尘，自己何时才能成为“仙岩种玉人”呢？不过这些也只是一时的激愤之语，是在特定情境下某种微妙和复杂情感的流露。其实，就在《润州谢上表》中，他还信誓旦旦地向仁宗表示“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并说“重江险恶，尽室颠危。人皆为之寒心，臣独安于苦节”。 (210) 这才是其积极入世、不畏崎岖的人生态度的真实表达。
到润州后，他重建州学，并写信邀请大儒李觏前来讲学，他在信中言道：“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 (211) 可惜李觏因忙于著述，此次并未应约前来。
随着范仲淹在士大夫群体中声望的不断提高，同情范仲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这反而增加了仁宗的疑虑。为平复众议，仁宗曾降札中书，说明范仲淹非但诋毁大臣，而且曾就立储问题有过不当密奏，这表明仁宗认为范仲淹的朋党问题严重，令他难以释怀，加之“谗者恐其复用，遽诬以事” (212) ，于是朝廷于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月丙寅，再次诏戒百官朋党。据史载：
初，吕夷简逐范仲淹等，既逾年，夷简亦罢相，由是朋党之论兴。士大夫为仲淹言者不已，（仁宗）于是内降札子曰：“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故复下此诏。 (213)
史家李焘认为，此诏“盖为称荐仲淹者设”。对此，参知政事李若谷立即建言：“近岁风俗薄恶，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 (214) 仁宗虽同意他的说法，但依然没有为范仲淹平反，宝元二年三月丁未，朝廷又“徙知润州范仲淹知越州” (215) 。
在知越州期间，范仲淹依然关心教育事业，他再次写信给李觏，称“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缺讲贯” (216) ，于是邀请李觏前来执教，这次李觏应邀来了，据魏峙记载，康定元年（1040年），李觏“往越州赴范高平公诏，故有《登越山》诗” (217) 。其诗云：“腊后梅花破碎香，望中情地转凄凉。游山只道寻高处，高处何曾见故乡？” (218) 可见李觏思乡情切，可能在此讲学不久就离开了。
宋仁宗宝元元年十月，西夏首领元昊称帝叛宋，宋夏战争爆发。在战争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因韩琦的推荐，五十二岁的范仲淹以文臣戴罪之身，于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知永兴军，从此投身抗击西夏、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达四年之久。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在战争局势趋于平稳，宋夏双方开始议和的形势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回朝主持新政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自庆历三年九月启动，历时一年多而失败。抗击西夏的军旅生涯和发动主持“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一生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业，对于他的这段经历，我们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会详细介绍。
图17 嘉岭山（今延安宝塔山）上的“泰山北斗、一韩一范”摩崖石刻，
表彰韩琦和范仲淹并肩战斗、共同抗击西夏入侵的丰功伟绩
(1)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之第一节《家世和亲属考》。
(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13页。
(3)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4)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2页。
(5) 《年谱》前言。
(6) 《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序·续家谱序》，《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页。
(7) 《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中舍》，《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4页。
(8)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9)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0)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36页。
(11)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12)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13) 《年谱》前言。
(14)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2页。
(15) 《年谱》前言。
(16)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2页。
(17) 《年谱》前言。
(18)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古诗·岁寒堂》，《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9)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20)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1)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五，《鄠郊友人王君墓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22) 《范文正公文集逸文》，《律诗·寄乡人》，《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73—674页。
(23) 《范文正公集逸文·奏疏·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00页。
(24)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25) 《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朱氏》，《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8—603页。
(26) 《年谱》大中祥符四年。
(27)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99页。
(28) 《言行拾遗事录》卷一《与南都朱某相善》，《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94页。
(29)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页。
(30)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进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与弟寘状》，《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400页。
(31)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三。
(32) 《范文正公文集逸文》，《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00页。
(33) 《言行拾遗事录》卷一《厚报朱氏长育有恩》，《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92页。
(34)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35)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姜遵传》。
(36)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九《名臣事迹（二）》。
(37)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38) 《长编》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戌。
(39) 《长编》卷一百十七，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巳。
(40)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41)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42) （宋）曾巩：《曾巩集》卷四十二《志铭·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5页。
(43)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戚同文传》。
(44) 《宋史》卷三百〇六《戚纶传》。
(45)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8—559页。
(46)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47) 《年谱》大中祥符七年。
(48) 《年谱》大中祥符七年。
(49)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36页。
(50)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
(51)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全集》（下），第936页。
(52)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8页。
(53) （宋）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参见《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9页。
(54)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
(55) （宋）李觏：《李觏集》卷二十七《上孙寺丞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56) 范纯仁：《富郑公行状》，《范忠宣集》卷十七，四库全书本。
(57) 《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58)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
(59) （宋）张师正：《倦游杂录》，《石守道不受馈赠之食》条。
(60) 参见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第四章《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新型士人的出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57页。
(61)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八《范文正公真赞》，四库全书本。
(62)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82—983页。
(6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6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65) 《论语·里仁》。
(66) 《论语·学而》。
(67) 《论语·雍也》。
(68)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69)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86—987页。
(70)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四《江南东路·广德军·诗》。
(71) 《年谱》天圣四年。
(72) 《年谱》天圣八年。
(73) （宋）汪藻：《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86页。
(7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381页。
(75) 王瑞来：《“范仲淹”问世——文正的归宗更名》，《文史知识》2012年第6期，第67页。
(76) 《年谱》卷首称李氏为“参政昌龄女也”，恐有误。
(77) 李裕民：《范仲淹家世考》，《范仲淹研究文集》（五），张希清、范国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78) （宋）王珪：《华阳集》卷五十一《丹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79) （宋）曾巩：《曾巩集》卷四十五《永安县君李氏墓志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5页。
(80) 《言行拾遗事录》卷一《常以俭约率家人》，《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93页。
(81) （宋）刘挚：《忠肃集》卷十二《右司郎中李公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82) 《宁陵县志》（清·宣统三年）卷九《人物志·名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83) 《范文正公尺牍》卷上《与朱氏》之四、五，《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600页。
(84)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38页。
(85)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86)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九《求追赠考妣状》，《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381页。
(87) 《宋史·范仲淹传》卷三百一十四。
(88)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89) 《宋史·范仲淹传》卷三百一十四。
(90) 《年谱》前言。
(91) 《年谱》天禧元年。
(92)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四十，四库全书本。
(93)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36页。
(94)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传·范仲淹传》，《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33页
(95) 《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一，《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3页。
(96) （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五十九上，四库全书本。
(97)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99页。
(98) 参见《文史知识》2012年第6期。
(99)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100)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101) 《文献通考》卷十五《征榷考二》。
(102) 《文献通考》卷十五《征榷考二》。
(103)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历代州域形势七》。
(104) 陈钧：《北宋三相与东台西溪》，《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05) 《全宋文》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
(106)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富弼传》。
(107)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页。
(108) 富弼：《祭资政范公文》，《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58页。
(109) 张希清：《范仲淹与富弼关系考》，《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110)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111)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
(112)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张右丞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113) 《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14)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二，《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115) 《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八月丁亥。
(116)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117) 《言行拾遗事录》卷一《寓居南都掌府学》，《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91页。
(118) 王瑞来认为范仲淹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作于景祐元年。参见王瑞来《范仲淹生平事迹记载考辨》，《第二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2008年10月，第205页。
(119)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120) 《年谱》天圣六年。
(121)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
(122)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
(12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12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页。
(125)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五月癸酉。
(126) 《长编》卷一百一十三，明道二年十二月戊申。
(127) 《长编》卷一百二十三，宝元二年四月乙亥。
(128)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129) 《长编》卷一百八，天圣七年十一月癸亥。
(130)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3页。
(131) 《长编》卷一百八，天圣七年十一月。
(13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13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13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06页。
(135)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37页。
(136) 《年谱》天圣七年。
(137) 《年谱》天圣八年。
(138)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139) 《长编》卷一百八，天圣七年六月丁未。
(140)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141)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四月壬子。
(142)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章得象传》。
(143)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四月己未。
(144) 《宋史》卷十《仁宗二》。
(145)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四月癸丑。
(146)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三月。
(147)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四月庚申。
(148) 王德毅：《吕夷简与范仲淹》，《宋史研究论集》（第2辑），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初版，第159页。
(149)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五月癸酉。
(150)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151) （清）王夫之：《宋论·仁宗》卷四。
(152)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153)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十二月。
(154) 《长编》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三月己未。
(155) 《宋史》卷三百四《范讽传》。
(156) 《年谱》明道二年。
(157) 《长编》卷一百一十三，明道二年十一月乙丑。
(158) 《长编》卷一百一十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
(159) 《长编》卷一百一十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
(160) 《长编》卷一百一十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丙辰。
(161) 《长编》卷一百一十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丙辰。
(16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163)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晏尚书》（一），《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页。
(16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65) 《范文正公文集》卷五《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166)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67)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168) （宋）文莹：《续湘山野录》。
(169) 《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70)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晏尚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页。
(171) 《论语·学而》。
(17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173) 《年谱》景祐元年。
(174)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晏尚书》（二），《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页。
(175)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233页。
(176) 《年谱》景祐元年。
(177)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曹都官》，《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页。
(178) 《年谱》景祐二年。
(179) 《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180) 《长编》卷一百十六，景祐二年三月己丑。
(181) 《长编》卷一百十七，景祐二年八月己卯。
(18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183) 《长编》卷一百一十三，明道二年十二月癸亥。
(184) 《年谱》景祐二年。
(185) （宋）王得臣：《麈史·忠谠》卷上。
(186) 《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
(187) 《年谱》景祐二年十二月。
(188) 《长编》卷一百一十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189) 《长编》卷一百十八，景祐三年五月壬辰。
(190) 《长编》卷一百十八，景祐三年五月乙未。
(191) 《长编》卷一百十八，景祐三年五月戊戌。
(192) 《长编》卷一百十八，景祐三年五月。
(193) （宋）文莹：《续湘山野录》。
(194) 诸葛忆兵：《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95) 王瑞来：《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59—60页。
(196) （宋）范公偁：《过庭录》之二十四条。
(197) 《范文正公文集》卷四《谪守睦州作》，《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198) 《范文正公文集》卷五，《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199)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200) 《范文正公文集》卷五，《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01)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
(202) 《年谱》景祐三年。
(203) 《年谱》景祐四年。
(204) 《长编》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
(205) 《长编》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
(206) 《长编》卷一百二十一，宝元元年正月乙卯。
(207) 《长编》卷一百二十一，宝元元年二月甲申。
(208) 《范文正公文集》卷六，《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09) 《范文正公文集》卷六，《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10)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345页。
(211)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李泰伯》，《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5页。
(212) 《长编》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
(213) 《长编》卷一百二十二，宝元元年十月丙寅。
(214) 《长编》卷一百二十二，宝元元年十月丙寅。
(215) 《长编》卷一百二十三，宝元二年三月丁未。
(216)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李泰伯》，《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217) （宋）魏峙：《直讲李先生年谱》，四库全书本。
(218) （宋）李觏：《李觏集》卷三十六《登越山》，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