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奖掖儒士

据《文献通考》所载，北宋的晁补之曾为张肃的《触鳞集》作序曰：“五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裾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 (25) 可见即使在五代混乱时期，民间仍有一批儒者待时而出。宋兴之后，儒者迎来了施展抱负的契机。

范仲淹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宋代新儒学形成的关键时期。全祖望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 (26) 可见，全祖望认为宋学的开创者主要宋初孙复（泰山孙氏）、胡瑗（安定胡氏）等诸位先生，他认为二程和朱熹也赞成此说，故他又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27) 那么作为士林领袖的范仲淹，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全祖望认为他发挥了对儒学人才“左提右挈”的作用。事实上，胡瑗和孙复诸儒的讲学活动，主要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而此时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王梓材也认为：“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 (28) 意思是，胡瑗和孙复等大儒的成长和成名，与范仲淹的“左提右挈”是分不开的。

范仲淹与孙复相识较早。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因丁母忧退处南京应天府。次年，丞相晏殊留守南京，遂请范仲淹掌管应天府学，于是发生了与“穷秀才”孙复的因缘际会。穷愁潦倒的孙复曾四举进士不第，为赡养老母，他曾两次索游到睢阳上谒范仲淹。范仲淹慷慨相赠并补以学职，帮助孙复解决生计之忧，然后授以《春秋》，鼓励他“安于为学”。孙复也不负范仲淹的重望，退居泰山，发奋苦学，十年后成为讲授《春秋》的名家。 (29) 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成为复兴儒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庆历二年（1042年），经范仲淹和富弼的推荐，处士孙复被朝廷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召为迩英殿祗候说书。 (30)

范仲淹对于胡瑗也敬而爱之，并予以多方扶持。范仲淹知苏州时，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并令诸子从学。“安定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自是苏学为诸郡倡。” (31) 是年冬，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荐白衣胡瑗，对崇政殿，授校书郎”。 (32)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经略陕西，辟胡瑗为丹州军事推官。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写有《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的政府奏议，其中在推荐胡瑗时说：“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 (33)

范仲淹与石介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留守南京，公（范仲淹）遭母忧，晏公请掌应天府学”。由于范仲淹教学有方、管理严格，“由是从学者辐辏”。 (34) 各地学子纷纷来到应天府学，石介这一年是二十三岁，他也慕名来到应天府读书求学于范仲淹，故《宋元学案》视石介为高平“门人”，而视胡瑗和孙复为高平“讲友”。石介在应天府学可谓“固穷苦学，世无比者”， (35) 他曾拒绝府官王渎馈赠的美食，知道“朝享膏粱，暮厌粗粝”的道理。 (36) 这种立志苦学、发愤图强的精神，与范仲淹二十三岁在此求学时的“昼夜讲诵”，以及当年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时的“断齑画粥”，是何其相似！庆历新政时期，孙复与石介同为国子监直讲，两人都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石介还写了《庆历圣德颂》，大赞范仲淹的贤能，指责变法反对派夏竦等人为“大奸”。不过他的行为也激化了矛盾，使夏竦等人自此怀恨在心，视革新派为死敌，形成了尖锐的党争局面，导致了新政的破产，石介本人也因此罹祸。但范仲淹对石介也并非朋党曲护，而是秉公对待。据《东轩笔录》记载：

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怫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 (37)

胡瑗、孙复和石介，被后人尊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通过讲学活动，以道德仁义教授诸生；通过著书立说，以义理之学弘扬儒家思想，为北宋教育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视为理学的先驱。他们培养了大量的儒学人才，程颐就是胡瑗的学生，朱熹说：“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38) 在“此数公”中，程颐最尊敬的实为胡瑗。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说，胡瑗对小程子“一见异之”，“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 (39) 胡瑗的另一位高足刘彝，曾于熙宁二年回答宋神宗“胡瑗与王安石孰优”时说：“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40)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胡瑗与王安石的孰优孰劣，仅就其“皆臣师之功”而言，亦显然忽视了庆历诸贤的共同努力和范仲淹的引领作用，故未免有目中无人、妄自尊大之嫌。事实上，范仲淹是庆历新政时期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和政治领袖，范仲淹是“宋初三先生”的领路人，对他们有知遇之恩，这正如李存山先生所言：“‘宋初三先生’都是因有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41)

劝导张载弃武从文、服膺儒家名教一事，是范仲淹诱掖劝奖、竭力培育儒家人才的又一生动案例。康定元年，范公在陕西统兵御夏期间，关中士人张载求见范公，希望弃笔从戎，但范公知其器远，就提醒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于是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 (42)

《宋元学案》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这未必可靠，该书所引汪玉山与朱子书曰“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谓从学，则不可”， (43) 亦可为证。但范公指导过张载，当为不易之论。在张载少年义气之时，范仲淹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这对于张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他先是研读《中庸》，而后出入于佛老，最后返诸《六经》并成为理学巨擘，这与范仲淹的劝导和指引不无关系，所以全祖望说：“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44)

范仲淹对大儒李觏也有举荐知遇之恩。在宝元元年知润州和宝元二年知越州期间，他都曾写信邀请李觏前来本地讲学。庆历四年，范仲淹曾上荐举状，称李觏“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是“鸿儒硕学” (45) ，可与胡瑗同充学官。皇祐元年（1049年）十一月，范仲淹在知杭州期间，又上章举荐李觏，称李“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是“非常儒也” (46) 。同时将李觏所著《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录进。皇祐二年，范仲淹第三次举荐“草泽李觏” (47) ，并再次录进其《明堂图序》。方健先生指出：“没有范的鼎力举荐，李可能以布衣潦倒终生，而无法打开入仕之路” (48)

范仲淹自出仕以后，政务繁忙，戎马倥偬，但于从政之暇，亦好讲学。《宋元学案》云：“先生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士多出其门下。” (49) 其门人如李觏、富弼、张方平、胡瑗、孙复等，皆为当时名儒，范仲淹与之形成讲友或亦师亦友的关系；而石介、刘牧等则以师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