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名节观

钱穆先生在评论宋代学术时指出：“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又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 (1) 钱穆先生所说的“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这两端的确是宋儒所要努力追求和创造的事业，是宋学精神之所在，也是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标志。笔者以为，宋学精神的这两端与范仲淹都有直接关系，范仲淹既是“革新政令”的最初发起者也是“创通经义”的始祖。不仅如此，笔者还以为，宋学精神，于经术和政事两端之外，还有士风一端。事实上，如果没有士风的改变，经术创通和政事革新都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此，“大厉名节”与“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一样，也是儒学复兴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宋学精神应有的内涵，而“大厉名节”正是范仲淹杰出的历史作为。

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界和文学家的范仲淹，他的一生，充溢着对政治理想、学术精神和道德操守的不懈追求。他几乎被视为完美无瑕的历史人物，正如元好问所言：“文正范公……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2) 朱熹则直接说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3) 。范仲淹之所以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他所建立的杰出功业和思想成就，还在于他的“大厉名节”。也就是说，范仲淹不仅以卓越的事功扬名于世，还以崇高的道德名节彪炳史册。

所谓名节，是由名和节两部分构成的概念：其中名是指名誉、名声或功名，可简称为名；节是指节操或气节，那么名节就是名誉和节操的统一。范仲淹对于名节问题有系统的思考，他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状况，通过对佛道名节观的反思和批判，在坚持儒家传统名节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名节观。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方面，范仲淹不否定名，主张近名、爱名和重名。因此他汲汲追求功名，通过努力博取功名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另一方面，范仲淹注重节，他所追求的名，是体现着礼义廉耻的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