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对北宋军事弊政的一系列改革思想，以及在宋夏战争中所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及相应的战术措施。
在宋夏战争的初期，元昊所向披靡，宋军屡战屡败。对此范仲淹认为，北宋不合理的军事体制及对战备的忽视，是造成宋军屡遭败绩的根本原因。他的军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北宋的军事体制及其指导思想的反思中形成的。
首先，范仲淹针对北宋重视“文治”而忽视“武治”的弊端，从治道层面揭示了“文治”与“武治”的内在联系，主张“文武之道，相济而行”。
范仲淹认为，五代“专上武力”，军人跋扈，割据战乱，朝廷不能节制，这固然是“武之弊”，但北宋的纠弊之举——“重文轻武”也带来了新弊即“文之弊” (64) ，“文之弊”的集中表现就是国家重视文治而忽视武备，重视文人而歧视武人，从而无法造就能征善战、保家卫国的良将，使国家武力不振。
范仲淹认为：“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地，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 (65) 这是说，“文治”与“武治”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二者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治道，缺一不可。因此，将“文治”与“武治”割裂、对立开来是错误的。他认为合理的治道应该是“文武之道，相济而行”，而非此消彼长。所以他又说：
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诸侯暴武之时，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此圣人救之以文也。及郏谷之会，孔子则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设左右司马。”此圣人济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 (66)
所谓“文经之，武纬之”，是说文武二道不可偏颇，二者同为治国之“大柄”。他说圣人的“救之以文”和“济之以武”，体现的就是“文武之道，相济而行”的精神。
其次，范仲淹针对北宋重视王道而忽视霸道的缺陷，主张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应王霸兼备。
儒家历来崇尚王道而反对霸道。孟子认为王道的特点是“以德服人”“以德行仁”，而霸道则是“以力服人”“以力假仁” (67) ，但孟子尊王贱霸，有割裂王道与霸道的思想倾向。宋儒继承了传统儒家的王霸之辨，也具有崇尚王道而反对霸道的思想特征。范仲淹从历史的经验出发，认为不应以王道而否定霸道，他说：“前代御戎，其策非一。……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华夏，功髙当时，赐及来代，况朝廷之盛德乎？” (68) 他进一步说：
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观《周礼》，则大司马阵战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礼乐之朝，未尝废武。 (69)
范仲淹从体现王道之盛的《周礼》尚具“大司马阵战之法”的事实，推论出“礼乐之朝，未尝废武”的结论。他意在说明，国家推崇王道仁政，以礼乐为治，这固然不错，但也应权衡王霸，重视武备，以御强侮，切不可因文废武。
范仲淹对于“文武异道”“二权相轧”乃至重视王道而忽视霸道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认识得十分清楚。如在《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就对“人不知战，国不虑危”的现实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国家文经武纬，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犹有旧将旧兵，多经战敌，四夷之患，足以御防。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 (70)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批评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所以“一旦急用，万无成功”。 (71) 他指出，良将应“洞达天人”，即要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良将的培养应传承有序，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即“嗣续忠孝，将门出将”。但北宋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导致开国之初众多能征善战的良将后继无人。 (72) 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一文中，范仲淹同样指出：“奈何将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门地，巧于结托，以取虚名；或出军班，昧于韬钤，以致败事。” (73)
对于士卒的状况，范仲淹也很忧虑。他说：“今诸军老弱之兵，讵堪征伐？” (74) 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又进一步指出朝廷并没有汲取唐亡的教训，其所实行的招募流亡的兵制存在严重问题。这类“市井之辈”大批入伍，统兵无道，缺乏训练，军纪涣散，难以保家卫国。 (75)
再次，针对北宋忽视武备、无精兵宿将的局面，范仲淹主张修武备、育将材和练精兵。
北宋在宋夏战争前的武备是非常松弛的。自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北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以来，宋廷上下自以为“和议”会永保太平，于是放松武备。对此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心怀忧虑，呼吁加强武备，以防边患。如富弼尝言：
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困穷，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皇，莫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时之安。二边所以敢然者何？国家向来轻敌妄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 (76)
富弼指出，在与辽议和之后，北宋朝野认为辽“不敢背约”，于是麻痹大意，淡化军事，导致“武备皆废”。富弼认为，元昊的叛宋和宋夏战争中契丹的趁火打劫，都是“国家向来轻敌妄战，不为预备”所导致的。除了富弼，还有一些大臣如欧阳修、张方平等人也一再呼吁加强武备，但并没有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
范仲淹也认为北宋“兵久弗用，武备不坚”。 (77) 在天圣三年所上的《奏上时务书》中，他借用历史的经验说：“唐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此失武之备也。” (78) 事实上，后来元昊的大肆入侵，就是由于北宋放松武备。另外，范仲淹还指出，北宋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是“今自京至边，并无关崄”。 (79)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下，如果再人为地放松武备，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范仲淹特别强调加强武备的重要性。他于康定元年五月初至陕西任职时就发现：“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由于边防松弛，他担心西夏趁虚而入，主张加强边备：“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 (80)
关于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范仲淹认为除了要完善沿边军事防御体系，关键是培养将帅，练就精兵。他说：
或得其人，精练士卒，山川险恶，据以待寇，俟有斩获，乘胜深入。贼势一破，鸟散穷沙，复旧汉疆，宜有日矣。 (81)
范仲淹认为，如果有优秀的将领，就可“精练士卒”，然后伺机破敌，甚至有望“复旧汉疆”。但现实并非如此。他在战前即对北宋兵不精、将不捍的状况有所认识，在亲临陕西前线之后，他越发认识到“中原无宿将、精兵” (82) 局面的严重。如他在初知延州时就发现：
今延安兵马二万六千，患训练未精，将帅无谋。问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为忧也。 (83)
军队的状况如此不堪，边防的巩固便无从谈起。因此，如何培养优秀的军事将领，就成为范仲淹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他认为必须从体制入手，改变用将不专、将从中御的错误做法。
范仲淹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他经常反思汉唐军功强大而北宋军力不振的原因，并将北宋的军制与汉唐的军制相比较，从而反观北宋军制的弊端。他指出，北宋因无“宿将、精兵”，故不能捍卫边疆，更不可能深入敌境打击敌人，从而收复失地故土。而汉唐时代的将军却往往能“拓疆万里”，关键是其“授任与今不同”，即汉唐时代的将军能够全权掌控军队，权有所专，且文武双全，故“善破敌”。而北宋统治者出于对武人的防范心理，对军队将领多方牵制，热衷于“将从中御”，结果导致将权委任不专，“宿将、精兵”无法产生。 (84) 范仲淹认为这是导致北宋军力不振的关键因素。
范仲淹对于边将不能专权的现实是深有体会的。他在庆历元年十一月所上《攻守二议奏》中说：
臣自庆州已睹朝廷两度差除中使督促，令擘画入界牵制。臣虽称未利，其如邻道出兵，递相计会，诸将上畏朝旨，不敢不进，亦有将佐贪侥幸之功，惟务劫掠，朝去暮还，十度得功，不补一败，徒费恩赏，边事何涯！望朝廷深察，更不差中使督促诸路轻易入界。 (85)
范仲淹在知庆州期间，就曾两次目睹朝廷派遣“中使”前来督战，尽管他反对也无法阻止这种“将从中御”行为，将佐被迫侥幸应付，结果是“十度得功，不补一败”，于是他恳请朝廷“更不差中使督促诸路轻易入界”。
范仲淹谏议朝廷对于边帅要“授以方略，委之边任” (86) ，他又称：“祖宗朝任用边将，赏赐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杀在己。惟惜官职，不令满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实前王驭将之术也。” (87) 范仲淹赞成厚待武将，委任以专，而不应多方掣肘。
北宋的治军原则是“将不得专其兵”，由此形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88) 的积弊。范仲淹对此也力图纠正。康定元年八月，范仲淹到达延州后，深感原有的指挥和训练机制非常机械，于是他大阅州兵分州兵，淘汰部分将领，精简原有兵马，由六将统领，每将统领三千人，分部训练，兵将相随。这样就初步克服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积弊，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其实，对于北宋军制中的这一弊端，在宋夏战争期间一直受到朝臣们的批评。后来，王安石变法时改变传统的“更戍法”，实行“将兵法”，就是滥觞于范仲淹的军制改革。
重视人才是范仲淹一以贯之的为政理念。他在《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中说：“地广千里，功亏一贤”，“贤者之深功，何百城而能及？” (89) 他很早就提出了“育将材” (90) 主张，他说：“自古兵不得帅，鱼肉无殊” (91) ，认为只有优秀将领统帅下的士兵才不会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但优秀将领的产生有其固有的规律，不可仓促提拔。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后，鉴于“将佐之中，少精方略”的局面，更加重视军事和边防人才的培养和提拔，他说：“宜于沿边及诸处使臣军员中搜访智勇之人，如资地至浅，勋劳未著，即使权领职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实时进擢，庶可用之才，早补将帅之乏。” (92) 这是其军事思想和军事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
范仲淹认为名将不能只具匹夫之勇，还必须是文武双全的“智勇之人”，即名将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能够“洞达天人” (93) 。所以他又特别注重将帅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在宋夏战争期间，范仲淹培养了一批战将，其中对狄青、种世衡的培养，便堪称经典。据史载：
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擢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 (94)
狄青在宋夏战争初期就表现出了骁勇善战的军事才能。在尹洙的推荐下，韩琦和范仲淹接见了狄青并厚待之。范仲淹鼓励狄青多读书并授以《春秋》，狄青不负所望，“折节读书”，后因文化水平的提升和通晓兵法，成为威震遐迩的战将。种世衡也是范仲淹一手提拔的优秀战将和守边人才，他英勇无比，曾筑青涧城和细腰城，开荒屯田，招抚羌人，足智多谋，为守边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诸点皆为范仲淹对北宋军事弊政的深刻反思。除此之外，在宋夏战争期间，范仲淹作为西北边防的统帅，他依据对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比较分析，还形成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北宋沿边部队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侵略，最后迫使元昊议和。因此，积极防御战略是范仲淹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
范仲淹在担任陕西边帅的初期，宋军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攻、守之争。早在康定元年五月，在总结“三川口之战”的失败教训时，范仲淹就初步形成了这种战略思想，他当时曾上疏提出了“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的策略，主张“不与大战”，反对“五路入讨”，总之不能急于求成，而只能通过持久战，不断消耗对手，待“二三年间，彼自困弱”时再行“天讨”，因为对手毕竟地小国贫，资源有限，即使是兵精将悍，也经不起长期消耗。他还客观地评估了北宋的国力，认为“中原无宿将、精兵”，积弊难返，故不能像“汉、唐之时”那样“拓疆万里”，而只能“缓图之”。他认为这才是“上策”。 (95) 这些都是范仲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体现。
庆历元年十一月，范仲淹上“攻守二议”长疏，对其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宋仁宗对此表示赞赏， (96) 于是范仲淹在次年复上疏曰：
国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贼背德，凌犯边鄙，公卿大夫争进计策，而未能副陛下忧边之心。且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是二议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请复诸寨，为守御之备；次则幸其休兵，辄遣一介示招纳之意。朝廷以群言之异，未垂采纳。今臣领庆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则？盖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臣谓攻远而害者，如诸路深入，则将无宿谋，士无素勇。或风沙失道，或雨雪弥旬。进则困大河绝漠之限，退则有乘危扼险之忧。臣谓攻近而利者，在延安、庆阳之间，有金汤、白豹之阻，本皆汉寨，没为贼境，隔延、庆兵马之援，为蕃汉交易之市，奸商往来，物皆丛聚，此诚要害之地。如别路入寇，数百里外应援不及，则当远为牵制，金汤、白豹等寨可乘虚取之，因险设阵，布车横堑，不与驰突，择其要地作为城垒，则我无不利之虞。至于合水、华池、凤川、平戎、柔远、德靖六寨兵甲粮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备之烦也。又环州定边寨、镇戎军干兴寨相望八十余里，二寨之间有葫芦泉，今属贼界，为义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灭臧之族，若进兵据葫芦泉为军壁，北断贼路，则二族自安，宜无异志。又朝那之西，秦亭城之东，有水洛城，亦为之限。今策应之兵由仪、陇二州十驿始至，如进修水洛，断贼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势，因以张三军之威也。臣谓守以土兵则安者，以其习山川道路之利，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之苦，无数易之弊。谓守以东兵则危者，盖费厚则困于财，戍久则聚其怨，财困则难用，民力日穷，士心日离，他变之生，出于不测。臣所谓攻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图其久而民力不匮。招纳之策，可行于其间。
今奉诏宜令严加捍御，观衅而动，与邻道协心而共图之。又睹赦文，谓彼无骚动则我不侵掠。臣恐贼寇一隅，远在数百里外，应援不及，须为牵制之策，以沮贼气。至时诸路重兵，岂能安坐。如无素定之画，又无行营之备，恐当牵制之时，茫然无措，虽见利而莫敢进，虽观衅而莫敢动，寇至愈盛，边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贼算，不可不大为之谋也。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所谓备者，必先得密旨，许抽将帅，便宜从事，并先降空名宣头之类，恐可行之日，奏请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来之问，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复议论，岁年之间，当有成事。若谓边将之耻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诸路更有不支，其耻益大。贼或潜结诸蕃，并势合谋，则御之必难。且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术也。 (97)
范仲淹认为单纯的“攻”策或“守”策都是错误的，所谓“且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是二议卒不能合也。”故他在《再议攻守疏》中谏议：“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 (98) 范仲淹的战略是以守为主的攻守兼备之策，他将其攻守之策概括为这么几点：首先是论证了“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因而主张近功，反对远攻；其次认为“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主张多用土兵；再次认为“招纳之策，可行于其间”，主张议和；最后也表示坚决听从仁宗的诏令，“与邻道协心而共图之”。总之，范仲淹主张以守为主，攻守兼备，同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这是其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