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入仕途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以“朱说”之名进士及第，试题为：《置天下如置器赋》《君子以恐惧修省诗》《顺时慎微其用何先论》。这一科的状元是蔡齐，进士及第共一百九十七人，范仲淹中乙科第九十七名。另有一百五十五人诸科及第或赐同进士出身。
一、 初仕广德
范仲淹释褐后，同年就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了长达三十七年的官宦生涯。“军”是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广德原为县级行政区划，属宣州府。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脱离宣州府单独置军，辖境包括现在安徽省的广德市、郎溪县两地，隶属于当时的江南东路。司理参军是协助军州长官掌管诉讼和审讯工作的低级官员。
处理刑狱问题是特别需要具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一项工作，初入仕途的范仲淹在这两方面都显示了他良好的品德和才能。两宋之际的文学家汪藻撰有《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其中记载了范仲淹初仕广德的一些事迹。他说范仲淹“日抱具狱，与太守（即知军）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公，公未尝不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为了确保刑狱工作的公正，范仲淹秉公办事，不惜犯颜抗上，与太守反复争辩，即使太守发怒他也不为所动。但过后他会把案件的经过、与太守的争辩记在办公大堂的屏风上，反复回味揣摩，以避免冤案的发生。等他调离广德时，屏风上已经写满了字，这也反映了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故《广德州志》称范仲淹“治狱廉平，……引囚讯问，皆得其情”。汪藻也说，范仲淹在“独筮仕之初，有卓然大过人者”。
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是范仲淹终身坚持的为政理念，这一特点，在他从政之初就有所体现。在司理参军岗位上，他除了掌管狱讼工作外，还为广德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开创性工作，可谓功德无量。
范仲淹为官清正廉洁，对百姓秋毫无犯。当被调离广德军时，他“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意思是说，范仲淹离开广德时身无长物，缺少盘缠，连仅有的一匹马也卖掉了，他是徒步离开广德的。汪藻为此感叹道：“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范仲淹之所以如此清廉，是因为他明白百姓才是衣食父母的道理。由于他的清廉自守，范仲淹在广德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据汪藻记载，广德“狱官有亭，以公名之者旧矣” (69) 。这是说，后人为纪念范仲淹治狱廉平，特在他当年办公的地方建亭，并以范公命名，表达了广德百姓对他的怀念。在范仲淹去世二十年后，高邮人孙觉（字莘老）知广德军，写有《题范公堂》诗以纪其事，并刻之亭中。诗云：
萧萧狱曹掾，有亭名范公。
岁月益已久，父老传清风。
维时陛牢下，枉直情毕通。
太守异趣舍，挺然不曲从。
事事争救之，粉屏记其终。
殆公三年归，字满无所容。
官小俸禄薄，家居率穷空。
卖马以自给，徒行气弥充。 (70)
这是孙莘老《题范公堂》诗的前半段。这首诗追记了范仲淹在广德的为政事迹，表达了对范公品德和政绩的钦佩和景仰，也表达了对范公的缅怀之情。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被提拔为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也称谯郡从事。集庆军也称谯郡，即今安徽亳州。推官或从事是较为清闲的幕府官。从大中祥符八年初仕广德军，到天禧元年迁职集庆军的这三年时间里，范仲淹处理了两件重要的家务事：一是另立门户，奉养其母；二是认祖归宗，复姓更名。这两件事情当然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来谈。
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四年离开山东长白家乡时，对母亲曾有“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71) 的承诺。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进士及第，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虽官小禄微，但已能够奉养亲眷，于是“始迎其母以养” (72) ，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范仲淹将母亲迎养到了什么地方？由于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们对此大多语焉不详。
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范仲淹是将母亲迎养到了其任所，这是没有史料依据的。如上所述，范仲淹离开广德时的情形是“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 (73) 。可见他是只身一人徒步离开广德的，如有老母相随，他不可能这样做。事实上，范仲淹在辞别家乡长山到应天府学求学期间，他母亲因思儿心切，时常哭泣，身体已变得很差。范仲淹在写于天圣九年的《求追赠考妣状》中说：“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 (74) 可见，范仲淹不可能带着一位几近失明的衰朽老人四处游宦。
范仲淹也不可能将母亲安置在山东长山家乡，由朱氏兄弟陪护。因为他要改性归宗、自立门户，就必须带母亲离开长山。而且此时他的继父朱文瀚很可能已经辞世，否则范母也不会离开已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丈夫。对此，王瑞来先生曾明确指出：“范仲淹离家前往应天府求学，临行前跟母亲约定，及第后来迎母侍养。当此之际，朱文瀚已经弃世，范母再度处于孀居状态。不然，范仲淹不会有这样的约定。” (75)
范仲淹更不可能将母亲安置在苏州老家，由族人照看。因为范仲淹此时尚未归宗复姓，即使已归宗复姓也没有可能。当初范仲淹的父亲去世时，孤儿寡母的谢氏尚且无法在苏州范氏宗族立足，遑论在改嫁多年之后。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会看到，谢氏去世后，范仲淹想将母亲安葬在苏州范氏祖茔都被族人拒绝，更不用说此时带回去养老了。
笔者认为，范仲淹能否迎养母亲与其婚姻状况有直接关系。此时的范仲淹很可能已有家室，他孤身一人在外奔波游宦时，他的母亲是由其妻子陪护的。关于范仲淹的婚姻状况，他娶李昌龄的侄女李氏为妻，李氏是李昌龄之弟李昌言的女儿。 (76) 李昌言另有两女嫁给了当时尚为布衣之身的郑戬和骆与京。范仲淹与李氏结婚的具体时间，因无史料的确切记载，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李裕民教授认为，“李家为何赏识范仲淹？这当是与他赴宋州学舍苦学五年有关”，时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如果范仲淹结婚时在二十六岁前，则也与郑戬一样是布衣。 (77) 李裕民教授的这个推测是有依据的，因为李家择婿的标准是寒门才子，李昌言曾对其子女说：“世禄子弟，汩于绮纨之好，凡择女所配，必于寒素之门。” (78) 曾巩尝言，李昌言“嫁女常择寒士，而至其后多为名臣，范文正公仲淹、郑文肃公戬与骆侯是也” (79) 。这里所说的“寒素之门”是指出身低微之家，而“寒士”则是指未中进士前的读书人，而读书人一旦科举中的，则意味着官宦生涯的开始和贫寒生活的结束。范仲淹符合李家的择婿标准，因此他很有可能与郑戬、骆与京一样，在未中进士之前就娶了李氏。他曾与子女说：“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 (80) 范仲淹在此也说，他是在“贫时”娶的李氏，而且范母还得到了李氏的尽心服侍。这也能说明范仲淹在未中进士之前就娶了李氏。
那么，范仲淹最有可能安置母亲晚年生活的地方就是应天府了。他的妻子李氏本来就是应天府楚丘县人。 (81) 李夫人极为贤淑，她与范仲淹结婚后仍暂居在此，以便照料公婆。从大中祥符四年到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在应天府学经历了四五年的读书生涯，这里是他学习成才的地方，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在此为宦，或许他的朱氏异姓兄弟也有人在此经商，因此他对这里不仅充满感情，而且也有根基。另外，应天府与他任职的广德和亳州距离相对较近，也是他进京办事的必经之地。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范仲淹选择把应天府作为自己另立门户、迎养母亲、安排未来生计的家园。不过，范仲淹作出这种选择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他的职田就在应天府。
职田是北宋地方官员俸禄的组成部分，职田的多少取决于官职的高低和实际的差遣。范仲淹作为初仕的九品小官，也有一定的职田，随着官职的晋升，职田也会相应增多。职田通常会按官员的要求划拨在官员的祖籍，但范仲淹有籍难归，他会在哪里选择职田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把职田选在了应天府的宁陵县。
据《宁陵县志》记载：
范仲淹，本苏州人，少孤，母适长山朱氏，公随就育。及长，读书应天，因家计于宁陵，其异父兄弟朱某者多在宁陵。后公贵，以其田瞻之，故与朱氏书每言及焉；且幼固以朱为氏也。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 (82)
这里的“家计”是指家庭生计，也就是以家庭经济为核心的家庭生活。而传统社会的家庭经济主要是依靠土地收入，因此“家计”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靠土地经济来维持的家庭生活。
在现存的范仲淹尺牍中，有多篇家书，其中又有多篇是写给朱氏异姓兄弟的。这些家书的内容，涉及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天伦之情，表明范仲淹与朱氏异姓兄弟及其子侄们一直来往密切。其中有两封家书，提到他自己“专到宁陵”以及“永城庄田暨宁陵家计作何擘画”等重要内容，故全文抄录如下：
三郎秀才：前日专到宁陵，奉谒不遇，为某暂来南京，便欲与贤同送五娘子往广济杜宅。星夜候贤归，千万千万！诸事候却回勾当，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见商量向去次第，千万星夜速来，切切。今专差人去，不宣。某咨上三哥秀才。
三哥秀才：自别，倾渴倾渴！雅况如何？永城庄田暨宁陵家计作何擘画？八叔员外、五哥应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朗家应往陈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还照管得否？足下本约来此修学，还遂志否？如果得起，但见本府进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达，更家从长。吕秀才托伸意。或起离未得，即师问吕君，亦可日新。衰门如此，宁不忧惧？永城志文立碣，亦可向西屡见也。秋凉，希多爱多爱。四郎看恤伊早令读书。因人千万示信，不宣。某咨于朱侄秀才台座。 (83)
第一封信的内容，是范仲淹要和三郎共同送“五娘子”往广济杜宅。为此范仲淹“专到宁陵”，结果未遇三郎，范仲淹只好“暂来南京”，然后差人急催三郎回。第二封信是与三哥商议“永城庄田”和“宁陵家计”的事。还涉及“八叔”“五哥”“大郎”“王郎”“吕秀才”“昌君”“四郎”等七人；还牵涉到“修学”“永城志文立碣”等家长里短的事。
这两封家书印证了《宁陵县志》的记载，表明范仲淹前期的家和职田在宁陵的历史记载确有其实。家书还表明范仲淹与朱氏兄弟来往频繁，朱氏兄弟在永城和宁陵帮助范仲淹管理庄田等家计。信中的三哥（郎）秀才，是范仲淹同母异父的朱氏弟兄。
综合上述材料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 范仲淹的职田在应天府的宁陵县，庄田在应天府的永城县；二、 范仲淹自立门户后把家就安在了宁陵；三、 范仲淹的异父兄弟也多在宁陵，并且依靠范仲淹的土地为生。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科举中第，入仕之后就将母亲接到宁陵家宅，而此时范仲淹已与李氏结婚，婚后李氏亦居宁陵家宅并服侍范母，而范仲淹的职田和庄田则由其三哥等帮助打理。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的母亲在应天府去世，他离职去官，在南京为母丁忧。范仲淹将母亲初葬在了宁陵，五年之后才正式葬母于河南府万安山。这期间，其母灵柩暂厝于南都附近。这也表明范母生前是生活在应天府的，这里有范仲淹的“家计”。
范仲淹为何没有将母亲葬回苏州？他在《与仲仪待制》书信的第三帖中清楚地说明了事情原委：
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因思高、曾本北人，子孙幸预缙绅，宜构堂，乃改卜于洛。 (84)
这就是说，范仲淹在昔年为母持服期间，本想把母亲安葬于苏州范氏祖茔，与其父合葬一处。事实上，范仲淹在其母去世时已认祖归宗，因此才合乎常理地提出回乡安葬母亲的要求，但由于姑苏范家“风俗太薄”，即不同意将谢氏安葬于范氏祖茔，范仲淹才不得不将母亲改葬洛阳。
范仲淹也不可能将母亲葬回长山。按传统礼教下的丧葬制度，既然谢氏已改嫁朱氏，谢氏去世后应葬于朱氏坟茔，可这对于范仲淹来说又会遇到许多伦理难题。如果谢氏归葬朱氏坟茔，对于已经认祖归宗、恢复范姓的范仲淹来说，他在百年之后是绝不可能葬于朱氏墓地的，这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陪葬母亲的可能，这对于“性至孝” (85) 的范仲淹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范仲淹最后的选择是将母亲独葬于洛阳万安山，这是基于复杂伦理和情感问题的综合考量。
天圣九年，范仲淹上奏《求追赠考妣状》，希望朝廷以自己的磨勘年限封赠父母，使先母在正式安葬之日，得及追荣，以了却孝子最后的心愿。其中云：
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余两个月，不敢侥求磨勘。今为迁奉在近，未曾封赠父母。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今又俯临葬礼，尚阙褒封，祭奠之间，志述之际，乏兹恩数，逼于哀诚。身厕登瀛之华，亲无漏泉之泽，矧遇孝理，若为子心？今欲将磨勘改转官恩泽，乞先移赠考妣，所冀迁厝之日，得及追荣。 (86)
在此，范仲淹泣血陈述了生母逾二十载的养育之恩，怀念和悲痛之情，催人泪下！
图7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万安山
范文正公陵园内的范仲淹母谢氏墓
二、 亳州从事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被提拔为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也称谯郡从事。天禧三年，范仲淹除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仍校书芸省，守官集庆军。
范仲淹在任职亳州期间，完成了归宗复姓的夙愿。关于范仲淹复姓更名一事，《年谱》和本传都有记载。《年谱》云：“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本传云：“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87) 两者都认为范仲淹是在天禧元年权集庆军节度推官时复姓更名的。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源于富弼撰写的《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按，范仲淹母谢氏赠吴国夫人）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 (88)
范仲淹是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即二十三岁时，才得知自己是苏州范氏子孙的，从此他就萌生了归宗复姓的念头。不过按富弼的上述说法，范仲淹在当初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并未立即要求归宗复姓，这主要是考虑其母谢氏已改嫁到朱家多年，与朱家感情较深，或许继父朱文瀚尚在人世，倘若此时立即归宗复姓，有点不近人情，也会让母亲伤心。但到天禧元年任职亳州时，继父朱文瀚可能已经过世，于是在母亲认可的情况下，范仲淹才正式奏请朝廷复姓。对于“性至孝” (89) 的范仲淹来说，这样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范仲淹归宗复姓的过程并不顺利。按《年谱》的记载，范仲淹曾在二十九岁前后去过一次苏州，与族人商议复姓一事：
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至天禧元年，为亳州节度推官，始奏复范姓。 (90)
当时范仲淹同父异母的兄长仲温，在苏州还有一些祖产，范仲淹的认祖归宗可能会引起财产纠纷。况且范仲淹虽有功名，但此时尚未显达，所以族人便拒绝了范仲淹的要求。但当范仲淹明确表示只想复姓，明确自己的范氏血统，没有任何财产企图时，族人才勉强同意范仲淹归宗复姓。
作为进士及第的朝廷命官，范仲淹的复姓更名还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他于天禧元年二十九岁时向皇帝上了《乞归姓表》，得到批准，“朱说”始还姓更名为“范仲淹”。在《乞归姓表》中，范仲淹一定会将“朱说”之名的来龙去脉向朝廷说清楚，不过此表并未被范氏后人收入范仲淹的文集，这可能是出于保护家族隐私的需要，但这导致了后人对范仲淹早年经历的了解几乎为空白。因此，我们现在于此表只知其中“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 (91) 两句，这是运用范氏先祖范蠡更名陶朱，以及先祖范雎更名张禄的典故，巧妙表达了自己归宗复姓的愿望，故《年谱》认为范仲淹这两句“用事最为亲切”。另《宋朝事实类苑》载：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名说。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尝改姓名故也。又伪蜀翰林学士范禹偁，亦尝冒张姓，后复姓，有启谢郡守云：“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92)
关于范仲淹的复姓更名时间问题，历来就存在争议。欧阳修在富弼为范仲淹撰写了《墓志铭》之后，又于至和二年（1055年）为范仲淹撰写了《神道碑铭》。范仲淹与欧阳修和富弼的关系都很密切，因此《墓志铭》和《神道碑铭》应该是关于范仲淹生平事迹最早和较可靠的记载。但在《神道碑铭》中，只是泛泛说：“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 (93) 欧阳修回避了范仲淹初名朱说、而后复姓更名一事。另外，较早为范仲淹立传的张唐英也说：“幼孤，母适朱氏。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者是也。” (94) 他点出了朱说之名，却也不提朱说何时复姓更名之事。这种回避的态度，可能是因为此事涉及范母改嫁等家庭隐私，范仲淹及其后人不愿多谈，出于对范仲淹的尊重，欧阳修和张唐英干脆淡化了此事。
曾巩与范仲淹有较多来往，他在《范仲淹传》中说：“仲淹二岁丧父，而母改适长山朱氏，故从继父姓。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后丧母，服除，始复其姓，而改今名。” (95) 他明确称范仲淹复姓更名的时间是在“丧母、服除”之后。南宋王偁在《东都事略》中亦说：“母丧，去官。……及终丧，乃归宗，易今名。” (96) 这显然是沿袭了曾巩的说法。南宋丁黼在《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中则说：“母终于楚，天圣五年，公复如应天府，……服除，乃归宗易名”，并断言：“公之从朱姓几四十年，登科记用今氏名，后人改之耳。” (97) 丁黼说范仲淹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服除之后才归宗易名的，在此之前他叫朱说几近四十年，这与曾巩和王偁之说无异。但丁黼认为范仲淹登科之后所使用的“范仲淹”这个名字，都是他的后人修改过的，这就不知有何依据了。
这样，关于范仲淹复姓更名的时间问题，便有了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其生母谢氏在世时的天禧元年，一说是在其母丧乃至服除之后的天圣六年。不过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多数研究者都赞成前种说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富弼的说法，富弼是最接近、最了解当事人的，而且欧阳修在写《神道碑铭》之前也看过富弼写的《墓志铭》，他对富弼的说法也没有提出异议。王瑞来先生在《“范仲淹”问世——文正的归宗更名》 (98) 一文中，力主后一种说法，其观点也部分沿袭了丁黼的说法，此事就暂且存疑吧。
天禧二年，范仲淹三十岁。是年有河朔之壮游，并写下了名篇《河朔吟》：
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
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袴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 (99)
澶渊之盟后，河朔地区已恢复和平，但幽云十六州仍被契丹占领。河朔之行激发了诗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诗篇表达了年轻的范仲淹决心以先贤英雄为榜样，收复失地，重建河山的豪情壮志。
三、 任职苏北与掌学应天府
从天禧五年（1021年）到天圣四年（1026年）的六年时间里，范仲淹均在泰州地区任职。关于范仲淹在此期间的履职情况，富弼在其撰写的《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一文中说得很明白：（范仲淹）“监泰州西溪盐廪，以劳进大理丞。又举知兴化县、建州关隶，以吴国老疾辞，监楚州粮料院。丁忧去官” (100) 。可惜均未注明具体任职时间，而《年谱》又多有误载。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天禧五年，范仲淹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天圣三年秋，因修复捍海堰的需要调任知兴化县事；随后还调范仲淹任职建州关隶，但因范母病未成行；不久又调范仲淹任监楚州粮料院，但范仲淹在楚州粮料院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天圣四年八月，范母卒，范仲淹去官离开苏北，回应天府丁母忧。
天禧五年，范仲淹从亳州调任泰州西溪镇（现江苏东台西溪镇），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为盐业监当官，也称“监盐仓”或“监盐”等。职责是监管海盐的生产、存储和发运，以及榷盐课利、稽查私盐等工作。西溪盐仓的前身是泰州海陵监。海陵监是唐朝乾元年间（758—760年）在泰州设置的盐务行政管理机构，其职责是为国家征榷海盐之利。征榷煮海之利是唐朝中期第五琦“初变盐法”之后的产物，据《文献通考》载：“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权盐铁使，尽榷天下盐。” (101) 南唐在泰州也设有海陵监。
宋初承袭南唐之制，在泰州海陵县设置海陵监。如《文献通考》言：“宋朝之制，颗盐出解州安邑、解县两池。……末盐煮海，则楚州盐城监岁煮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 (102) 这则材料讲的是宋朝的事，并明确提到“泰州海陵监”，可知宋初在泰州海陵县是设有海陵监的，我们没有理由说这时的海陵监就是西溪盐仓。这里虽未提及西溪盐仓，但此时的西溪盐仓应为海陵监的下辖盐场。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海陵监本泰州盐场。宋置监于此，亦曰西溪盐仓，在今泰州东北百里。” (103) 又据该书卷二十三《南直五（按：扬州）》记载：“海陵监州东北百二十里。宋为西溪盐仓，州产盐，因置监于此，以司其利。”可见，海陵监后来移治西溪镇，与西溪盐仓合二为一而只称作西溪盐仓了。总之，西溪盐仓是北宋海盐最重要的产地，也是北宋政府榷盐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北宋政府很重视监场的管理，史传名相吕夷简和晏殊也曾任职西溪盐仓，加上后来的范仲淹，就形成了所谓的“西溪三相” (104) 。
范仲淹在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期间，结识了富弼。天圣元年（1024年）至天圣二年，富弼的父亲富言监泰州榷酤，是管理酒务的官员，而此时范仲淹正监泰州西溪盐仓，两人同属监当官，应当有较多往来。天圣元年，富弼随侍其父来到泰州，始与范仲淹相识。富弼在《范纯祐墓志铭》中说：“仆天圣初，始识范文正公于海陵。” (105) 海陵即泰州。天圣初年范仲淹三十五岁，富弼二十岁，为“初冠”之年，两人相差十五岁，但范仲淹很欣赏这位年轻人，认为是“王佐才也” (106) ，故对其多有眷顾，并教之以文，告知以道。而富弼也服膺范仲淹，两人可谓忘年之交。在天圣初年、二年的两年间里，两人应当有比较频繁的交往。富弼在《祭范文正公文》中，对与范仲淹的这段交往作了深情回顾：
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 (107)
海陵的相识，奠定了范仲淹与富弼“师友僚类，殆三十年” (108) 的密切关系。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两人“始终保持了亦师亦友亦同僚的健康关系，是中国古代文人政治家实践‘和而不同’政治理想的典范” (109) 。
范仲淹在任职泰州期间，来往密切的另一位友人是滕宗谅。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说：“及君（指滕宗谅）历潍、连、泰三州从事，在泰日，予为盐官于郡下，见君职事外，孜孜聚书作文章，爱宾客。又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苍惶，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爱焉。” (110) 可知，范仲淹在监泰州西溪盐仓时，滕宗谅任泰州从事，两人是同年进士，又在同一个地方做官，且思想性情相投，故这期间两人来往密切。滕宗谅在泰州官署内建有一座“文会堂”，经常邀请范仲淹和当地一些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相聚于此，并多有诗文唱和。
图8 位于海陵郡（今江苏省泰州市）的文会堂，是范仲淹
在监泰州西溪盐仓期间，与富弼、滕宗谅等人的雅聚之所
到乾兴元年（1022年），范仲淹已经三十四岁，况且入仕已达八年，但仍然身处基层，为九品小官，可谓仕途蹬蹭。而在其前辈士人中，进士及第后十年左右便跻身朝廷要员的大有人在。如吕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状元夺魁，至端拱元年（988年）就官拜宰相。而名臣寇准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时考中进士，到淳化二年（991年）三十岁时被提拔为枢密副使，跻身宰执，也只用了十一年时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张唐卿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题壁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其下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终于京官。” (111) 可见，进士及第后，用十年左右时间跻身执政行列，是宋代名臣的一个象征，也是有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士人的目标。范仲淹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对于自己的当下处境，他并不满意，他渴望被重用，渴望有一个更高更大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于是在这年的十二月，范仲淹就上书当时的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天下才士，莫不稽颡，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阶，难为其升尔。某何人也，可预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识书学文，为衣冠礼乐之士；研精覃思，粗闻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贻于无穷，莫不感激而兴，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而当世大君子，以某雕虫之技而怜之者有矣，未有谓某之诚，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复吏于海隅葭菼之中，与国家补锱铢之利，缓则罹咎，猛且贼民，穷荒绝岛，人不堪其忧，尚何道之可进？……恭惟右丞，播洪钧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于稼穑之难，狱讼之情，政教之繁简，货殖之利病，虽不能辩，亦尝有闻焉，似可备俊之末议，且使朝夕执事于前，观之可否。……使某会遇之日，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乃右丞之道传传而不朽矣。 (112)
范仲淹在上书中说，他自己作为“衣冠礼乐之士”，存在“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和“垂千古之志”，因此自己虽身处“海隅葭菼之中”，仍渴望“言天下之道”。他对自身实际能力也充满自信，说自己对于“稼穑之难，狱讼之情，政教之繁简，货殖之利病”等政务“亦尝有闻焉”，并坚信自己如能得到张右丞的举荐提拔，定会“有益于当时”，也会“有垂于将来”，使“右丞之道传传而不朽”。显然，范仲淹并非干请之人，这封上书也不是普通的自荐信。它体现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113) 的心胸和抱负，以及作为“新型士人”所拥有的自觉使命感和政治主体意识。
范仲淹在泰州任职期间最大的政绩是捍海堰的修复。范仲淹在监西溪盐仓期间，发现苏北沿海一带，因旧有的海堤已年久失修，海水经常倒灌，淹没农田，导致土地盐碱化，无法耕种。海水也毁坏盐场，成为一大灾害。于是他上书淮南制置发运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张纶奏请朝廷，朝廷同意修复，并于天圣三年（1025年）任命范仲淹为兴化县令，主持这项修复工程。
范仲淹在《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一文中，对此事的经过有详细说明：
初，天圣中，余掌泰州西溪之盐局，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兴化二邑间，五谷不能生，百姓气馁而逋者三千余户。旧有大防，废而不治。余乃白制置发运使张侯纶。张侯表余知兴化县，以复厥防。会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道路飞语，谓死者数千，而防不可复。朝廷遣中使按视，将有中罢之议。遂命公（胡令仪）为淮南转运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驰而至，观厥民，相厥地，叹曰：“昔余为海陵宰，知兹邑之田特为膏腴，春耕秋获，笑歌满野，民多富贵，往往重门击柝，拟于公府。今葭苇苍茫，无复遗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请必行前议。张侯亦请兼领海陵郡，朝廷从之。公与张侯共董其役，始成大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复其业。余始谋之，以母忧去职，二公实成之。今二十余载，防果不坏，非公之同心，岂及于民哉？ (114)
李焘在《长编》中对此事亦有详细记载：
（天圣四年八月）丁亥，诏修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请修复之。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总其役。难者谓涛患息则积潦必为灾，纶曰：“涛之患十九，而潦之灾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役既兴，会大雨雪，惊涛汹汹且至，役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众哗言堰不可复，诏遣中使按视，将罢之。又诏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同仲淹度其可否，令仪力主仲淹议。而仲淹寻以忧去，犹为书抵纶，言复堰之利。纶表三请，愿身自总役。乃命纶兼权知泰州，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而于运河置闸，纳潮水以通漕。踰年堰成，流逋归者二千六百余户，民为纶立生祠。令仪及纶各迁官。令仪，陈留人；仲淹，吴人也。张纶兼权知泰州乃五年六月辛卯，纶及胡令仪迁官乃六年七月甲午朔，今并书之，仍别出。 (115)
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是在监西溪盐仓期间倡导修复海堤的，但他主持实施这一工程却是在知兴化县任上。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恰值出现了大雨雪天气，结果引发大海浪，导致民工百余人被潮水冲击而丧生。这次安全事故几乎使工程废止，后在胡令仪、张纶、范仲淹的坚持下才得以继续。工程还未结束时，范仲淹便因丁母忧而离职了，后在胡令仪和张纶的主持下，得以完成。故整个捍海堰修复工程并非一人一时所为，范仲淹说“余始谋之，以母忧去职，二公实成之”，是不掠人之美、实事求是的说法。关于此次修复的捍海堰的地点和长度，范仲淹自己说是位于“海陵、兴化二邑间”，长度是“一百五十里”，这应该是准确的。但各种文献对此记载不一，司马光说“长数百里”，而且跨越“通、泰、海三州之境” (116) ，这明显夸大其词了。司马光可能是将范仲淹等人在泰州修复的捍海堰，与淮南淮北所有的海堤混为一谈了。李焘在《长编》中说“筑堰自小海寨东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这个误差或许是丈量方法的不同所导致的。
捍海大堤的修复，解决了苏北沿海的海水倒灌、淹没卤化农田、毁坏盐场等问题，使得土地得以耕种，二千六百余户农民得以回归家园，农事、课盐两便。因此这是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后人因范仲淹的首建之功，称此工程为“范公堤”。
图9 位于今江苏省阜宁县的“范公堤”遗址
从天禧五年到天圣四年的六年时间里，范仲淹均在泰州任职。天圣四年八月，范母卒，范仲淹回应天府丁母忧。也就是说，范仲淹在苏北的六年，其中有五个年头是任监西溪盐仓的职务，这很不合情理。后来朝廷调范仲淹任兴化县令，是为了让其主持修复海堰工程，但在工程还远未结束的情况下，又很快调范仲淹任监楚州粮料院，这也不知何故。另外，范仲淹是在泰州兴化县去职丁母忧的，还是在楚州粮料院去职丁母忧的，暂时也无从确定。总之，范仲淹在泰州的这段经历，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在丁母忧期间，范仲淹于天圣五年应南京留守晏殊之邀执掌应天府学。从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的五年时间里，他在此读书求学，后考中进士，成就了人生的辉煌。十六年后，他作为“睢阳学派”的思想传人来此执教，同样创造了佳绩。在他的精心管理下，书院的办学质量提升很快，致使“四方从学者辐辏”。培养的人才也很多，乃至“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117)
在此期间，范仲淹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据《年谱》载，他的许多思想学术文章，如他最重要的政论文章《上执政书》，体现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章《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南京书院题名记》 (118)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等，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另据方健先生的研究，范仲淹的易学论文《易义》及诸赋，也创作于这一时期：
范之《易义》和易学诸赋，其具体写作时间虽尚难以考定，但大致成文时间尚可推测。……范之《易》学研究作品当产生于天圣五年前后，远比欧阳修、胡瑗、张载诸家易说为早，殆无可疑。 (119)
《易义》及诸赋，包括《易兼三材赋》《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蒙以养正赋》《天道益谦赋》等，不仅是范仲淹最重要的易学作品，也是其最重要的哲学作品。另外范仲淹在这一时期还写有一些诗文及文论《赋林衡鉴序》，据该序文所述，他在此时期可能还编著了赋学类书《赋林衡鉴》。
可见，范仲淹在为母丁忧和执掌应天府学的短暂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思想学术及文学作品，展现了极高的创作能力。可以说，在此期间的思想历练，为他日后的从政和从容应对各种磨难提供了丰厚的学养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天府学是他的人生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