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是宋初三先生的特质，宋学的各个流派，如洛学、闽学、关学、新学、濂学、蜀学等，都重视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而义理之学的兴起，与范仲淹有密切关系，朱熹尝言：
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50)
朱熹认为，北宋儒学（道学）的复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宋初的一大批学者都为此作出了贡献，如“宋初三先生”、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但朱熹在此明确指出，宋儒“好议论”（探求义理）的传统始于范仲淹。据此，便有学者认为范仲淹实乃“宋学之开端”。 (51)
《宋元学案》将《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置于《高平学案》之前，对此，全祖望在《安定学案·序录》中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这显然是将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和徂徕（石介）这“宋初三先生”视为宋学之开端，并认为这也是程颐和朱熹的观点。但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知朱熹是视范仲淹为宋学之开端的，因此全祖望的按语便与朱熹本人的说法相抵牾；至于说程颐赞成此说倒有充分的依据。程颐作为安定门人，对于安定先生一贯礼敬，据《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所载黄百家按：胡瑗对小程子“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胡瑗与孙复同学十年，且始终友善，而石介又是孙复高足，据此，程颐理所当然推崇“宋初三先生”。故王梓材按：“高平形辈不后于安定、泰山，而庐陵亦当时斯道之疏附也。谢山以梨州编次《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故以高平、庐陵次之。”（《宋元学案·序录》）这段按语表明，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年龄辈分上早于胡瑗和孙复，那么按思想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前者影响后者，但《宋元学案》却认为宋学“托始于安定、泰山”，王梓材暗示，这次序的颠倒“其意远有端绪”，其实就是指《宋元学案》的编写是受到了程颐的影响，故“范仲淹的开创者地位遂被‘宋初三先生’所掩”。 (52)
笔者认为，谁是宋学的开创者，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一定是当世众多学者根据社会变革的需要、按照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不同的学者，依据其不同的禀赋和角色担当，为儒学的复兴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正如全祖望所云：“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而所造各有不同。” (53) “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而所造各有不同”，这是对思想发展与个性自由之间关系的绝好说明。那么范仲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如上所述，朱熹曾说过宋代士人“好议论”的传统始于范仲淹，朱熹还说：“祖宗以来……至范文正公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54) 《宋史·本传》说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的学术思想，多为其政声和名节所掩盖。其实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是在艰苦求学、奋发进取、政事纷繁和戎马倥偬的岁月中度过的，他是一个内圣外王、体用兼备的历史人物，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完美的人格操守，是以其杰出的理论和文化修养为基础的。关于范仲淹的学术造诣，《宋史》本传谓其“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这表明范仲淹不仅能够在义理层次融通六经，还能够根据时代和理论发展的需要，从儒家元典中寻求有利的理论资源来为我所用。可见，他之所以“长于《易》”，正是因为在《易经》这部经典中包含更多的哲学和思辨元素，对这些元素进行充分的阐发并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可以提升儒学的思辨层次和理论品质，增强儒学吸引力和影响力，从而完成重构儒家的形而上学、批判佛老、超越汉唐经学的大业。
如何对待六经，南宋大儒陆九渊认为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方法。据《陆九渊集》载：
或谓陆先生云：“胡不注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 (55)
陆九渊主张“六经注我”，并不是反对“我注六经”，他强调的是在研究经典的过程中，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具有创造性和思想性的研究方法，反对崇经据典、不敢越雷池一步、只知章句训诂的僵化保守学风。如果说汉儒的解经方法是“我注六经”，那么宋儒的解经方法就是“六经注我”。宋儒的这种解经方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注重对经典的义理阐发。这种解经思潮，是从以范仲淹为核心和先导的庆历学者集团开始的。
对于儒家的经典，范仲淹多以己意解读，这从他对《易经》的诠释中可以见之。范仲淹认为《周易》本身就包含天地万物之理，他在《易兼三材赋》中说：
大哉！《易》以象设，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穷理尽性，重六画而原始要终。……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 (56)
范仲淹认为《易》兼天地人三材，包含天道地道和人道之理，因此易理由象而设，故“洁静精微”，幽隐难察，但通过穷理尽性的认识和思考，此理可由意（理性）而通并进而可知。
鉴于《易》理可知的认识，范仲淹在《易义》一文中，首先对《易经》的主卦——《乾》卦的义理进行了阐释，他说：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圣人之德位乎天之时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有时舍之义，故曰“见龙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见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圣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时乘之义，故曰“飞龙在天”；位正于上，故曰“利见大人”。“乃位乎天德”，于是乎位矣。 (57)
这里没有烦琐的象数推演和文词训诂，而是借《乾》卦卦象直接阐明儒家的为君之道：君主修德于内，通过行德将德展现于外即为位。说明君道是德与位的统一，《乾》卦就是“君之象”。
在《易义》一文中，范仲淹还对《易经》的《咸》《恒》《遁》等26卦的义理加以诠释，分别阐述了阴阳交感、阴阳互补、否极泰来、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阳尊阴卑、贵和尚中等哲理，行权革易、变在其中的变革精神，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君臣男女之道，本固邦宁、爱民利物的民本主义，内圣外王、进退有节的君子之道，孝悌为本、明理知义的齐家之道，等等。这些思想在《四德说》等短文和《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等诗赋中都有所体现。如在《四德说》中，他将元、亨、利、贞“四德”阐发为“道之纯者”“道之通者”“道之用者”“道之守者” (58) ，就是以义理解《易》的鲜明体现。
可见，范仲淹是从儒家精神出发来对《易经》进行义理阐发的，他是宋代易学义理派的先驱。但朱熹尝言：“已前解《易》，多只说象数。自程门以后，人方都作道理说了。” (59) 朱熹认为宋易都是讲义理的，这是对的，但他说宋易的这个传统始于程门，而不是始于范门，这就令人费解了。
宋儒特别重视《中庸》这部经典，范仲淹也不例外。遗憾的是，在现存的范氏文集中，并未看到关于《中庸》的著作和文章，只是在天圣六年，范仲淹在南都掌府学时曾作《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其中对《中庸》主旨“率性之谓道”作了些义理阐发。 (60)
范仲淹还重视《春秋》，不过他对《春秋》的认识已超越汉唐经学家了。他说：“盖春秋以时记事而为名也，优劣不在乎‘春秋’二字。” (61) 他显然认为《春秋》于“以时记事”之外还另有深意。他说“学者以为《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故称赞朱寀所著《春秋指归》“苦心探赜，多所发挥” (62) 。他还称赞尹洙“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
精” (63) ，可见他强调的是“理精”。他在《说春秋序》中云：
圣人之为《春秋》也，因东鲁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贬大举，赏罚尽在，谨圣帝明皇之法，峻乱臣贼子之防。……虽丘明之《传》颇多冰释，而素王之言尚或天远，不讲不议，其无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于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异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吾辈方扣圣门，宜循师道，碎属词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经，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庙而见美，升堂睹奥，必有人焉，君子哉无废。 (64)
范仲淹认为《左传》对《春秋》虽有所发明，但还远不及圣人之意。他主张“深《春秋》”，即深入思考其精神实质，这样才能“升堂睹奥”，揭示其义理，否则无法“志于道”，也无法知“天命之正性”。范仲淹曾对学生孙复“授以《春秋》” (65) ，受范仲淹的影响，孙复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写给范仲淹的信中说：“专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者也；……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 (66)
(1)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2)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四《文正书院记》，《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3页。
(3) 参见：徐洪兴《试论范仲淹与北宋理学的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蒙培元《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杨渭生《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郎国华、范立舟《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张培高《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 陈植锷认为：“北宋兴学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天圣、景祐时期的州县学校大量兴办，第二次是庆历、嘉祐时期的太学盛建，第三次是熙宁、元丰时期太学三舍法的实施，第四次是崇宁以后，三舍法由太学推广到州县，学校考选代替科举成为取士的主要途径。”（《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41页）可供参考。
(5) 《孟子·梁惠王上》。
(6) 《旧唐书》卷十一《本纪》。
(7)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一《沿革》。
(8)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儒林一》。
(9)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10) 《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学校考三》。
(11)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
(12)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13)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
(14)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选举三》。
(15)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九《吉州学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2页。
(16)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87页。
(17) 《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93页。
(18)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19) 《范文正公尺牍》卷下《与晏尚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页。
(20) 《年谱》景祐二年。
(21)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22) 《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23)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
(24) 《年谱》景祐三年。
(25) 《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
(26)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27) 《宋元学案·序录》。
(28)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29)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
(30) 《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
(31)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32) 《年谱》景祐二年。
(3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页。
(34)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35) 《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
(36) （宋）张师正：《倦游杂录·石首道不收馈赠之食》。
(37)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三。
(38)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39) 《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40) 《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41)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2)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一·张载》。
(43)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44)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45)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页。
(46)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页。
(47) 《范文正公集逸文》之《进李觏明堂图序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01页。
(48)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
(49) 同上。
(50)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51)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二章《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52)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3) 《宋元学案·序录》。
(54)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55)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绍定三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2页。
(56)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57)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58)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59) 《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程子易传》。
(60)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61)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与欧静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62)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进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与弟寘状》，《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63) 《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尹师鲁河南集序》，《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6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4页。
(65)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
(66)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