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
范仲淹先祖世居陕西邠州，自四世祖范隋一支始定居苏州。范仲淹的祖茔及范氏主要亲族都在苏州，其所设“义庄”亦在苏州，故一般认为范仲淹的祖籍为江苏苏州。但范仲淹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淄州长山（今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度过的，其出仕后又转展各地，四海为家，卒后也未葬在苏州，而是随母葬在了河南洛阳。本节主要讲述范仲淹的家世及出仕前的青少年生活。
一、 家世和亲属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生于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989年10月1日），宋仁宗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1052年6月19日）卒于江苏徐州，享年六十四岁。范仲淹的出生地是河北成德军（即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节度掌书记官舍，这里是他父亲的为官之地。其父范墉时任成德军节度掌书记。
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历来被认为是“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这个说法出自南宋楼钥撰写的《范文正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据《年谱》记载：“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但据《范仲淹评传》的作者方健先生考证，《年谱》的这个记载，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有错误，后世谬种流传，皆为《年谱》所误。 (1) 其实对于自己的出生地，范仲淹曾有明确的说明，据《范文正公尺牍》卷中《与韩魏公》云：“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 (2) 范仲淹在写给韩琦的这封信中说，自己出生在真定，真定还是名藩，可惜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回去看看那里的胜景。
关于范仲淹的家世和亲属，《宋史》本传说：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 (3)
富弼撰写的《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对范仲淹的家世亦有记载：
曰公之先，始居河内，后徙长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则天，以文章称，实公之远祖也。四代祖隋，唐末尝为幽州良乡县主簿，遭乱奔二浙，家于苏之吴县，自尔遂为吴人。 (4)
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范仲淹家世的记载为：
公昔远祖博士范滂为清诏使，裔孙履冰为唐丞相鸾台凤阁平章事，世居河内。四世祖上柱国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乡主簿，诰书犹存。至十一年，迁处州丽水县丞，一支渡江。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遂为中吴人。 (5)
范仲淹在世时，有感于自己家族四世祖以上家谱遗失的状况，决定续修家谱，并于皇祐三年（1051年）正月八日为续修的家谱作序。序文为：
吾家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吴中人，太平兴国三年，曾孙坚、垧、墉、埙、埴、言六人，从钱氏归朝，仕宦四方，终于他邦，子孙流离，遗失前谱。至仲淹蒙窃国恩，皇祐中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葺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求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 (6)
从序文来看，范仲淹视唐相范履冰为本族始祖，显然范履冰之前的家族谱系，已汗漫不可考。其实范履冰之下，四世祖范隋之上的世系也难究其详了，只是“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即指范隋及以下四代的谱系，确切可考。
由上述材料可知，范氏先世，“始居河内，后徙长安”。范仲淹祖籍实为陕西邠州（今陕西省彬州市），其远祖范履冰，为唐武则天垂拱年间宰相。高祖范隋，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曾任幽州良乡县主簿；至十一年，任处州丽水县（今浙江省丽水市）丞。后因中原战乱，无法回归陕西祖籍，遂举家迁往苏州定居，范氏自此“遂为吴人”，范隋就成为苏州范氏范仲淹一支的始祖。
不过范隋的祖籍是在哪里，这也存在问题。《宋史》称范仲淹“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那么按此说来范隋是邠州人，他在幽州和处州游宦，后因中原战乱回不了祖籍，就在苏州定居了。但范仲淹在《与中舍书》中与其兄谈及祖宗往事时说：“闻祖先元是蓝田人，不知记否？此一事切在心寻去。访十二姑，亦必有记得事。” (7) 不可思议的是，范仲淹在其撰写的《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又说“四代祖讳某，幽州人也，唐末为处州丽水县丞。” (8) 以此看来，仲淹和仲温兄弟已搞不清楚四世祖范隋的籍贯了，范仲淹一会说是“蓝田人”，一会又说是“幽州人”，让人疑虑丛生。但笔者怀疑“幽”字为“豳”字的误写，加之范隋曾在幽州为宦，就误把“豳州”写成“幽州”了。而“豳州”为“邠州”的古称，所以，《宋史》说范仲淹祖先是邠州人，目前尚无确切证据可以推翻。但方健先生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范隋是幽州人，“豳州”为“幽州”之伪。 (9)
图2 苏州市的天平山，是范仲淹先祖的归葬之地
图3 位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高祖范隋墓地
范仲淹的曾祖范梦龄，祖范赞时，父范墉，皆于“五代之际，世家苏州，事吴越” (10) 。后来“朝廷以公（指范仲淹）贵，用太保、太傅、太师追赠三代，又择徐、许、越、吴四大国追封王妣陈氏，妣陈氏、谢氏为太夫人” (11) 。其中：
曾祖范梦龄，苏州人。“以才德雄江右”，曾任吴越国“苏州粮料判官”（即中吴节度判官） (12) ，“宋赠太师、徐国公” (13) 。娶陈氏，追封徐国太夫人。
祖范赞时，苏州人。“幼聪警，尝举神童，任秘书监，集《春秋》洎历朝史为《资谈录》六十卷，行于时。” (14) “宋赠太师、唐国公。” (15) 娶陈氏，先后追封许国太夫人、韩国太夫人。
父范墉，苏州人。“博学善属文，累佐诸王幕府。” (16)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范墉等兄弟六人随吴越王钱俶纳国归宋。范墉曾在成德军、武信军和武宁军三任节度掌书记之职，终官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封太师、周国公。” (17) 先娶陈氏，后追封为越国、楚国、周国太夫人。后娶谢氏（范仲淹生母），曾封吴国夫人，后封秦国太夫人。范墉共有五子，其中三子早夭，因此范墉膝下只有两子，即长子仲温，为陈氏所生，次子仲淹，为谢氏所生。
可见，范仲淹曾祖、祖、父三代皆娶陈氏，苏州范家与陈家是世婚关系。其实古人的这种婚姻习俗，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并不好。范墉在陈氏过世后再娶谢氏，谢氏为范仲淹之母，后来范仲淹娶妻李氏，子孙多出优秀人才，这与婚姻圈的扩大是有关系的。
范仲淹的《岁寒堂》诗云：“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子孙四方志，有家在江城。” (18) “江城”即苏州。可见，范仲淹视苏州为其血脉之“家”，为其祖籍，为其风水，为其郡望。古人有署名署其郡望的习惯，苏州古称高平，所以范仲淹常自称高平，他人有时也称范仲淹为高平或高平公，《宋元学案》就专设了《高平学案》。
范仲淹的生母为谢氏。淳化元年，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在徐州节度掌书记任上病逝，范仲淹当时只有两岁。因失怙无依，其母谢氏夫人带着范仲淹再嫁淄州长山朱文瀚，从朱姓，名“说”（同“悦”）。富弼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云：
公讳仲淹，字希文，不幸二岁而孤，吴国太夫人（范母谢氏所获封赠）以北归之初，亡亲戚故旧，贫而无依，再适长山朱氏。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之心，姑姓朱。 (19)
可见，范仲淹自幼就随同其母来到了淄州长山，直到二十三岁离开长山前往南都学舍。这期间，范仲淹可能有随同继父游宦他乡的经历，但主要还是生活在长山。如今各种历史文献对于范仲淹的介绍，通常都说他是苏州人，那是就他的祖籍而言的。其实，范仲淹既不出生于苏州，也不成长于苏州。他在《岁寒堂三题序》中自述道：“某少长北地，近还平江，美先人之故庐，有君子之嘉树。” (20) 《序》中的“北地”是指山东长山，“平江”即是范的祖籍苏州。范仲淹在其所撰写的《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说：“暨予东归长白山，以亲之故，就禄养者仅十五秋，君犹隐而未出。” (21) 这是说他的亲人和故乡就在长白县的长白山下。范仲淹晚年在《寄乡人》这首诗中，也称自己是“长白一寒儒” (22) 。可见，范仲淹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山东长山朱文瀚家度过的。
图4 位于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的范公祠
朱文瀚曾任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县令，终官淄州长山县令，是一个基层官员。他对继子朱说“既加养育，复勤训导” (23) ，可谓恪尽为父之责。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范仲淹曾“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 (24) ，这说明继父朱文瀚对他视同己出，并未另眼相待。这些都令范仲淹心存感恩之情。可见，范仲淹是在一个寒族地主家庭中长大成人的，自小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加之个人的勤奋努力，后来终成大器。
范仲淹与朱氏异姓兄弟的关系如何呢？从《范集》所保存的十五封“与朱氏” (25) 家书来看，双方来往密切，关系也很融洽，完全像一家人似的，与其兄长仲温及侄子的家书通信并无两样。
但据《年谱》的记载，范仲淹与其异姓兄弟之间似乎存在严重的隔阂，而且双方的关系还一度闹到了很紧张的地步：
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氏兄弟不乐曰：“吾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谢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26)
按照《年谱》的这个说法，范仲淹似乎是在被朱氏兄弟羞辱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才选择离开家朱家的，而且是“感泣去”“感奋自立”那样一种负气出走的局面。因为要强的他无法接受一种寄人篱下、遭人白眼、隐姓埋名的耻辱生活，于是他决心自立自强并直奔南都（今河南商丘）应天府学而去，他立志在这里读书成才，科举登第。他向母亲承诺：十年内中举入仕，然后回来迎养娘亲。这一年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二十三岁。
关于范仲淹因何要离开长白前往南都求学，也有不同于《年谱》的说法。如南宋丁黼就说：“朱氏云族有在应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辞母，绝江逾淮，学于应天。” (27) 按照丁黼的说法，朱文瀚先前就告诉过范仲淹，说朱家有族人在应天府，言下之意，范仲淹若去应天府求学，可以寻求那里的族人帮助。于是到了二十岁时，范仲淹就“学于应天”了。
丁黼说范仲淹是在“及冠”之年去的应天府学，这与《年谱》的记载有出入。但关键问题是，丁黼关于“朱氏云族有在应天府者”的说法，意味着范仲淹离开家乡就学于南都应天府学，并不是因与朱氏异姓兄弟出现抵牾而负气出走的结果，反而是其继父朱文瀚支持的结果。这与《年谱》的说法就有本质区别了。另外，《范集》亦有“公与南都朱某相善”的记载，这就印证丁黼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范集·言行拾遗事录》云：
公（指范仲淹）与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视之，谓公曰：“某常遇异人，得变水银为白金述。吾子幼，不足传，今以传君。”遂以其方并药赠公。公不纳，强之乃受，未尝启封。后其子寀长，公教之，义均子弟。及寀登第，乃以所封药并其术还之。 (28)
“朱某”为范仲淹的异姓兄弟，“寀”乃朱寀，是范仲淹的异姓子侄，范仲淹与朱氏的家书通信，多是写给这位侄子的。丁黼说此人为朱文瀚之孙，这是合乎逻辑的，但说此人名叫“延之” (29) ，则不知有何依据？范仲淹曾在上《进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与弟寘状》中，向朝廷推荐朱寀撰写的《春秋指归》等文字，并因朱寀夭丧，遂为其弟朱寘乞官。 (30) 这则史料还说“朱某”会炼金术，但因其子年幼，临终前遂将药方传给了范仲淹，但范仲淹并未见财起意，而是在待其子长大后，又将药方还给了他。
《东轩笔录》亦载有此事，只是内容稍有出入——会炼金术的人由“朱某”变成了另一“术者”，所传之物不仅是药方，还有已炼成的一斤白金。具体为：
范文正公仲淹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内文正怀中。文正文辞避，而术者气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 (31)
以上两条史料所记载的这则逸事，主要表现了范仲淹自青少年时期就具备了为人诚信、不贪恋钱财的美好品质。但其中“公与南都朱某相善”，以及“范文正公仲淹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的记载，对于研究范仲淹的早年经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表明范仲淹在南都学舍求学时得到了朱氏异姓兄弟的帮助，而且双方相互信任，关系融洽。这更表明，《年谱》关于范仲淹是与朱氏兄弟产生了矛盾而负气出走的说法，是可疑的。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范仲淹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在朱家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的确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范仲淹后来对朱氏的回报，足以说明范仲淹对朱氏是感恩的，如在庆历五年（1045年）四月，范仲淹上《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请求朝廷对继父给予封赠：
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而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何处？伏遇礼成郊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授功臣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 (32)
范仲淹不仅对于继父朱文翰的养育教导之恩念念不忘，他对于朱氏子弟也多有关照，可谓仁至义尽。据《范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
公以朱氏长育有恩，常思厚报之。及贵，用南郊所加恩，乞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诸兄弟，皆公为葬之，岁别为飨祭。朱氏子弟以公荫得补官者三人。 (33)
二、 读书生涯
在北宋初年，教育并不发达。在范仲淹的少年时代，并未接受过王朝的正式教育，他的学问，主要是自己在僧寺里刻苦读书而得来，所以他十五岁时被举学究，后在姜遵的鼓励下决定改科举进士。据《涑水记闻》载：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从其母适朱氏，因冒其姓，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少尩瘠，尝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唯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余，始改科举进士。 (34)
《宋史·姜遵传》云：“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人。进士及第，……仁宗即位，……再迁右谏议大夫，……召拜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 (35) 在姜遵任职右谏议大夫期间，年少的范仲淹曾有机会拜见这位家乡的前辈名人，慧眼识才的姜遵对范仲淹极为赏识，认为他将来“当立盛名于世”，这对于范仲淹日后的成长，必定会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范仲淹二十一岁，他来到家乡附近的长白山醴泉寺僧舍修学，在此度过了三年清苦的读书生涯。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
庆历中，范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上长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引自《湘山野录》） (36)
这条史料讲的是范仲淹在青少年时期自励苦学的故事，也是成语“划粥断齑”的出处和来源。后来“划粥断齑”就成了特指严格自律、刻苦读书的专用成语。毫无疑问，这三年清苦学习生活的磨炼，对于范仲淹日后形成廉洁自律、刚正不阿的意志品质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5 位于山东省邹平市的长白山醴泉寺，范仲淹青少年时期曾在此读书
图6 位于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的应天书院。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范仲淹在此求学，其后仁宗天圣年间又在此掌学
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至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求学。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郡书院，最初由五代后晋时归德军人杨悫创立，初为睢阳学舍。杨悫去世后，学舍由其弟子戚同文主持，据《宋元学案》记载，戚同文“讲学睢阳，生徒即其居为肄业之地”，他创立了“睢阳学统”，学舍影响不断扩大，乃至“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 (37) ，可见，睢阳学舍在宋初就已成为著名的私立学院。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归德军改称宋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以宋州为应天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因商人曹诚捐资扩建学舍，宋真宗“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 (38)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 (39) ，自此应天府书院成为官办府学。以此可知，范仲淹求学应天府书院时，书院尚处于由私立向官办的过渡阶段。
大儒戚同文在应天府书院讲明“正学”，与孙复、胡瑗等共同推动了北宋儒学的复兴。故范仲淹来此求学，应该是慕名而来。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在应天府学是“依戚同文学” (40) ，也就是说范仲淹师出戚同文，两人有师生关系，《宋元学案》沿用此说，亦认为“高平所出”为“隐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 (41) 。其实《宋史》及《宋元学案》的这个说法存在明显错误，对此，王梓材在《宋元学案补遗》卷三《高平学案补遗》中指出：
《师友录》本先生（指范仲淹）年谱，言其师事戚同文。考同文次子纶，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后六年为端拱二年（989年）而先生始生，必非亲受学于同文也。
王梓材认为范仲淹晚生于戚同文的次子戚纶，就推断范仲淹必非戚同文亲授，这是有力的证据。其实从戚同文的卒年亦可考证其与范仲淹的关系。据曾巩《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记载，戚同文为“唐天祐元年（904年）生” (42) ，而《宋史》则称戚同文“卒于汉东，年七十三” (43) ，《宋元学案》亦称“长子维任随州书记，迎先生就养，卒于汉东，年七十三”。以此推算，戚同文当卒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此时范仲淹尚未出生。
另据《宋史·戚纶传》记载：
纶少与兄维以文行知名，笃于古学，喜谈名教。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解褐沂水主簿。按版籍，得逋户脱口漏租者甚众。徙知太和县。同文卒于随州，纶徒步奔讣千里余。俄诏起复莅职，就加大理评事。……真宗即位，转著作佐郎、通判泰州。 (44)
戚纶为戚同文次子，是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他先任沂水主簿，后知太和县，其父戚同文卒于随州时，他前去奔丧，丁忧结束，他复官并加大理评事，真宗即位后，戚纶转官著作佐郎、升职通判泰州。在这段史料中，戚同文卒年不详，戚纶为父守制、复官并加大理评事的时间亦不详，但有一点记载是明确的，即戚同文必卒于宋真宗即位之前，戚纶守制、复官并加大理评事也必在宋真宗即位之前，而宋真宗即位是在咸平元年（998年），此时范仲淹只有十岁，尚未到应天府书院求学，待他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去应天书院求学时，戚同文已经离世，因此他绝不可能“依戚同文学”。
因此，尽管上述史料所记载的戚同文卒年不甚详细，但这并不影响问题的解决。对此，钱穆先生也曾指出：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 (45)
钱穆先生认为，戚同文在范仲淹来南都学舍之前就去世了，他根本没见过戚同文。但这并不否定范仲淹受戚同文思想的影响，因为戚同文为宋初儒学大家，长期主持并讲学于睢阳书院，弟子众多，影响很大，形成了“睢阳学统”即“睢阳学派”。范仲淹在此力学五年，虽不是戚同文的亲炙弟子，但必定深受“睢阳学派”的思想影响，从其日后的思想及实践来看，可以说，他就是“睢阳学派”的思想传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圣五年，范仲淹在应天府丁母忧期间，受南京留守晏殊的邀请，也曾掌教应天府学，为传承“睢阳学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仲淹在应天府学经历了五年艰苦的求学生涯，他“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46) 。面对清苦的学习生活，范仲淹不觉其苦，他以水激面、昼夜诵读，还常常靠食粥果腹。他专心读书，心无旁骛，有一次宋真宗谒太清宫，銮驾经过南都，范仲淹的同学都前去观看，而他不出。有同学问其缘故，范仲淹说：“异日见之未晚。” (47) 这短短几字，表达了其不畏眼前的清苦寂寞，笃志力学，发奋成才，力求日后登第入朝的远大抱负。当时南都留守的儿子是范仲淹的同学，他也为范仲淹的勤奋精神和高远志向所感动，他把范仲淹的事迹告诉了其父，并从家里带来美食送给范仲淹，但直到食物腐败，范仲淹也未尝下厨。留守的儿子很是不解，说：“大人闻公清苦，故遗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为罪乎？”意思是，我父亲让我带给你食物，你一口不动，任其腐烂，难道我们的好心帮助还有罪过吗？范仲淹连忙感谢道：“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啖此粥乎？” (48) 范仲淹说感谢厚意，但我一直食粥，今突然吃顿美食，恐怕以后就无法吃粥了。这件事情也充分说明范仲淹意志坚定，具有不为眼前利益所动的自律精神和自尊自强的高贵品质。以此看来，欧阳修说范仲淹“少有大节”，不为自身贪富贵贱毁誉悲欢所动，“慨然有志于天下” (49) ，绝非溢美之词；朱熹后来所说的“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馈珍膳，皆拒不受” (50) ，也绝非传言。
范仲淹在睢阳学舍读书期间，以艰苦的学习生活为乐；他乐观进取，坚信斯文未丧；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 (51) 。据《年谱》载，大中祥符五年，范仲淹“以朱说名举进士，礼部第一”。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进士及第，实现了通过科举而实现人生抱负的梦想。
钱穆先生曾指出：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 (52)
事实上，范仲淹在青少年时期发奋苦读的人生经历，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的确不是他个人“无端感觉到此”，而几乎是庆历一代士人共同的精神写照。
欧阳修出身不高，因家贫而有“欧母画荻”的故事。他“生四岁而孤。韩国（欧阳修母亲郑氏所获封赠）守节自誓，亲教公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53) 。《宋史》本传亦称其对于学术“苦志探赜，至忘寝食” (54) 。
李觏对自己虽家贫但却力学不辍的生活是这样表述的：“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 (55)
富弼“少笃学，自刻寓于僧舍，不就寝榻，冬夜以冰雪沃面。邻居僧有持苦行者，犹服公之勤” (56) 。
胡瑗年少时也有“攻苦食淡，终夜不寝”的读书经历。他因“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 (57) 。
孙复曾“笃学不舍昼夜”。据《东轩笔录》记载：“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去。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58)
石介亦曾“固穷苦学”。据《倦游杂录》记载：“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渎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便以食还，王咨重之。” (59)
这批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于庆历年间登上历史舞台并大放异彩的“新型士人” (60) ，他们出身孤寒，但却为时代的精神所感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自砺自强，发奋苦读，自觉地担负起儒学复兴的历史使命。他们志向高远，向往“三代”理想，并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将其艰苦所学而积累的知识和磨炼的意志，消融于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之两端，因此，他们对于北宋的士风的转变和师道的重建，以及学术的繁荣和政教的创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远游
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是以胸怀大志、勤奋力学的形象垂名于后世的，但范仲淹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闭少年。他豪情满怀，志在四方，渴望以文会友，向往仗剑走天涯的豪士精神。元好问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 (61) ，这绝非溢美之词，据《淄州长山县建范文正公祠堂记》记载：
夫公家世姑苏，幼而孤弱，无父所怙，而后随其母氏来居兹土，留而不去，遂为邑人。及其长也，卓有所立，乡人奇之。尝庐于长白，日自讽诵，虽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举，四走方外，求老师巨儒，以成就其业。不数岁间，大通六籍，声名倾动当世。 (62)
从该《记》的叙述可知，范仲淹很早就在长白山读书学习，时间应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前。范仲淹在此学习虽“刻苦不暇”，但又少年思远，渴望与同道好友的交游，于是“四走方外，求老师巨儒”。
据考证，范仲淹在离开长白前往南都求学之前，至少有过两次出游经历：一次是与广宣大师同游紫阁云。范仲淹《赠广宣大师》云：“忆昔同游紫阁云，别来三十二回春。白头相见双林下，犹是清朝未退人。” (63) 此诗作于范仲淹由饶州迁往润州之际，范仲淹时年五十，以此倒推三十二年，那么此次出游应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当时范仲淹十八岁。一次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远赴陕西的壮游（范仲淹谦称之为“薄游”），这一年范仲淹二十岁。
在这次壮游中，范仲淹在长安结识了隐士王镐，并在其圭峰别墅“倚高松，听长笛”，后来又结识了道士周德宝和曲元应。他们在鄠、杜之间交游唱和。三十七年后，范仲淹在为王镐撰写的《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深情地回忆了这些往事：
时祥符记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纻，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 (64)
这完全是青年豪士间的风雅交游：吟诗作画、谈《易》抚琴、相与啸傲、纵饮浩歌、超凡脱俗，颇具魏晋士人嵇康阮籍之风。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是反对年轻人离家远游的，因为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但孔子在这句后面还有一句重要补充，即“游必有方” (65) ，这是常被人们忽略的。因此，在能否远游这个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果父母健在，原则上不要远游，这一来是父母需要子女照顾，二来是远游会让父母担心，这就是“父母在，不远游”；但如果父母生活已安顿无忧，出行有正当的理由和正确的方向，往返时间也安排妥当并告知父母，远游还是可行的，这就是“游必有方”。
事实上，孔子和儒家是不反对远游的。《论语》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66) 其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正是对远道而来的朋友抱有热烈的期待吗？孔子自己就曾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试图寻找从政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仁义主张，还留下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67) 的嘉言。孔子的弟子众多，但很多都不是齐鲁人士，如子游、子夏、子张、子贡等，他们都是离开故乡，通过远游来到孔子门下学习的。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文人大多寄情山水，留恋林泉，热衷于通过远游来探幽访古，增长见闻，饱览祖国河山，如司马迁、陶渊明、谢灵运、李白和杜甫等，他们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认为这是丰富和完善自我，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两条最重要的途径。
作为传统士人的杰出代表，范仲淹继承了前辈文人的优良传统，终生好游。他除了在二十岁时的这次远赴陕西的壮游之外，在三十岁时还有过一次远赴河朔的壮游。另外，他每在一地为宦，都以畅游当地山水名胜，拜访文人雅士为平生快事。这体现了他心系天下，热爱祖国河山，钟情于自然山水的豪情壮志；也体现了他乐与知己论道，喜与名士交游的乐群精神，以及“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 (68) 的雅士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