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而遂通、穷神知化”的大化论
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范仲淹富有变革精神和进取精神，其社会政治改革的理论和方案，需要辨证思维的支撑。《周易》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是我国古代辩证法的重要来源。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宋史·范仲淹传》），他通过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自己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进而揭示了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和宇宙大化流行不已的根源。
一、 “一阴一阳之谓道”
《周易》认为乾坤天地作为世界的本源，同时也是具备生生之德的创生主体，如《系辞》云“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等。范仲淹虽然扬弃了《周易》宇宙生成论的世界观，但他仍然结合宇宙的气化过程来谈论本体问题，他说：
于乾为资始，于坤为发生。 (49)
天地动而万物生，日月动而昼夜成。 (50)
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所以轸行健之权。 (51)
在范仲淹看来，乾坤天地虽然是世界的本体，但乾坤天地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抽象本体，而是具有生命活力和运动属性的创生主体，宇宙万物是阴阳本体气化流行的产物。
按照《周易》的思想，大化流行有赖于阴阳二气的存在，如《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咸·彖》亦云“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的阴阳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很大，他也视阴阳结构为事物的普遍存在，如他说“三阳为乾”“三阴为坤” (52) ，认为乾坤本体自成阴阳。又说：“烈烈汤汤，曰阴曰阳”，“阴阳安得而两忘？” (53) 这是说宇宙万物皆包含阴阳，而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和宇宙大化的流行不已，皆源自道体自身所包含的矛盾——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周易》视阴阳关系为对立统一关系，如否与泰、谦与豫、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等，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以及“否极泰来”（《泰卦》）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范仲淹认为乾坤本体的创生动力，是来自阴阳二气的激荡和交感，他说“盖日用之利，和二体以交相”， (54) 说得也是这个意思。他在《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中认为，事物之间是“不相入而相资”的关系，他对该赋的注释是“其性相反，同济于用”。他说“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贯之”，以及“质本相违，义常相济”“躁以静为君，有以无为用” (55) ，等等，这些都表明，范仲淹对事物对立统一本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不仅如此，范仲淹还继承《周易》“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的思想，认为只有对立面事物之间的相辅相成，才能产生有价值的新事物。他说：
天地睽也而阴阳合焉，昼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礼义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会焉，万物睽也而情类聚焉。 (56)
这里所说的天地、昼夜、男女、上下、君臣和万物，都包含阴阳对立的两面，都是“睽”与“合”的统一体，其中“睽”是指两者性质相反，“合”是指两者性质相成，但相反才能相成，宇宙万物就是在“睽”与“合”的矛盾运动中形成的。
可见，在范仲淹看来，阴阳的存在具有普遍性，矛盾关系为世界的普遍法则。对此，他在《穷神知化赋》中进一步说：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 (57)
由阴阳二仪所引起的变化是无穷无尽、无终无始的，这种变化具有永恒性的和普遍性，所以称为“至化”，也即大化。范仲淹称此大化为“神”，但这里的“神”并非神秘莫测的不可知之义，因为“穷神”可以“知化”（《穷神知化赋》的篇名即表明了此意）、“穷理（神之理）”可以“尽性”（《易兼三材赋》），此意亦如《系辞》所云“知变化之道者，知其神之所为乎”，即认识了事物变化的本质和规律，也就知道了什么是“神”，这显然是把“神”视为“变化之道”。范仲淹也是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神”的，他说“妙用之谓神”，所谓“妙用”就是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微妙作用，是无形的本体施展其作用于一切有形事物的“通幽洞微”之理。在《易兼三材赋》中，范仲淹也称此理为“洁静精微之理”。由此可知，范仲淹是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使用“神”这一概念的，其目的是说明大化流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当然范仲淹也说过“神则不知不识”“原其不测”之类的话，但这并不是说“神”不可知，而是说大化的“通幽洞微”之理难知难测，不容易被人所理解，此意正如《系辞》所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阴阳不测之谓神。”
二、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周易》的辩证法思想还突出体现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这一命题中。受其影响，范仲淹也用阴阳交感和刚柔进退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在《易义》一文中，范仲淹主要用阴阳关系的变化，对《周易》的《乾》《咸》《恒》《遁》等27卦的卦义进行了诠释，他说：
《咸》，阴进而阳降，上下交感之时也。
……
《恒》，阳动阴顺，刚上柔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时也。
……
《遁》，阴进阳退，柔佞入而刚正出，君子遁去之时也。
……
《大壮》，刚以震而阴摧，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刚严之时也。 (58)
范仲淹认为“易以象设”，即天地至理通过卦象得以显现，而阴阳六画“形动静于爻中” (59) ，因此必须通过考察阴阳两爻的爻位变化，才能揭示卦象的义理。
将《周易》的运动变化的思想升华为变革的思想，是范仲淹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特色。《周易》关于变易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系辞》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尤为范仲淹所注重，他在《上执政书》中说：
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 (60)
范仲淹认为，穷则思变的变易精神是《周易》之“大旨”，也是治理天下者必须具备的理念。面对北宋纲纪不振的穷塞局面，范仲淹极力主张以《周易》的变易精神为依据，进行政治改革，寻求变通之道，以达到长治久安。
在《乾为金赋》中，范仲淹以“金”行喻《乾》阳，强调的就是“金”德的刚健进取、从革权时的品性，他说：
大哉《乾》阳，禀乎至刚。统于天而不息，取诸金而可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睹；中含变化，知从革之靡常。 (61)
所谓“知从革之靡常”，是指善于通过变革，突破陈规陋习来寻求生存之道。关于“革”，范仲淹通过对《革》卦的阐释揭示了其本质：
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变之时也。 (62)
在对《鼎》卦的诠释中，范仲淹进一步指出“革去故”而“鼎取新”，故“取鼎为义，表时之新”。可见，所谓的“新”，就是要革除弊政，实行新政，以“有道易无道”。《易义》云：
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其此之时欤！ (63)
本着“思其道则变而通之” (64) 的变革精神，范仲淹赞成汤武革命，主张改章易制，革故鼎新。这是他利用辩证法这一理论武器而得出的积极结论。
变革精神必须以刚健进取精神为基础，否则变革就无法进行，所以范仲淹又特别强调《周易》的刚健精神。在《乾为金赋》中，他视乾为至阳至刚之气，指出：“大哉乾阳，禀乎至刚”，“立夫乾也，……所以尚乎刚健”，“乾之德也，至健于斯；金之性也，纯刚在兹”。 (65) 这些论述，都是结合时代特征对《周易》刚健进取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1)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五《朱文公论范公》，《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8页。
(2)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3)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四《文正书院记》，《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3页。
(4)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5) 参见：徐洪兴《试论范仲淹与北宋理学的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蒙培元《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杨渭生《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郎国华、范立舟《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6月；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张培高《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8) 魏福明：《性不可以善恶言》，《齐鲁学刊》2019年第4期。
(9)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0)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11) 任蜜林：《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
(12)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13)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14)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张载传》。
(15)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1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9页。
(17) 《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18)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19)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20)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21)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
(2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2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438页。
(2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25)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26)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35页。
(27) 蒙培元：《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28)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35页。
(29)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30)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31) 关于宋代儒学的学派分属，有传统的视理学和心学相对峙的二系说；有劳思光先生提出的一系说［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9页］；还有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三系说［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无论是一系说、二系说还是三系说，都忽视或否认气学派的存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3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3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
(34) 杨儒宾：《“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5) 杨儒宾：《“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6) 蒙培元：《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37)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38)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39)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40) 张陪高：《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41)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4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77页。
(43) 《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
(4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45) 《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46) 《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47)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4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9)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50)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51)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5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5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页。
(5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55)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页。
(56)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57)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58)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8页。
(59)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60)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61)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62)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63)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64)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65) 《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