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名将”
对于范仲淹的一生，金元之际的大文学家元好问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58) 其中所谓的“在边境为名将”，指的是在宋夏战争中，范仲淹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在西北边防担任军队统帅，在此期间，范仲淹采取了积极防御战略，致力于边防和军队建设，带领西北军民抗击西夏的入侵，为保家卫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攻守之争
韩琦和范仲淹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抗击西夏的战略问题上，两人在合作共事的初期是存在严重分歧的。韩琦主张主动进攻，速战速决；范仲淹则主张积极防御，打持久战。在我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中，主战派往往更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而主和派则不受待见。在此次宋夏战争中，情形也是如此，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 (59) 的局面，尽管前期的战事一败再败，但“边臣之情，务夸敢勇，耻言畏怯” (60) 。韩琦是主战派的代表，他在“三川口之战”失败后，未经过审慎论证，便与夏竦、尹洙制定了主动进攻之策，试图寻找机会与元昊决战，一举歼灭西夏军队的主力，以报仇雪耻。宋仁宗和吕夷简以及朝中诸多大臣也都支持这种冒进主张。于是，朝廷于康定元年十二月连下数诏，令诸路于来年正月共同进讨西夏，这为随后的好水川惨败埋下了隐患。据《长编》载：
乙巳，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上与两府大臣共议，始用韩琦等所画攻策也。
丁未，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从陕西经略司所上攻策也。 (61)
但是，韩琦等人“攻策”遭到了范仲淹的反对。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后，根据对双方形势的观察，认为主战派低估了元昊的实力，对宋军的弊端如边防松弛、缺乏精兵良将、管理混乱和后勤保障不足等问题认识不足。经过审慎思考，范仲淹主张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发动大规模进攻，提出了在积极备边、训练军队的基础上，与元昊打一场持久战，最后拖垮西夏的积极防御战略。其实早在同年五月，在总结“三川口之战”的失败教训时，范仲淹就初步形成了这种战略思想，他当时曾上疏言：
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沮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西则邠州、凤翔为环、庆、仪、渭之声援，北则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东则陕府、华州据黄河、潼关之险，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各须屯兵三二万人。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声，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贷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此朝廷之上策也。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敌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战，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敌，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则汉、唐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故养猛士，延谋士，日练月计，以待其隙，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观变乘胜，如李牧之守边，可谓善破敌矣。惟陛下深计而缓图之。 (62)
本着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范仲淹力主“严边城”“实关内”的策略，坚持“不与大战”，反对“五路入讨”，以持久战消耗对手，待敌疲弱后再兴兵讨伐。他看到了大兵主动深入敌境的危险，还指出了北宋军事体制的问题，缺乏精兵良将，积弊难返，非比汉唐之时，只能“缓图之”。他认为这才是“上策”。
范仲淹于“好水川之战”前后，曾多次上“请不出兵”疏，阐述其积极防御战略。针对朝廷命令诸路联合出兵讨伐元昊的决定，他是不赞成的，庆历元年正月丁巳，范仲淹上疏曰：
今须令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况鄜延路已有会合次第，不患贼之先至也。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又可扰其耕种之务，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他虞。自刘平陷没之后，修城垒，运兵甲，积粮草，移士马，大为攻守全胜之策，非为小利而动，如重兵不时而举，万有一失，将何继之？则必关朝廷安危之忧，非止边患之谓也。 (63)
范仲淹认为塞外正月仍是大寒天气，此时出兵的时机不利，而待春暖敌界马瘦人饥之时，出兵更为有利。但范仲淹所说的出兵，也非多路联合，重兵深入敌界，与元昊主力决战，速战速决，一举歼灭西夏军队，而是在充分备战的基础上，各路小规模轮番出击，对敌军不断加以骚扰，最后拖垮元昊。这一战略在其后来所上的《攻守二议奏》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另外范仲淹认为，诸路重兵出击，万一失败，则事关朝廷安危。所以他主张“非为小利而动”，而要制定“攻守全胜之策”。在此疏中，范仲淹还表达了另外一个重要想法，他说：“今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蕃汉之人，颇相接近。愿朝廷敦天地包容之量，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这实质上是想保留一条议和的渠道，为将来招纳元昊留有余地。
范仲淹不愿轻易出兵的态度，遭到了一些诸如“怯惧”“不协同”之类的非议，他曾对仁宗说：“臣尝得请示以招纳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议喧然，祸在不测，上赖日月垂照，保全微生。” (64) 可见，范仲淹在当时遭受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奏疏中，他多次表明自己“非是怯惧” (65) ，即不是因为畏惧敌人才不愿出兵的；他也申明，他之所以“再三执议”，只是考虑到“战者危事，或有差失，则平定之间，转延岁月”，而“非不协同”。
因战略思想的差异，范仲淹给出的对策还包括：
鄜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若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俟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因以牵制元昊东界军马，使不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亦与三路俱出无异。 (66)
范仲淹的计划是先修复鄜延路的边界城寨，然后逐渐进筑，步步为营，他说这才是“远图”。他认为以此牵制元昊的东界军马，“亦与三路俱出无异”。总之，范仲淹所主张的“守策”，体现的是积极防御战略，并无什么“怯惧”“不协同”之类的动机。
在范仲淹的极力劝说下，朝廷“许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纳”，并同意范仲淹修复城寨的请求。范仲淹随后派兵修复永平、承平寨等沿边的十二座城寨，在他调离延州后，这些城寨修复工作由其继任者庞籍最终完成。对于原计划的出兵日期，朝廷也有所松动，但仍“诏仲淹与夏竦、韩琦等同谋，可以应机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师” (67) 。说明朝廷此时还是希望韩琦和范仲淹择机联合出师的。不过，在朝臣们一再上章批评朝廷过多干预边事导致边帅不能专权的背景下，朝廷也未对范仲淹下有必须出师的强力敕令。
而韩琦却迫不及待地与敌决战，他是带着一种不计后果的求战心理走向战场的。他尝言：“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 (68) 此话更像是一句视气节重于生命的慷慨悲歌之士的激昂之语，而不像是谙熟军事规律、审时度势、力争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胜利的军事家的韬略之语。
同时，也有一些朝臣支持范仲淹的主张，如陕西签书经略安抚判官田况曾在战前上“出师七不可”疏，认为“守策最备，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其“第七不可”认为：
昨范仲淹奏，且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今年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坚执前奏，未议出师。若使泾原一路独入，则孤军进退，忧患不浅。今诸处探到事宜，多言昊贼俟我师诸路入界，则并兵一路以敌，与投来人杜文广所说相同，此正陷贼计中。 (69)
田况本来就支持范仲淹的“守策”，此处又特别强调：韩琦在范仲淹不同意出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此“正陷贼计”中。这与范仲淹所说的“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 (70) 不谋而合，后来的结果不幸都被两人言中了。
反复之下，韩琦迫不及待又上疏朝廷：
累准诏问，促令进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与诸路，即委不误事。遂与夏竦参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昊贼未能举动之际，兼程赴阙，求对进呈，乞赐裁择。下两府大臣相议，只取攻策施行。臣屡曾面奏，兹事体大，系于安危。若陛下决知可攻，两府大臣主议不变，或能集事。今臣方归本司，而横议日腾，朝听已惑。攻刺之说，比已札下。朝廷举大事，主大谋，自当坚如金石，无有回易，特降诏旨激励将士，沮军者约行古法。今乃深忧重虑，必谓无成。况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纳，更不出兵，虽具奏闻，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强之使进，终是本非已谋，将佐闻之，必无锐志，今已春月将半，渐有暑气，必难进兵。臣比来奉行成算，非是年壮气锐，虑不及远，幸而求胜，以误国家。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陕西四路之兵，虽不为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故贼始犯延安，生擒二将，屠掠无数者，盖刘平、石元孙聚一路之兵拒之，才及九千而已。去岁秋末，复有镇戎之败，刘继宗等分兵捍御，不满万人，比援兵之至，贼已捷归。是则彼势常专，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贼太过，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臣恐数失寨堡，边障日虚，士气日丧，贼乘此则有吞陕右之心。加以兴师以来，科敛万计，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是，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过邠、乾、泾、渭等州，所至人户，经臣有状称为不任科率，乞行减放。内潘原县郭下丝绢行人十余家，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哀诉求免。国用削弱，乃至于此，缘转运使计无所出，臣是以不敢邀爱民之誉，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烦朝廷。臣恐一二年间，经费益蹙，人情惶骇，师老思归，及期无代。每虑至此，臣难尽言。望陛下省群臣之难一，为大事之当谨，知其异议，已阻师期。且令诸路置办军须，训敕兵马，俟及秋初，若仲淹招怀未见其效，则别命近臣以观贼隙，如须讨击，即乞断在不疑，克日降旨，则庶事易办，便可进兵。 (71)
由此疏可知，韩琦曾于康定元年冬“兼程赴阙”，屡次当面督促仁宗施行“攻策”，并劝说朝廷对此计要“坚如金石”。他的主要理由是，宋军虽然人数很多，元昊精兵不过四五万人，但宋军是在沿边四路分散布防，易被元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另外重兵屯边，使得“民已大困”，导致“国用削弱”，所以韩琦希望尽快出兵与元昊决战。他对自己的“攻策”充满自信，说“臣比来奉行成算，非是年壮气锐，虑不及远，幸而求胜，以误国家”，但随后的好水川惨败恰恰说明，他的确是“年壮气锐，虑不及远”。
在“攻”与“守”这个问题上，夏竦最初与范仲淹的意见相似，他自称范仲淹的策略“与臣前所陈攻策并同” (72) 。但随着朝廷态度的明朗，夏竦也倾向于“攻策”。庆历元年二月辛巳，夏竦言：
昨韩琦、尹洙赴阙，与两府大臣议用攻策，由泾原、鄜延两路进讨。又鄜延走马承受安仪言故绥州去延州东路长宁寨四十里，皆旧日驿路，宽平，乞初春先令延州诸将并力趋绥州，荡除贼界，抚宁和市场、义合镇、茶山一带人户，近蒙朝廷调发，军须不少。今范仲淹却奏王师若自泾原镇戎入界，则臣令保安、金明并东路延州，环、庆等州整兵耀武，为入界之势，使绥、宥、银、夏一带贼兵不敢西去，自保鄜延一路。况已降下出师月日，而仲淹所议未同，臣寻令尹洙往延州与仲淹再议，而固执前奏，未肯出师。近投来人杜文广称贼界闻诸路入讨，只聚兵一路，以敌王师。今两路协力，分擘要害，尚虑诸将晚进，士卒骄怯，未能大挫黠虏。若只令泾原一路进兵，鄜延却以牵制为名，盘旋境上，委泾原之师以尝聚寇，正堕贼计。又近据泾原部署司申，正月二十五日，都监桑怿与蕃官骨被四人相见，约二十八日设誓却要归顺朝廷。此贼若非惧见进讨，即欲暂款汉兵，大为奔突之计。乞早差近上臣僚监督鄜延一路进兵，同入贼界，免致落贼奸便。 (73)
夏竦此奏提到，韩琦与尹洙曾赴阙与两府大臣议用“攻策”，朝廷也决定由泾原、鄜延两路进讨西夏，但范仲淹“自保鄜延一路”，拒绝出兵。他也曾令尹洙前往延州动员范仲淹出兵，但范仲淹还是“固执前奏，未肯出师”。他认为范仲淹以“牵制”为名，却“正堕贼计”，他建议朝廷“监督鄜延一路进兵，同入贼界”。
其实夏竦对西夏的用兵战略前后矛盾，并无一贯立场，他“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此疏又迎合朝廷旨意，对范仲淹多有指责，的确说明夏竦为人“挟诈任数，奸邪倾险” (74) 。另外，夏竦此疏也暴露了陕西军队统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统帅部门不能专权，朝廷对前方将领的决策和行动多有干预。
由于宋军泄露了机密，元昊得知了宋军将诸路联合出兵讨伐的消息，于是作出了“并兵一路以敌” (75) 的对策。他趁宋廷犹豫不决之际，先下手为强，于庆历元年二月率十万重兵入寇渭州，韩琦亟赴镇戎军迎战，并派环庆路副总管任福率泾原驻泊都监桑怿、钤辖朱观、泾州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珪、参军事耿傅等孤军深入，准备引出西夏军之后，断其后路。双方在怀远城附近相遇，元昊故伎重演，把主力埋伏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然后诱敌深入，任福贪功轻进，在好水川遭到重创，几全军覆没。此役宋军有一万余人战死，仅朱观率一千余人突围，大将任福及其子怀亮，部将桑怿、武英、王珪、耿傅等为国捐躯。“好水川之役”是宋与西夏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失败，史家称之为“甚败”，据《长编》言：
方元昊倾国入寇，而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奏至，上深悼焉。 (76)
“好水川之役”的惨败，全面暴露了北宋军制所存在的弊端，也深刻说明韩琦的“攻策”是错误的。据载，宋军于好水川失利后，元昊的汉人军师张元于边界僧寺题诗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舆，犹自说兵机。” (77) 其语充满轻侮，这也说明对手对夏竦和韩琦战略战术的不屑。
任福兵败好水川之后，韩琦随即上章自劾，但朝廷上下多曲护韩琦，认为兵败是任福违背韩琦节度所导致的，于是“上知福果违节度，取败罪不专在琦，手诏慰抚之”。是年四月辛巳，朝廷“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韩琦为右司谏，知秦州职如故” (78) 。其实这只是轻度责罚而已。
好水川的惨败使朝廷颜面扫地，为挽回影响，朝廷又命范仲淹出兵报复。庆历元年三月丙辰，朝廷“诏范仲淹体量士气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驱策前去，乘机立功”。这次朝廷使用了激将法，说你范仲淹如果还不“畏懦”的话，就出兵立功。其实范仲淹在前面的上疏中已多次表明，自己不是因为“畏懦”才不出兵的。针对此次诏令，范仲淹不为所动，他再次上疏，全面陈述了自己的战略主张：
任福已下，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指踪，因致陷没。此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大凡胜则乘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但边臣之情，务夸敢勇，耻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则任福等数人是也，而无济于国家。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今欲以重兵密行，军须粮草，动数万人，呼索百端，非一日可举。如延州入贼界二百余里，营阵之进，须是四程。况贼界常有探候，兼扼险隘，徒言密切可无喧谱。其行营名目，切恐虚有废罢。自古败而复胜者，盖将帅一时之谋，我既退衄，彼必懈慢，乘机进战，或可图之。昨山外贼退之时，本处兵少，兼阙将帅，所以不能举动。近据庆州申，郝仁禹等领兵入界，亦多输折，盖贼扼险要，以寡击众而致也。臣愚以为报国之仇，不可仓卒。昔孟明之败，三年而后报殽之役。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又曰：“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引而劳之。”今贼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进兵，为小利所诱，劳敝我师，则其落贼策中，患有不测，或更差失，忧岂不大？自古用兵之术，无出孙子，此皆孙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今乞且未进兵，必恐虚有劳敝，守犹虑患，岂可深入？臣非不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之大事，臣岂敢避罪于其间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员，须令讨击，不管疏虞，败事之后，诛之何济！惟圣慈念之。鄜延路罢行营文字，臣且令部署许怀德收掌，别听朝旨。臣一面依此关报夏竦、韩琦，商量申奏。如所议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职，妨误大事。 (79)
范仲淹全面分析了在战事新败、士气低落的局面下，以宋军的实力，出重兵绝地反击而获胜的可能几乎没有。他引用孙子的言论劝告朝廷，不可“乘盛怒进兵”，不可“为小利所诱”。他依然坚持他的积极防御战略，主张先修废寨，争取边民，不主动大规模出兵，并训练奇兵，敌来则坚壁清野，与敌周旋，敌退则伺机小规模进讨，不断骚扰敌人，他认为这才是长久制胜之道。他表示，如果朝廷认为他懦弱无能，不敢出兵，他“不敢久冒此职，妨误大事”。当然，这只是范仲淹的激愤之语。宋仁宗谈不上是什么高明之主，但大体能够明辨是非，能够接纳臣下的合理谏议，不压制言论、不埋没人才、不刚愎自用是其莫大优点，这也是大宋江山能够在风雨飘摇中不断渡过难关的根本原因。于是朝廷立即接受了范仲淹的谏议，不再提出兵之事。
在韩琦被贬官的同时，范仲淹也受到贬知耀州的处理，原因是他在与元昊沟通议和的过程中，有违反纪律的嫌疑。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是年正月，元昊遣塞门寨主高延德到延州与范仲淹乞和，范仲淹觉察元昊并无议和诚意，便未将此事上报朝廷，而是自己给元昊写了一封回信，即《答赵元昊书》。此信很长，主要是回顾了双方悠久的交往历史，并晓以利害，劝说元昊归附，随后派部下韩周同高延德一同还抵元昊。但接下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庆历元年四月癸未：
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如故。始，韩周等持仲淹书入西界，逆者礼意殊善。行既两日，闻山外诸将败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余日。元昊俾其亲信野利旺荣为书报仲淹，别遣使与周俱还，且言不敢以闻兀卒，书辞益慢。仲淹对使者焚其书，而潜录副本以闻，书凡二十六纸，其不可以闻者二十纸，仲淹悉焚之，余又略加删改。书既达，大臣皆谓仲淹不当辄与元昊通书，又不当辄焚其报。吕夷简诘周不禀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经略专杀生，不敢不从。坐削官，监通州税。宋庠因言于上曰：“仲淹可斩也。”杜衍曰：“仲淹本志，盖忠于朝廷，欲招纳叛羌尔，何可深罪！”夷简亦徐助衍言，知谏院孙沔又上疏为仲淹辨。上悟，乃薄其责。 (80)
元昊反叛后，尽管双方兵戎相见，但宋廷从未放弃议和的可能。范仲淹拒不出兵的理由之一，就是想保留延州这一条议和的渠道，这一点也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先是范仲淹派韩周等入西界通书给元昊，对方对汉使“礼意殊善”，但随着西夏在战事上的胜利，其使者“书辞益慢”，范仲淹认为这有辱朝廷，于是当面“焚其书”，只是录了一份副本上报朝廷，录的内容也有所改动。此举遭到朝中大臣的批评，说范仲淹不该与元昊私自通书，也不该焚书以报，总之触犯了“人臣无外交”的大忌，故宋庠说“仲淹可斩也”。只是由于多名同僚说情，仁宗皇帝才宽免其责任。
范仲淹争取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在与元昊的交涉过程中，他未就有关事宜及时上报请示朝廷，在程序上可能存在疏忽不当，但绝无妄自尊大、不忠于朝廷之意。事实上，正是由于保留了范仲淹这一议和渠道，才为后来宋夏议和休战、正式签订和约作了铺垫。
庆历元年五月壬申，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庆历元年十月甲午，徙判永兴军、陕西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夏竦判河中府，知永兴军、陕西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陈执中知陕州，自此罢夏竦陕西帅职。陕西亦分为四路，正式实行分路防守，各路相互照应。随后又“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 (81) 。其中秦凤路由韩琦知秦州镇守，泾原路由王沿知渭州镇守，环庆路由范仲淹知庆州镇守，鄜延路由庞籍知延州镇守。
庆历元年十一月，范仲淹上“攻守二议”长疏（《攻守二议奏》），对其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宋仁宗对此表示赞赏，并回复说：
以将帅累经挫衄，未甚勇果，若幸于或胜，恐非良筹，假令克获，又烦守备。若且勤于训练，严加捍御，远设探候，制其奔冲，见利乃进，观衅而动，庶可以养锐持久。卿宜深体此意，与邻路互相应援，协心毕力，有便宜密具以闻。 (82)
在接二连三的失败面前，宋仁宗显然已认可了范仲淹稳中求进的战略战术，他特别叮嘱范仲淹要“与邻路互相应援，协心毕力”，同时也希望范仲淹对其攻守之策作简要的说明，以方便“陕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参议以闻” (83) ，于是范仲淹又一次上疏将其攻守之策概括为这么几点：首先是论证了“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因而主张近功，反对远攻；其次认为“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主张多用土兵；再次认为“招纳之策，可行于其间”，主张议和；同时也表示坚决听从仁宗的诏令，“与邻道协心而共图之”。 (84)
随着范仲淹的战略思想逐渐为朝廷和沿边将帅所信服，陕西沿边各路加强战备，采取了分路防守、诸路协防的战略战术，但若想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构筑起滴水不漏的防御体系又谈何容易。对于北宋的防御形势，欧阳修尝言：
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而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 (85)
欧阳修指出，北宋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不利于战争的客观因素，同时也在暗示：处处设防，试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战术亦存在固有的缺陷。其实对于这一问题，宋廷内部许多人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在庆历元年六月己亥，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就说过：
言四路缘边所守地界，约二千余里，屯兵二十万，鄜延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余，分屯州军县镇城寨，及疲懦残伤不任战斗外，总其可用者，仅十余万人，每贼由一路入寇，其所领兵，常多官军数倍。……贼凡三至而三胜，由众寡之势不侔也。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其为胜负甚明。虽议者谓刘平、任福之兵，由昼夜驰逐，刍粮不继，人马饥疲，遂至败陷，然强弱势异，虽使不饥不疲，亦未见全胜之理。今须较四路之势，因其地形，益屯兵马，以待其来。 (86)
王尧臣指出，处处分兵设防，导致每次战斗都面临敌众我寡，甚至敌军数倍于官军的被动局面，他认为刘平的三川口之败、任福的好水川之败，根本上是由此导致的。他的结论是，此种对敌战略“未见全胜之理”。不过他也给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是“益屯兵马，以待其来”，即不断增兵，坚固防守，等待敌人的进攻。呜呼！行书至此，笔者不禁掩书长叹：天水一朝，武功之不竞，何以至此！
北宋防线的漏洞再次被元昊捅破，此次他选择的突破口是王沿镇守的泾原路，这里也的确是宋军防线最为薄弱的部分。元昊之所以策划此次军事行动，乃是听从了其汉人军师张元的建议。张元曾向元昊进言：“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 (87) 于是元昊于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南犯，他亲率十万重兵进攻镇戎军，试图占领渭州后直指关中。渭州知州王沿派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兵迎战，结果恰如元昊所意料，葛怀敏被引诱深入，在定川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和乡）中西夏军队埋伏，宋军进退无路，葛怀敏和曹英等十六员将领及近万名士兵战死，几乎全军覆没。于是西夏军队乘胜南掠，直抵渭州城下，王沿闭城自守，西夏军队在幅员六七百里的范围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 (88) 元昊还狂妄叫嚣“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89) ，这导致“关中震恐，居民多窜山谷间” (90) 。后因范仲淹等率军六千来援，元昊才未敢深入，率军退去。可见，范仲淹的及时出兵，对于稳定局势、防止战局进一步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长编》载，当宋仁宗听到定川寨兵败之事后，非常忧虑，他对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虑矣。”后范仲淹果然出兵，仁宗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 (91)
“定川寨之役”是宋夏战争时期宋军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此战的失利，再次暴露了北宋军制所存在的弊端。北宋长期以来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抑制武人，弱兵弱将，致使优秀的军事将领无法产生，士兵的战斗力低下；而且统兵文臣并不亲临战阵，无法根据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作出机动灵活的应对，故前线将领战前所受机宜，还往往成为牵制和羁绊。这些体制性缺陷，再加之处处分兵设防而形成的以寡敌众局面，失败便难以避免。而一旦战败，舆论便以贪功轻进、不服从节制为借口将责任推给已经战死或被俘的将领，统兵文臣则只被“薄责”，通观刘平、任福和葛怀敏之败的过程和结局，模式大抵如此。
“定川寨之役”后，宋廷对西北的防御体系作了调整。庆历二年十月，王沿降知虢州 (92) ，十一月，陕西沿边“复置四路经略招讨安抚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 (93) 这样就形成了三帅共同主持四路防务的局面。这个防御体系更加坚固，更强调协同配合。随着多年穷兵黩武所带来的战争消耗，元昊未对宋军发动大的进攻，双方开始议和，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谈判，双方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议。这个结局对宋廷来说虽未尽如人意，但也实现了西北境的相对安宁。
二、 “龙图老子”
“龙图老子”是陕西沿边民众乃至西夏境内对范仲淹的敬畏之称。此称呼的流行，表明范仲淹的御边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包括对手在内的广泛肯定和敬重。
范仲淹于康定元年八月到达延州，洞察到“戎马之后，原野萧条。金明北百里之间，元有塞门、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二十六所，悉已荡去，尽没蕃境” (94) 。于是他首先修葺了延州府城，又派部将周美先修复了延安的要冲金明寨，随后又开始修复永平、承平等沿边十二座废寨。范仲淹调离延州后，这些堡寨由其继任者庞籍陆续完成。
金明寨的修复对于抵御西夏入侵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范仲淹特赋诗《清凉山》一首：
金明阻西岭，清凉峙其东。
延水正中出，一郡两城雄。 (95)
延州为战略要地，宋夏在此激烈争夺。在范仲淹的经营下，延州已固若金汤，故他自豪地说“一郡两城雄”。
图19 范仲淹镇守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期间，在嘉岭山上修建的烽火台遗址
修筑青涧城（今陕西省清涧县）是范仲淹知延州期间的重要举措。青涧城位于延安西南二百里处，是“右捍延安，左可致河东粟，北可图银、夏”的战略要地。是年九月，范仲淹派种世衡前往修建青涧城，种世衡英勇无比，他“且战且城”，城就，他被任命为青涧城知县。在知青涧城期间，种世衡贯彻范仲淹的治边思想，开荒屯田，招抚羌人，表现出了很高的治理才能，据史载：
世衡开营田一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得利，城遂富实。间出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与所服带。尝会客饮，有得蕃事来告者，即予饮器，由是属羌皆乐为用。无定河蕃部钞边，率属羌讨击，前后斩首数百。 (96)
种世衡是范仲淹在西北时一手提拔的将领，庆历二年春天，范仲淹“巡边至环州，属羌阴连敌为边患，仲淹谓种世衡素得属羌心，而青涧城已坚固，乃奏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 (97) 后任环庆路兵马钤辖，又主持修筑细腰城，为御边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训练精兵强将，范仲淹对原有的军制也进行了整改。到达延州后，他深感部队“训练未精，将帅无谋” (98) ，而且发现原有的军制也非常机械，即：部署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敌人进犯就命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曰：“不量贼众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99) 于是他大阅州兵，淘汰了一些将领，将原有的二万六千兵马精简为一万八千，由六将统领，每将统领三千人，进行分部训练，于是兵将相随，改变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积弊。待敌人进犯时，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根据对手的人数众寡择将出战。由于选择了将领，精心锻炼了士卒，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加之布防周密，敌人虽又有进犯，但都无果而终。
鉴于当时的形势，范仲淹还无法率领大军向西夏发起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但他也并非消极地防守，而是抓住战机向敌人发起了一些“浅攻”，如康定元年八月辛亥：“诏范仲淹、葛怀敏领兵驱逐塞门等寨虏骑出境，仍募弓箭手，给地居之。” (100) 康定元年九月庚申：“范仲淹遣殿直狄青、侍禁黄世宁攻西界芦子平，破之。” (101) 康定元年十月乙酉：“鄜延钤辖朱观等袭西贼洪州界郭璧等十余寨，破之。” (102)
敌人尝到了苦头，于是相互告诫道：“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103) 这里的“大范老子”是指范雍，“小范老子”是指范仲淹。“小范老子”也称“龙图老子”，如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尝言：“臣自到边上，其熟户蕃部皆呼臣为‘龙图老子’。至于贼界，亦传而呼之。” (104) 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亦云：“范文正公以龙图阁直学士帅邠、延、泾、庆四郡，威德著闻，夷夏耸服，属户蕃部率称曰‘龙图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是呼之。” (105)
总之，范仲淹在知延州的数月期间，指挥军民“修完诸栅，训齐六将，相山川，利器械，为将来之大备” (106) 。通过这些举措，局面较范雍知延州时已大为改观，故鄜延路一线“贼不敢犯，既而诸路皆取法焉” (107) 。
图20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大顺城遗址附近的“老爷岭烽火台遗址”
通过修筑城寨巩固自己的领土、蚕食敌人的领地，是范仲淹抗击西夏的又一重要战术。他在知延州期间令部将种世衡筑就的青涧城，就起到了巩固边防的作用。在此期间，范仲淹发现在宋夏交界地带堡寨不足，难以抵御西夏的入侵，于是新建和修复了众多的堡寨，其中在庆阳西北要害之地马铺寨修筑的大顺城，是其堡寨战术的经典之作。《长编》载：
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深在贼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其后。诸将初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毕具，旬日城成，是岁三月也，寻赐名大顺。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108)
这是一次布置周密的军事行动。范仲淹欲在“贼腹中”的马铺寨筑城，因此次筑城行动非常危险，为示表率，他先令其子范纯祐与蕃将赵明出兵占领了马铺寨，他随后率领军民秘密进驻。筑城行动极其迅速，仅用十多天就筑就了大顺城。敌人发现后派兵三万来战，因大顺城地势险要，敌人无奈，于是故技重演，想设伏引诱宋军出战，结果范仲淹不为所动。
大顺城的修建，增强了宋军对西夏的攻防能力，据《宋史》记载：“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时为西夏所占）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 (109)
图21 大顺城遗址鸟瞰
庆历四年十二月，时任河东宣抚使的范仲淹檄书知环州的种世衡与知原州的蒋偕，命他们修筑环、原之间的细腰城等城堡。细腰城的修筑，对于打通环庆路和泾原路的北部通道，安抚沿边蕃羌部族，发挥了重要作用。欧阳修后来说：（范仲淹）“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夺贼地而耕之，又城细腰、胡芦，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 (110)
在宋夏交界地带，存在许多少数民族部族，是汉羌杂居区域，能否得到沿边民众特别是羌民的支持，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范仲淹在对待羌民这个问题上，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他对于“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 (111) 而对于暂未归附的羌民，也能以善意待之。庆历元年五月，范仲淹知庆州，他到任后立即巡边，安抚羌民，争取羌民归附。据《长编》载：
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与贼为乡导，后虽首露，犹怀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立条约：“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起，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为给食，即不入寨，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者，质其首领。”诸羌受命悦服，自是始为汉用。 (112)
对于原为元昊所用的属羌酋长六百余人，范仲淹没有采取酷烈的惩罚手段加以报复，他一边采取“犒赏”手段联络情感，慰问诸羌，一边采取“立条约”这种温和的政治手段对诸羌进行规范管理，结果诸羌顺服。
在泾原路原州与环庆路庆、环二州的交界处，生活着明珠、灭臧、康奴等羌族部落。此三族“居属羌之大，素号强梗，在原为孽，浸及于环。抚之，很不我信；伐之，险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 (113) 时知庆州的范仲淹听闻泾原方面准备袭讨明珠、灭臧二族，乃上奏言：
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尝已丧师，平时犹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为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宜因昊贼别路大入之际，即并兵取细腰、芦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自安，而环州、镇戎径道通彻，则可亡忧矣。 (114)
范仲淹反对以武力讨伐二族，他认为这样会遭到元昊的南下报复。他主张在二族通往西夏的二川之间，择机修复细腰城等城寨，这样可断其后路，亡其外援。庆历四年十一月，范仲淹命种世衡等人修筑了细腰城，明珠、灭臧二族因而臣服。
范仲淹曾对宋仁宗说：“臣守边数年，羌胡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 (115) 范仲淹之所以能够得到沿边羌胡的“亲爱”，是因为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实行了富有仁爱色彩的怀柔政策，对此，范仲淹自己也是颇感欣慰的。
范仲淹对羌人不仅仅是安抚，他还充分利用羌人熟悉边境的山川地貌、善骑射、保卫家园的意愿强烈等特点，大量招募他们成为弓箭手和土兵。庆历元年二月，范仲淹在知延州时就反复奏请：“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 (116) 随后各路纷纷招募蕃兵。同年三月，范仲淹的部将知青涧城种世衡，“请募蕃兵五千，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令隶折马山族，从之”。 (117) 事实上，这些弓箭手和土兵也“素号骁勇” (118) ，他们在抗击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谋而合的是，后来的苏东坡也视土兵弓箭手如同“藩篱”，他说：
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即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 (119)
苏东坡认为，范仲淹、种世衡等人通过安抚蕃汉熟户，招募他们成为弓箭手，又通过屯田手段“封殖其家”，就如同在边界树立了一道“藩篱”，其作用甚至超过了北宋的几十万正规部队，并最终促成了后来元昊对宋的再次称臣。
庆历元年十一月，范仲淹在所上《攻守二议奏》中说，因战争消耗巨大，导致“国用民力，日以屈乏”，为缓解国家财政负担和百姓的飞刍挽粟之苦，范仲淹在总结历代军队屯田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在沿边边寨的屯田建议：
臣昨在延州，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硕。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 (120)
在此之前，范仲淹的部将种世衡已在青涧城实行屯田，成效显著。范仲淹认为沿边城寨周围的荒地可开垦为营田，然后由弓手、土兵在无战事时耕种，并允许其父母妻子随军屯垦，这样可就地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收成的多余部分由政府收购，以供应边防驻军。范仲淹认为通过屯田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避免了“转输之患”，还可使沿边土兵安土重迁，协力守卫家园。可见，范仲淹所说的屯田是与土兵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同年十二月戊寅，朝廷“诏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 (121) 这显然是接受了范仲淹等人的屯田建议，自此，沿边屯田就成为普遍的做法。
在范仲淹看来，不仅屯田要依靠土兵，众多堡寨的守护也要依靠土兵。他在庆历二年二月丙辰的上疏中说：
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他日贼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闲则攻，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然复寨之初，犹虑须有战斗，比之入界，其势稍安。其诸路并乞且务持重，训练奇兵。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庆州界，环州西至镇戎军界，择要害之地堪为营寨之处，必可久守则进兵据之。其侧近蕃族，既难耕作，且惧杀戮，又见汉兵久驻可倚，贼不能害，则去就之间，宜肯降附，庶可夺其地而取其民也。若只钞掠而回，不能久守，侧近蕃族，必无降附之理。 (122)
范仲淹在此详细说明了堡寨与土兵的相互依存关系。他在前人御边实践的基础上，将土兵、堡寨与屯田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更有利于边防建设，这是范仲淹御边策略的重要内容。
三、 边塞儒风与千古名篇《渔家傲》
范仲淹作为文臣统兵的典范，儒者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并未为烽火连天的硝烟所堙没，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涯中，身为边帅的范仲淹依然保持着儒者的本色。康定元年（1040年），范公在延州统兵御夏，年仅二十一岁的关中士人张载求见，于是发生了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的儒门佳话：
（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123)
张载希望弃笔从戎，收复灵夏失地，但范公识才，反而劝他立足名教，且授以《中庸》。“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道出了范仲淹的人生志趣，体现了其视文教事业为人类最高价值的文明观念。
在镇守延州的峥嵘岁月里，范仲淹亦有办学举动。据《陕西通志》记载：
嘉岭书院在府城东南，宋范仲淹建，明弘治十七年知府王彦奇重建，万历间进士张廷玉增修。 (124)
历史上，嘉岭书院对于延安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书院在明、清几经废毁，清乾隆十六年重建。1979年，在修复嘉岭书院时，于遗址旁出土《重修嘉岭书院记》石碑一通，碑文亦记载了范仲淹建立嘉岭书院的史实及后来的兴废，也记述了清乾隆十六年的重建情况。
通过提高军队将领的文化和军事理论素养来培养军事人才，是范仲淹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的《上执政书》中，他就提出“育将材，实边郡”主张。当时，他对于沿边诸将的“不谋方略、不练士卒”深表忧虑。他认为良将应为“读书之人”并精于“韬钤”，这样就可“洞达天人，嗣续忠孝”。为此，他主战对于堪称将材者，要“密授兵略”并“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他认为只有经过如此培养的将领才可“战而不衄”，乃至“异日安边，多可指任”。 (125) 本着这种指导思想，范仲淹在统兵西北期间，培养和提拔了诸多将领，如狄青、种世衡、张亢、王信、范全等，这些人都为御边大业作出了贡献。
戍边生涯的激昂悲壮和边塞风情易激发起文人的诗兴，故自汉唐以来，边塞诗人层出不穷。他们以边疆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主题，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形成了“边塞诗风”。范仲淹在西北守边之日亦多有佳咏，其中以《渔家傲·秋思》一词最为著名：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26)
对于范公的这首词，历来多有点评。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云：
范文正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报，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127)
可见，范公当年曾作有数阙《渔家傲》，可惜只传世《渔家傲·秋思》一阙。魏泰认为此阙“颇述边镇之劳苦”，意指范公叫苦连天，缺乏斗志，无爱国激情，故被欧阳修讥为“穷塞主之词”。后来王素守边，欧阳修亦作《渔家傲》颂之，内有“战胜归来飞捷报，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之高调献谀词句，并自矜“此真元帅之事也”。言下之意，范仲淹《渔家傲》之立意，乃非元帅之事。
当代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认为，范仲淹的《渔家傲》艺术性极高，但立意并不高。他说：
此首，公守边日作。起叙塞下秋景之异，雁去而人不得去，语已凄然。“四面”三句，实写塞下景象，苍茫无际，令人百感交集。千嶂落日，孤城自闭，其气魄之大，正与“风吹草低见牛羊”同妙。加之边声四起，征人闻之，愈难为怀。换头抒情，深叹征战无功，有家难归。“羌管”一句，点出入夜景色，霜华满地，严寒透骨，此时情况，较黄昏日落之时，尤为凄悲。末句，直道将军与三军之愁苦，大笔凝重而沉痛。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故欧公讥为“穷塞主”也。 (128)
唐圭璋先生说范公此首词“令人百感交集”“大笔凝重而沉痛”，其气魄之大，与“风吹草低见牛羊”同妙，但又说“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这似为前后矛盾之语，故以欧阳修“穷塞主”的说法为结语，似乎不够有力。
范仲淹的诗词创作，不喜用慷慨高调之豪言壮语，而多用含蓄隽永的沉潜淡然之语，其《渔家傲》《苏幕遮》和《御街行》莫不如此；他有时甚至使用看似凄凉乃至消极无为的反转之语表达人生旨趣，如《定风波》和《剔银灯》。但这绝不意味着范公是意气消沉之人，他一生精进不已，真诚无欺，勇于直面复杂的人性，他人“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 (129) ，这才是他真实的生命气象。从美学的视野来看，与慷慨激昂、露骨的表达方式相比，范公的表达含蓄典雅、深沉有力，体现着更为精致的美学意境，传统美学精神的精华也正在于此。事实上，豪言壮语固然能激发人们的斗志和爱国情怀，但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隽永淡然的反转之语往往更能带来深沉的审美体验，也更能引发对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
单就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秋思》而言，魏泰说是“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修讥之为“穷塞主之词”，唐圭璋先生说“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这都是对范公词意的误解。范仲淹视抵御侵略、抗击西夏为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正义之举，为完成保家卫国大业，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 (130) 何来叫苦连天、“穷塞主”和士气低落之说？考诸范公词意，“孤城闭”已有三军严阵以待、凛然不可范之意；“燕然未勒”更表达了一代忠良的雄心壮志和壮志未酬的苦闷。难道这些豪情非得用“不破楼兰终不还”“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语句才能表达吗？当然，范公也极力描述了边地的凄凉萧索，以及将军和征夫的思乡之苦，但这是戍边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复杂人性的真实表达，这与将士们的爱国情怀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并不矛盾。故现代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永济先生认为范公此词“虽有思归之情而无怨尤之意”，“词旨虽雄壮而取境却苍凉也”。 (131) 另外，范公不以豪言壮语取媚世人、阿谀人主，而同情久戍边关之人，这也是值得称道的。正因如此，范公此词与其《岳阳楼记》一样，感人至深，流传至广，同为千古名篇。反观欧阳修的《渔家傲》则有失一代文豪的水准。词中的“战胜归来飞捷报”，已有溢美之意；至于“玉阶遥献南山寿”，则近于阿谀。对此，刘永济先生又指出：“后人有谓范词可使人主知边庭之苦，欧词止于阿谀人主耳。此论甚正，然范词乃自抒己情，欧词乃送人出征，用意自然不同也。” (132)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