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名节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北宋政权是在承袭了唐季五代以来武人跋扈、士风浇薄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加之佛道思想盛行以及由休养生息政策所带来的因循隐逸之风，使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的士风具有萎靡不振的特征。因此，改变唐季五代以来无视礼义廉耻的颓废士风，重建业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忠义之风，也是北宋诸儒所要努力完成的事业。
一、 五代的颓废士风及其影响
范仲淹的名节观，是对唐季五代以来士大夫阶层忠义之风丧失殆尽的一种拨乱反正。
晚唐以来，士风浇薄，道德败坏，他们卖身求荣，寡廉鲜耻，唯利是图，毫不顾及忠节名义。欧阳修在《王彦章画像记》一文中曾说：“悲夫！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 (4) 这种无耻文人和官僚的代表就是冯道。冯道自命“长乐老”，历事“四姓十君”，但因“未尝谏诤”，故一生礼遇优渥。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对冯道多有批评：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5)
应该指出的是，五代文人的气节沦丧，主要是长期的军阀专制统治和暴力压迫的结果。面对武人的专横跋扈，地位低下的文人，只能曲意逢迎，苟且偷生。正如赵翼所言：“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礼戕害”；这时的文士们“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6) 。这是感叹士人们生不逢时、丧失节操、苟且偷生的不幸遭遇。
在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几十年里，五代所遗“贰臣”遍布朝野，所谓“国初人材，是五代时已生得了” (7) 。在这种情况下，宋初的士风难免受五代颓废士风的影响，如《宋史》曾说：“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 (8) 《宋史》说得还比较委婉，而南宋时人朱熹则比较刻薄地说：“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尔。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 (9) 这是明确批评国初范质等人不仅先天具有道德瑕疵，而且还优柔不思进取，但求持禄保位。随后的几任宰相，也都以因循墨守、恭谨持重为风尚，故朱熹又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10)
二、 佛道思想的盛行与宋初士大夫的隐逸之风
宋初的士风不振，与佛道思想的影响有关。宋初的统治者虽实行重文轻武的文治政策，重视儒教，但也尊崇佛道，儒家思想远未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士大夫阶层也以谈佛论道作为时尚，参禅学佛活动极为盛行，甚至一度出现了如司马光所说的“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 (11) 的局面。这种情况不仅在宋初，甚至到了北宋中期还很普遍，二程某次在参加了士人聚会后曾感慨道：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佗。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 (12)
二程对于读书人中的谈禅之风深表忧虑，认为佛教的危害已超过了当年的“杨、墨之害”。因为佛教不仅是“崇设像教”之类的粗俗宗教，而是“先言性命道德”的深奥宗教，即佛教以一套精致的人性理论为依托来宣扬其教义，故“才愈高明”的读书人，往往“陷溺愈深”。
面对宋初“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 (13) 的思想局面，王安石也深感忧虑，他说：
呜呼，礼乐之意不传久矣！天下之言养生修性者，归于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说行，而天下为礼乐者，独以顺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驱礼乐之文以顺流俗为事，欲成治其国家者，此梁、晋之君所以取败之祸也。 (14)
这种佛老之言盈天下的局面，对宋初的士风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有学者指出，宋初对佛家出世清净和道家无为无名思想的崇尚，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因循持重”的“隐逸之风”。 (15)
为消除道家“无名”思想的影响，也为反驳时论对他的“好名”“近名”指责，他专门写了《近名论》和《上资政晏侍郎书》等文章，阐述了他的名节观，其《近名论》云：
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言人知爱名，不如爱其身之亲也。）庄子曰：“为善无近名。”（言为善近名，人将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训，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禄可加，赏罚可动，岂为国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 (16)
范仲淹指出，“薄名保真”是老庄“道家之训”，体现的是“全身之道”，范仲淹对此有一定的同情，但对其危害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薄名保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从儒家的“入世”思想出发，对道家的“无名”思想进行了批驳，指出追求“名节”是由人的仁义忠孝本性决定的，故追求“无名”，既无益于社会，也不符合礼教精神。
三、 宋初的统治政策与士大夫的因循保守之风
另外，宋初统治者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是造成官僚士大夫阶层因循持重保守风尚的又一重要因素。宋太祖一生南征北战，建制立业，是大有为之君，但太宗、真宗则崇尚清净无为之治。如太宗在开宝九年（976年）登基之初就对群臣说：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17)
淳化四年（993年），太宗又对臣下说：
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 (18)
真宗虽东封西祀，广建宫观，但却崇尚清静无为之治。咸平二年（999年），他曾对臣下说：
图书之府，清净无事，可以养性也。 (19)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专为出使京朝官并幕职、州县官降锡，诫谕“清净为治”。 (2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太宗、真宗对清净无为之治的崇尚，与宋初因循保守、不尚名节士风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这正如程俱所言：“国初既已削平僭乱，海寓为一，于是圣主思与天下涵泳休息，崇儒论道，以享太平之功。” (21) 欧阳修也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 (22)
近人刘咸炘对宋初的士风曾作过这样逼真的描述：“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平易为长，文以缚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驱驰之才。” (23)
但到仁宗时期，士风开始由萎靡转变为振作，这主要是由于新型士人的崛起。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动荡，旧的门阀士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型士人。到了宋仁宗时期，以范仲淹、欧阳修和“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新型士人开始崛起，并于庆历年间登上历史舞台。这批新型士人大多出身孤寒，没有家族门第可供依靠，唯有通过道德自律和有发奋苦读方可出人头地，从而改变社会地位，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些愿望在北宋统治者以科举取士、礼遇文人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变成了现实。
中国传统士人本来就具有淑世救民的情怀，不过在门阀制士族时代，普通士人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机会，往往沦为王朝的雇佣者和看客。与传统士人相比，北宋这批新型士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更具有主人翁意识，他们有追求、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他们立志改变积弊丛生的现实，力图挽救王朝的命运，进而实现儒家的王道理想，他们以“名节”为立身之本，不苟且，不懈怠，不妥协。欧阳修说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24) ，这不仅是对范仲淹个人精神品质的褒奖，也是对庆历一代士人精神品质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