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军事思想形成的背景
人们通常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北宋乃至整个宋代的国运。所谓“积贫”是指北宋政府的“国用不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财政危机。“积弱”是指北宋的军力不振。由于军力的积弱不振，北宋在同外敌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胜少败多的局面，从而不得不丧权辱国，委曲求全。
一、 北宋之“弱兵”
北宋于公元960年建国时，中国境内尚存在数个区域割据政权。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宋王朝先后消灭了南方的荆湖、后蜀、南汉、南唐，并迫使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俶相继纳土归附。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太宗亲征北汉，入援的辽兵被击败，北汉投降，至此，中国境内的汉族割据政权都被消灭了。但后晋时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朝的幽云十六州尚未收复，因太祖曾有“燕蓟未复，不欲称一统太平” (1) 的遗志，故太宗在消灭北汉后立即挥师北伐，但因轻敌冒进，反遭高梁河之败。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北宋再次出兵北伐，但在岐沟关也惨遭失败，北伐无功而返。随着两次对辽战争的失败，北宋君臣的心态趋于怯懦，正如王夫之所说，太宗之大举北伐，“骤与强夷相竞，始易视之，中轻尝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馁” (2) ，以至于“岐沟一蹶，终宋不振”。 (3)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军大规模南侵，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等人的迫请下，才勉强同意亲征。同年十二月，双方议和，规定宋辽为南北朝兄弟之国，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以换取双方从此休兵的和平局面。其实寇准当初就反对议和，而主张策划“百年无事” (4) 的长远之计，但由于宋真宗的坚持，和约得以订立，史称“澶渊之盟”。但这种和平局面真的很脆弱，到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以向宋朝索取被后周世宗夺回的关南之地为名，并以战争相威胁，迫使宋朝以“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的代价修改“澶渊之盟”。其实，当时“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中国方困西兵，宰相吕夷简等持之不坚，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 (5) 从此，宋朝以每年向辽输送绢三十万匹、银二十万两的屈辱代价换来了北部边境的相对安宁，但后来靖康之难的发生便再次表明，以屈辱和退让为代价而不是实力为基础而获得的和平，是难以持久的。
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至庆历四年（1044年）长达七年的宋夏战争中，宋军也同样胜少败多。数年间双方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地发生的战役，皆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后来由于范仲淹御边西北，实行“积极防御”的策略，才力挽败势，稳住了局面。庆历四年十月，宋夏议和，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元昊对宋名义上称臣。宋朝每年“赐”给夏国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逢节日与元昊生日另“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宋夏恢复贸易。这个结局对宋而言无疑是屈辱的。
宋朝与金的战斗，也是胜少败多。北宋就是被金灭亡的。伴随着靖康之耻而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始终摆脱不掉割地求和、岁输绢币、君臣被掳的历史阴影，其对金的作战，如绍兴北伐、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等，也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至于南宋与蒙元的战斗，那就更加悲惨了。所以有的学者指出：
综观宋朝的军事史，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一部不堪回首的历史。 (6)
北宋在当时的世界上拥有数量最为庞大的军队（在宋仁宗时，北宋军队的数量曾达一百二十五万之众），但军力为何如此不振呢？笔者认为，造成北宋军力不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是北宋的治军之道存在诸多弊端。
二、 “重文轻武”的治军原则
北宋是在唐季五代的衰乱局面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王朝。唐季五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军事支配政治，即骄兵悍将，左右政局。在此时期，出现了所谓“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 (7) 的军人政治局面。五代君主像走马灯似的轮换，都与军权的强弱有关。在这期间，军队成为藩镇诸侯割据、战乱的主要工具，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军队本身的动乱和失控，往往引发国家与社会的动荡。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手下将士的拥立，才黄袍加身，篡位当上皇帝的。因此，他对于藩镇专兵、武将逞强的局面深为痛恶，也深有所忌，以至于处处提防武人、疑忌武人，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祖传家法。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由不断的兵变产生出来的王室，终于觉悟军人操政之危险。” (8) 为了不重蹈覆辙，宋太祖建国后就立即整顿军队，着手改组禁军，使军权能够牢牢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以确保新王朝的长治久安。为此，他首先解除了一些对新王朝可能造成威胁的权高位重的宿臣老将们的兵权。通过“杯酒释兵权”，石守信等宿将统领禁军的权力被解除了，而代之以资浅才庸的将领。在此举中，赵匡胤对武臣们的防范和疑忌心理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了。
宋初太祖也曾优容武人，如《长编》载：
国初，并、益、广南各僭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举，西北二方皆未宾服。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李）汉超及（郭）进等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资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锡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9)
但这是在国家尚未统一、边患未除的情况下优容武人的。这种优容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权宜之计，其目的还是利用这些人的影响来稳定西北边防，以便集中力量铲平南方诸叛。照后来曾巩的看法，这不过是“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 (10) 而已。为何要“小其名”呢？说明太祖在本质上还是轻视武人的，只不过当时国家尚未统一，西北边患严重，还需利用武人，故在当时对武人采取了区别对待、灵活务实、打击与利用并重的策略，这恰恰是太祖的高明之处。故在太祖时，虽然全国兵力只有二十来万，而“犹日加选练，简去羸老，专于精锐，故能征伐四夷，混一区夏” (11) 。随着政权的稳固，对武人的压制也日益明显，据宋人蔡絛记载：“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天戈方尺二于领事案上。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之防微。” (12) 这种做法显然对武人充满了偏见和歧视。陈登原先生也说：
北宋当太祖时，石守信见疑，曹彬潘美见疑。以枢密院故事言之。则所有武臣，大体见疑。 (13)
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力，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宋太祖还改组了禁军的统帅机构。宋初承后周军制，由殿前司和侍卫司统领禁军，合称“二司”。太祖在建隆二年（961年）就撤销了殿前司统帅都点检和副都点检的职务，以原次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殿前司的正副长官。侍卫司的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的职务也陆续废除。这样，侍卫司没有了长官，原先属于侍卫司的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各自独立成为两司，与殿前司并列合称“三衙”，三衙长官皆称都指挥使，并称“三帅”。三衙三帅之设，降低了军队统帅的级别，同时也在无形中分散了军权。北宋还实行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但其权力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兵；日常统兵的重任由三衙负责，但三衙长官却无权发兵，即所谓的：
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14)
这便形成了枢密院与三衙将帅相互牵制的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宋王朝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治军策略。枢密院与掌管全国政务的中书省并称“二府”（政府、枢府或称东府、西府），枢密院长官称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一般由文臣担任，参与重大军政事务的决策，与宰相、参知政事同属执政大臣之列，地位很高。而三衙将帅一般由才能平庸或资历较浅的将领担任，而不用名将，其地位自然不高。宋太宗曾对近臣说：“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勇武次之。” (15) 北宋又规定武臣不能参政，并且“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16) ，这便人为地降低了武臣的政治地位。
在此局面下，武臣们也势必会感到压抑与愤懑，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
上在澶渊南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固请幸河北，曰：“陛下不幸河北，北城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曰：“高琼何得无礼！”琼怒曰：“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虏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辇未进，琼以所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以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虏众遂退。他日，上命寇准召琼诣中书，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经书语也。” (17)
这里记述的是澶渊之战时宋真宗亲征时的情景。怯懦的宋真宗是在武将高琼等人的迫请下才无奈到达澶渊北城的，为此，高琼受到了签书枢密院事冯拯的呵斥，这回高琼终于愤怒了，顶撞了这位以文辞进为二府执政的大臣，表达了武臣们的不满，但高琼的忠勇不但没有得到表彰，反而还受到袒护文臣的真宗训诫，北宋武臣遭受歧视的局面于此可见一斑。其实对武人的提防和猜忌是北宋王朝一以贯之的家法，仁宗时，北宋最负盛名的战将狄青，仅因出身行伍，没有科举功名，就倍受当时一批文臣如欧阳修、韩琦等人歧视，最后莫名其妙地被陷害致死，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长此以往，武臣们的忠勇和气节就难以保持，于是出现了“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戏而已”的糟糕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在王夫之看来，正是由于北宋统治者对武士们“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见” (18) 。
以文臣驾驭武臣，就是以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是对客观军事规律的忽视。因为军事和战争为国之大事，非经专门的研习和长期的实践，是无法精通军事规律的，更无法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随机应变地作出决策。对此，《孙子兵法》曾明确指出：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19)
而北宋恰恰就是大量任用“不知三军之事”和“不知三军之权”的文人来掌管军权、驾驭武人，这无疑是乱军之道。
三、 广收流亡的召募之制
宋承五代兵制，仍然实行召募兵制。关于宋代的兵制，《文献通考》记述道：
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徒以卫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贴贴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捍之徒，今为良民之卫矣。 (20)
在这里，史家强调的重点显然是“收天下失职犷悍之徒”，这的确是宋代召募兵制的特点。所谓“失职犷悍之徒”，主要是指离开土地的无业流民和街坊游惰的不逞之徒，这些人一旦被召募入伍便成为职业军人，其强健者选为禁军，短弱者分为厢军，他们黥面刺字，终身仰食于官，即使疾病衰老也不会被淘汰。范仲淹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
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无礼义之教，无忠信之心，骄蹇凶逆，至于丧亡。我祖宗以来，罢诸侯权，聚兵京师，衣粮赏赐丰足，经八十年矣。……新招者聚市井之辈，而轻嚣易动，或财力一屈，请给不充，则必散为群盗。……臣恐急难之际，宗社可忧。 (21)
在范仲淹看来，大量招收这类“市井之辈”入伍，再加之统兵无道，缺乏严格的训练，势必造成军纪的涣散和败坏，故国家一旦面临危难，军队就难以保家卫国。
关于北宋军队管理的无序和军纪的涣散，苏舜钦在《上范公参政书·咨目二》中也说：
今诸营教习固不用心，事艺岂能精练？盖上不留意，则典军者亦不提辖，将校得以苟且，隳弛纪律，加之等级名分，往往不肯自异，至于人员与长行交易饮博者多矣。此则约束教令岂复听从？故出入无时，终日戏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若不更加严察缓急，何以御寇？皆由主军政者素不择人所致也。 (22)
仁宗庆历六年十月甲戌，御史中丞张方平上书披露：
其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计勇之所选也。后缘光化军军贼窃发，朝廷条约失体，姑息过当，如养骄子，转生怨怼。臣比在审刑，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月不有。大则谋欲杀官吏、劫仓库；小则谋欲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人以告。赏之科重，故有谋辄被告发。虽教阅，乃同儿戏，无益军国，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乱，……逐乐惰游，搅扰里闾，侵凌细弱，趋坑冶以逐末，贩茶盐而冒禁……。 (23)
宣毅军是在宋夏战争期间新组建的禁军。张方平笔下的宣毅兵士，几与土匪强盗无异，北宋军人的素质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北宋的军纪之差，《长编》亦多有记载，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十月乙亥：
皇城司奏，察访御龙直班院副指挥使吕遇日暮醉归，马逸不能制，百姓石谦为马践伤。又言常时本班将士无故不出，令不能禁。上曰：“可下开封府按问。”因谓王旦等曰：“禁军将士，无故不令出班，故每班置市买二人。太祖朝法令严肃，无敢犯者。太宗时稍纵宽待，亦安敢醉酒驰马！” (24)
又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己丑：
遣使籍缘汴装卸卒分隶诸州下军，以其间多强暴之辈，凌扰平民也。 (25)
又仁宗庆历五年闰五月丙戌朔：
先是，承平久，将帅多因循，军士纵弛。……万胜、龙猛军蒲博争胜，撤屋椽相击，市人惊骇，……及上祀南郊，有骑卒亡所挟弓…… (26)
又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癸未：
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在道窃取人衣屦，或饭讫不与人直。 (27)
又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七月庚申：
有御营卒桑达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有司不之觉。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案成，弃达市。 (28)
军纪如此败坏的部队，自然不会有严格的训练，战斗力也必然不强。仁宗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正值宋夏战争期间，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其中有关于同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的描述：
缘边屯戍骑兵，军额高者无如龙卫，闻其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29)
仁宗庆历二年五月甲寅，集贤校理欧阳修上疏曰：
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加之军中统制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 (30)
仁宗至和元年四月庚申，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言：
比年召置太多，未加拣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以败。 (31)
作为享受国家优厚待遇的北宋正规军——禁军，其战斗力甚至远远不及边陲的乡兵、土兵。据《长编》载，仁宗康定元年四月乙巳：
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河北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初，知制诰王拱臣使契丹还，言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盖天资勇捍，乡关之地，人自为战，不费粮廪，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故降是诏。 (32)
一经王拱臣指出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的事实，宋廷便立即下诏添补土丁。可见，北宋统治者对于禁军也是缺乏信心的。
其实西夏人同样也轻视北宋官兵，司马光在治平二年（1065年）所上《言西边上殿札子》中说道：
其（按：指西夏）所以诱胁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为：东方客军（按：指北宋官军）皆不足畏，惟熟户弓箭手生长极边，勇捍善斗，若先事剪去，则边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时可以通行无
碍也。 (33)
《宋史》亦载：
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诏募神捷兵，易名万胜，为营二十。所募多市井选懦，不足以备战守。是时禁兵多戍陕西，并边土兵虽不及等，然骁勇善战；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 (34)
以上所述，就是北宋军队面貌的真实写照。能指望这样的军队战必胜、攻必克吗？能指望这样的军队执干戈以卫社稷吗？宋代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一个梦想。诚然，在召募制下，军队的战斗力未必不强，如东晋谢玄镇守广陵时，就曾广募徐、兖二州的流民劲勇组成一支部队，史称“北府兵”。“北府兵”实为召募之兵，但经过严格训练，这支部队却士气高昂、骁勇善战、精锐无比，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谢玄等人就是靠这支部队以少胜多，击败强敌苻坚的。但北宋的召募之兵，由于多为“游惰不逞之民”和“失职犷悍之徒”，素质极差，只为官给食禄，才寄居营伍。加之黥面刺字，世人视之如同罪犯囚徒，这自然会使兵士产生自卑心理，对社会也会产生报复心态。北宋时期，来自下层军士的小股兵变时有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再加上治军不严，统兵无道，致使军纪败坏，将惰兵疲。这样的军队，必定士气低落，常战而常败。故北宋的募兵养兵之制，实有不足法者。
四、 “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
北宋兵制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将从中御”、将权委任不专。鉴于唐季五代以来骄兵悍将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对军队将帅实行严厉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军事强权和失控局面的出现。宋太宗曾说过：“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35) 宋太宗所说的“内患”，除指农民起义外，主要就是指军队的叛乱和造反。为杜绝内患，北宋王朝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将防范的重点放在对内的控制而放松对外部威胁的防范，于是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武人的措施。如对带兵出征作战的大将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使其按皇帝赐给的阵图和方略指挥战斗，而无独立的战争指挥权，并广设监军宠臣，对前线将领进行牵制。这种所谓“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从宋太宗就开始实行了。
宋太宗热衷于“赐阵图”和干预军事。尽管在对辽战争中胜少败多，他却曾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 (36)
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乙亥，当辽军南侵，真宗北上御敌亲征时，曾“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 (37) 。宋夏战争时，宋仁宗曾“以阵图授诸将” (38) 。宋神宗也秉承祖传家法，在每当国家用兵之时，他都“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 (39) ，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
“将从中御”严重违反军事规律，是导致北宋在对外战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局面的重要原因，故遭到大臣们的不断反对。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正月，知制诰田锡奏疏说：
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 (40)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庚寅，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曰：
国家养兵百万，士马精强，器甲坚利，可谓无敌于天下矣。然自拒马失律以还，夏廷逆命之后，军声不振，庙胜无闻，一纪于兹，蒙耻未雪。何者？将帅弗用命而委任不专也，卒既骄惰而不习知边事也，有以见军政之不修也。夫将帅者，王之爪牙，登坛授钺，凿门推毂，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孙武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此之谓也。臣愚以为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谨择其人，专委其任，有功者宠以爵位，有罪者威以斧钺，明示刑赏，断在必行，孰敢不用命哉。 (41)
宋仁宗广设内臣监兵，乱赐阵图的做法，曾遭致文臣武将异议。据史载晏殊批评反对内臣监兵：
陕西方用兵，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 (42)
王德用亦批评道：
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 (43)
另外，北宋时统兵将帅还常常受到皇帝派来的内臣监军的监视，如宋初设“走马承受”一职，诸路各一员。仁宗时：
以三班使臣及内侍充，隶经略安抚总管司，无事岁一入奏，有边警则不时驰驿上闻。然居是职者恶有所隶，乃潜去“总管司”字，冀以擅权。 (44)
事实上，走马承受虽不算正式的监察官员，但由于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皇帝派驻各路的耳目，故颇有权势。他们招权纳贿，挟制将帅，危害很大。据《却扫编》记载：“祖宗时，诸路帅司皆有走马承受公事二员，一使臣，一宦者，……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时颇患苦之。” (45)
除走马承受之外，宋廷还在军队中广设监军，主要由内侍宠臣担任，目的是使将帅不得专其权。这种做法即使在宋夏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据《长编》载，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
己丑，皇城使、文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王守忠领梓州观察使，为陕西都钤辖。知谏院富弼言：“唐代之衰，始疑将帅，遂以内臣监军，取败非一。今守忠为都钤辖。与监军何异？昨用夏守赟，已失人望，愿罢守忠勿遣。”不听。 (46)
不仅是在战时，即使在和平时期，内侍监军也无孔不入。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富弼出知青州，在赈济灾民的过程中，富弼遭到内臣的诬陷，据《却扫编》记载：
仁宗一日语辅臣曰：“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如何？”众未及对。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越次进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处，无问所从得也。”公固请不已，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47)
就连富弼这样的忠义之士和朝廷重臣也受到了内臣的监督和诬陷，这说明北宋的监军宠臣之设确实广泛，同时也说明北宋统治者对臣下的提防心理无比严重，故王尧臣认为这是“乱之道”。
监军宠臣之设，对军队来说是一种破坏因素。如在宋夏战争时的“三川口之役”前后，鄜延路都监黄德和就发生了很坏的作用。战役结束后，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说：“今防边用兵逾数十万，将不专权，军不峻法，何以御之哉。” (48) 另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称职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翌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谋。 (49)
大将刘平在“三川口之役”中战死。朝廷官员认为刘平之死与“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有关，于是朝廷下诏诛杀了临阵逃跑的监军黄德和。另有大臣提出取缔诸帅监军，如但阻力很大，宰相吕夷简设计“罢诸监军宦官”，得到了士大夫的赞赏。此后，监军宠臣之设有所好转。但既然是祖宗家法，要想根除是很难的。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朝廷又任命内侍王昭明、李若愚等为陕西沿边诸路驻泊兵马钤辖，干预边事。这种做法引起了正直大臣们的反感，谏官吕诲言：
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由于监军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员？如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胜其害，况今钤辖重寄，其实已均安抚使之权矣……，借若武将中有一员内臣，……则军旅无由精锐，……臣欲乞朝廷罢之，精择帅臣，凡事一切委付，庶几阃外之权专制，则于体重矣。
同时，御史傅尧俞、赵瞻也力请罢还王昭明等，但朝廷“讫不从” (50) ，最终没有听从这些建议。
宋代对统兵将帅权力的牵制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宋太祖时制定的“更戍法”，规定京师与外郡、外郡与外郡之间的禁军兵士每隔三年轮换一次，这名义上是为了让兵士习山川劳苦，以消其“四方不轨之气”，但实际上是有意地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51) 的局面，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能专其兵。据《长编》载：
太祖皇帝惩唐季五代之乱，始为军制：联营厚禄，以收材武之士；屯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事。故得百余年天下无事。 (52)
显然，实行兵士轮番休整相互迁移的真正目的是防止兵将结合而发生兵变，这对于北宋政局的稳定的确发挥了作用。但这一规定使得兵将之间互不了解，缺乏有效的磨合和训练，结果如同张洎所说：“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53) 所以每遇战事，兵将只是临时组合，这样的军队自然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康定元年八月宋夏战争期间，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就曾指出：
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 (54)
韩琦认为，这种“数至败衄”的局面，完全是由于士兵训练不精、将权委任不专而导致的。
宋初还规定统兵将帅不得设置亲兵保卫自己。太祖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己丑，“诏殿前、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 (55) 。此诏显然是担心军将们拥有私人势力而朝廷难以控制。乾德五年二月甲戌，又诏“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韩重赟罢军职，出为彰德节度使”。原因是“有谮重赟私取亲兵为心腹者”，结果“上怒，欲诛之”。 (56) 宋代绝少诛杀大臣，仅为“私取亲兵”便欲诛杀一高级将帅，足见此事之犯忌。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八月，名将杨业在抗辽战争中阵亡，震惊朝野，端拱二年（989年）正月知制诰田锡上疏称：
近代侯伯，各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腹心，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后来不敢养置，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所获。今虽时异事殊，然废置利害，亦宜询访行之。 (57)
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阵亡将领也很多。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甲午，知秦州韩琦奏请：
诸路总管许置亲兵百五十人，钤辖百人，招讨都监等七十人，月加给钱二百。其出师临敌，主将陷殁者并斩。 (58)
朝廷迫不得已才同意了这个请求，并于庆历四年十一月庚午下诏申明：“主兵之官，皆有牙队带器械以从护之。其遇贼不用命而致陷没主将者，自今人虽众并以军法论，苟能显立功效，亦当优拔之。其令诸路部署司申严饬戒。” (59) 至此，这一不合理规定才被废除了。
实行将从中御，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削弱将帅的权力，虽有利于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却违背了激将励将的军事原则，历来为兵家所忌讳。如《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60) ；又云：“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君命有所不受” (61) ；《六韬》亦认为：“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 (62) 可见“军不可从中御”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优秀军事思想，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总结，故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但北宋王朝却广设监军宠臣，对将帅处处牵制，委任不专，将从中御，这势必严重地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导致战争的败北。
北宋王朝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各种措施来控制军队，使军队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从而克服了晚唐五代以来军事支配政治、军人跋扈无礼的局面，消除了军队对社会稳定的破坏作用，改变了军队的面貌。在两宋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大的兵变，军队没有再度威胁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没有破坏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转，军队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为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宋代文化事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不能不说是宋代治军之道的成功之处。但北宋的治军之道也存在诸多弊端，如歧视武人、广收流亡、将从中御等。不遗余力地“弱其兵弱其将” (63) ，又使得北宋的治军之道在许多方面都违背了军事规律，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笔者认为，不合理的治军之道是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在军事上始终处于积弱不堪、被动挨打地位的主要原因，故北宋的治军之道又实为“弱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