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统兵的反思
北宋建国后，宋太祖对五代藩镇割据和武人跋扈的局面深为痛恶，也深有所忌，以至于处处提防、疑忌武人。于是北宋从太祖、太宗开始就重用文人，重视文治，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133) 的政治、文化氛围；而武人群体尽管也是统治集团的一个阶层，但其政治和社会地位却不断被压低，故武人群体与文人群体，是“具有上下等差的二个群体” (134) 。这就是宋代“重文轻武”的祖传家法。而这一点，在文臣统兵的体制下得到了充分体现。
文臣统兵具有很多优点。与武人相比，文臣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往往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和坚定的忠孝观念。这一点，赵安仁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就曾指出：
当今士卒素练而其数甚广，用之边方，立功至少，诚由主将之无智略也。岂非有一夫之勇者，不足以为万人之敌乎？盖儒学之将，则洞究存亡，深知成败，求之当今，亦代不乏贤。太祖、太宗亲选天下士，今布在中外，不啻数千人，其间知兵法可为将者，固有之矣。若选而用之，则总戎训旅，安边制敌，不犹愈于有一夫之勇者乎？况其识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弟顺之理，与夫不知书者，固亦异矣。 (135)
赵安仁认为武将“无智略”，只凭“一夫之勇”，故守边无功。而儒将则深知兴亡成败的历史规律，通晓兵法，且固守忠孝伦常，忠于国家，故文臣守边一定优于武人。赵安仁的这个想法，基本上代表了北宋文人群体的共识。
范仲淹的统兵实践，也的确表明了文人的思想优势和见识的高远。范仲淹凭借其深厚的学理造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和敌我双方的形势及利弊短长、对战争的本质及战略战术等问题，都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做到了知己知彼，这对于战争的胜败无疑具有决定性影响。
关于对敌我双方的形势及利弊短长的分析，范仲淹首先从治道层面揭示了北宋的治兵之道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范仲淹认为合理的治道应该是“文武之道，相济而行”，而非此消彼长，崇文抑武。 (136) 他指出，北宋因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导致了“文武之用异”“二权相轧”的不合理局面，他说：
五代衰乱，专上武力，诸侯握兵，外重内轻，血肉生灵，王室如缀，此武之弊也。皇朝罢节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惟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 (137)
范仲淹清醒地指出，五代的军人跋扈固然是“武之弊”，但北宋的纠弊之举——“重文轻武”也带来了新弊即“文之弊”，“文之弊”的集中表现就是无法造就富有韬略、能征善战的良将。
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指出，良将应“洞达天人”，即要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良将的培养应传承有序，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即“嗣续忠孝，将门出将”。但北宋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导致建国初众多能征善战的良将将门无嗣，结果是“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 (138)
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国与国关系这个问题上，传统儒家主张以文德感化的和平外交为主，如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139) 北宋统治集团受此影响，以“重文轻武”为国策，重视文治，忽视武治，实行“守内虚外”“怀柔重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结果导致边防松弛、武力不振。而范仲淹回溯三代，认为不能“去兵以恃德” (140) ，指出“礼乐之朝，未尝废武” (141) ，总之应文武相济、王霸兼用，以御敌侮，不可偏废。
其次，范仲淹对于“文武异道”“二权相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有深刻的认识。从天圣三年到宋夏战争期间，他在一系列的奏疏及写给执政、同僚的书信中，都一再指出国家所面临的国防状况是“兵久弗用，武备不坚” (142) ，军队的状况是“训练未精，将帅无谋” (143) 。
相对于北宋的边备松弛，元昊在叛宋前就做了精心准备。与“中原无宿将、精兵” (144) 的局面相反，范仲淹则冷静地指出“敌骑轻捷” (145) ，认为西夏“自古兵马精劲”，此乃“西戎之所长也”。 (146) 正因如此，北宋在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西北汉唐故地）”。 (147)
范仲淹认为北宋这种“兵不精、将不悍”的局面，是由不合理的军制导致的。宋人徐度《却扫编》云：
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以边兵训练不精，盖无专其责者，又部署钤辖等权任相亚，莫相统一。故每有事宜，职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据精兵逗遛不进，是以屡致挫败。 (148)
范仲淹认为，宋军之所以“屡致挫败”，是由于将权委任不专、士兵训练不精。他认为宋军在行军布阵等战术层面也存在弊端，如每遇战事，不管敌情如何，位高者就命官卑者率懦兵先出战，范仲淹称此为“取败之道也”。 (149) 另外，范仲淹指出，合理的行军布阵应该是“缘军阵出入，前后左右，须籍得力将佐”。但沿边宋军是分四路分散布防，各路之间缺乏协同配合，各守疆域，将佐“分在诸路，每出军阵，前后左右强弱不副，遂致误事”。 (150)
事实上，出于对武人的防范心理，北宋统治者对军队将领多方牵制，热衷于“将从中御”，结果导致将权委任不专，范仲淹认为这是导致北宋军力不振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也是范仲淹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
范仲淹在知延州期间，因拒绝诸路联合出兵而遭到上自朝廷下至同僚的许多非议，对此他辩解道：
苟自今贼至不击，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臣于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怀敏、朱观入界掩袭族帐，盖与今来时月不同，非前勇而后怯。今若承顺朝旨，不能持重王师，为后大患，虽加重责，不足以谢天下。 (151)
范仲淹说如果敌人前来进攻，我没有出战迎击是我的罪过。至于是否同意出重兵联合进讨，他引用《孙子兵法》的论述说，前线统帅有权根据战场的形势决定战与不战，而不必屈从于君主的意志。他坚信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故未“承顺朝旨”贸然出兵。当然范仲淹的拒不出兵，体现的是其积极防御的战略，绝不是因为畏敌怯懦。
事实上，在宋夏战争中，因军事决策的失误和指挥机制的机械教条，武将在战场上不能随机应变，致使众多的武将战死在前线。对此，范仲淹是深表同情的。如在庆历元年二月，宋军兵败好水川，损失惨重，战后，朝廷为挽回颜面，罔顾部队新败、士气低落的现实，仍然动员范仲淹发鄜延路兵出击进讨，范仲淹说：“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员，须令讨击，不管疏虞，败事之后，诛之何济！惟圣慈念之。” (152) 这实质上是说：我可以命令手下官兵进讨，但毫无胜算，等到兵败之后，再追责杀掉这些将官又何济于事！陛下您就可怜可怜他们，不要让他们去送死了。为了安抚武将，范仲淹甚至设想在陕西沿边四路，其中有两路由武将挂帅，以改变四路全由文臣统兵的局面，即“如鄜延、环庆二帅，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泾原、秦凤二帅亦如之”。 (153) 但这在当时，也只是范仲淹的一厢情愿而已。
范仲淹虽然强调武备的重要，对“重文轻武”的局面也颇有微词，但作为一名典型的文臣，他对于军旅之事，似乎又别有一番心结。他在《耀州谢上表》中说：
窃念臣运偶文明，世专儒素，靡学孙吴之法，耻道桓文之事。 (154)
范仲淹把“文明”与儒学等同起来，说明其所受教育为儒学教育，而儒学教育崇尚王道，贬斥霸道，故他以道“桓文之事”为耻，也轻视武学。显然，范仲淹是深受传统儒家的“尊王贱霸”观念及北宋“重文轻武”价值观的影响的。
庆历二年四月己亥，范仲淹被授予邠州观察使，这一职务主宰、节制一方，权位很重，俸禄极厚，却是军职，身份在文职的“知制诰、待制之下” (155) 。这是范仲淹无法接受的，于是他连上三表，言辞恳切，坚辞这一职务，希望保留原来的文职身份。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范仲淹云：
伏望皇帝陛下埀日月之明，发于独断，追还新恩，许存旧职，则是以内朝近臣经略边事，节制诸将，其体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习不同，所志亦异。臣辈不愿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禄者。 (156)
范仲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儒士优越感，他认为儒者的崇高使命，在于以言报国，而非以武报国。他所能接受的，至多是以皇帝内朝近臣的儒臣身份经略边事，节制武将，故他不愿意以文职换武职，即“不愿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禄者”。
在这种心境下，范仲淹所理解“文武之道，相济而行”，必然是儒道为基础的文武相济。在他看来，无论是文道还是武道，都应该是儒道的体现，都应该统一于儒道。他说：
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地，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 (157)
范仲淹在这里所说的“一”，是指文武之道的共同本质，这个本质即是儒道，故儒道为“体”；而文武二道虽然治理形态不同，但都是“体”的表现，是为“用”，而“体”决定“用”，故文武之道都统一于以儒道为指导思想的治国实践。范仲淹的这个思想，与其所推崇的“明体达用”之学，即以“经义”为“体”、以“治事”为“用”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旨趣是完全一致的。
范仲淹一向认为儒士是体道的主体。他在《四民诗》中说，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只有士才能做到“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 (158) 所以在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亦坚守文人群体的共识，主张以文驭武，通过“文臣统兵”的途径实现二者的结合。他在《让观察使第二表》中说：
四路文帅，自来带内朝之职而行节制，凡百将佐，无不禀服。方且力修边备，坚御贼锋，赖其协心，将图成效。 (159)
范仲淹认为只有通过文臣统兵，将佐才能宾服。这样文臣武将就会“协心”御敌，取得胜利。他很清醒地意识到，军队是注重资历的，作为既无军旅经历又无战功的文臣，他之所以能够号令将佐，关键是“臣得带内朝职名节制边事”，如果改换武职，他认为手下将佐“必有不平之意” (160) 。可见，范仲淹坚辞邠州观察使一职，不仅仅是对文臣身份和儒者品流的倾慕，也是基于现实的理性考量。
范仲淹对边将不能专权的现实看得很清楚。他之所以不肯就任邠州观察使一职，除了他在《让观察使》三表中所陈述的各种理由之外，还有一不便向仁宗表露的心迹，但这一心迹在他写给吕夷简的信中还是透露了：
万一某辈移帅朔方，居大使节度之下，见利而举，则加以擅兴之诛；持重而谋，则诬以逗留之咎。坚城深池之内，自拥其精甲；救危赴难之际，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进退不得专。大敌在前，重兵在后。当此之时，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于其间哉？ (161)
范仲淹所担心的，就是一旦就任边陲武职，就会受到朝廷所派文臣“大使”的节度，如果自己见机出兵，会受到“擅兴之诛”，如果持重不动，又会有“逗留之咎”，总之是“利害不得言，进退不得专”。如果自己身赴战阵，“大使”只会“授以羸兵”；如果自己面临“大敌在前，重兵在后”的困境，“大使”也不会全力营救。到了那个时候，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范仲淹所说的这些情况，应该是他任边帅时的亲历所闻，而绝非凭空想象。它深刻暴露了北宋轻视武将，将不专权，甚至不尊重武将生死存亡的弊端。这些话他之所以“不敢闻于天听”，而只敢“陈之于相府” (162) ，是因为此事涉及朝廷的军事体制，一时难以改变，另外在战争条件下，这些议论会导致武将的怨恨，从而动摇军心。
范仲淹不仅对北宋“重文轻武”背景下的国防政策和军制有深刻的反思，还从多个角度权衡了宋夏双方各自的利弊。如从地理环境来看，范仲淹认为：“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 (163) 而“贼之巢穴，敻阻河外，非有奇将，不能远袭”。 (164) 西夏的这种地理环境易守难攻，加之宋军“将无宿谋，士无素勇”，故一旦进入敌界，就面临着“或风沙失道，或雨雪弥旬；进则困大河绝漠之限，退则有乘危扼险之忧” (165) 的不利境地。
但北宋的地理环境则是易攻难守。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宋军必须在沿边二千余里的范围内全面布防，故宋军整体人数虽众，但局部人数较少。元昊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故他每每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取得多次重大战役的胜利。此诚如范仲淹所言：“贼若寇边，常并兵来扰一路。” (166) 他又说：“臣窃见西事以来，每遇贼马并来一路作过，则朝廷指挥诸路入界牵制贼势，所获甚微，所损颇大。” (167)
范仲淹还对双方的兵制进行了比较。他说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敌人也” (168) 。西夏实现全民皆兵制度，国家养兵负担不重；而北宋实行招募兵制，且士卒远戍，国家养兵负担很重。他由此点出了“军情愁怨”的问题所在。
基于上述的复杂背景，范仲淹在西北边塞任帅臣期间，根据对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冷静分析，制定了以“守”为主、借机招纳的积极防御战略，反对重兵“远攻”，主张小规模“浅攻”，以持久战拖垮西夏。同时针对北宋国防政策和兵制的缺陷，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措施，如：择将练兵，改变“将不知兵、并不知将”的局面；注重培养军事人才，淘汰无能将领；精简士卒，重用土兵；实行堡寨战术，坚壁清野；屯田垦荒、怀柔羌人；等等。这些战略战术的实施，对于稳定西北战局，粉碎元昊的野心和图谋，最后迫使其议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下》。
(2)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33页。
(3) 《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
(4)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5)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七。
(6)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7) 《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正月壬子。
(8)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9)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
(10)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11)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七。
(12)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
(13)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14)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吴广成认为宋仁宗明道元年五月封德明为夏王，但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我真宗皇帝命为同姓，待以骨肉之亲，封为夏王。”两者说法有出入，当考。
(15)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
(16)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答赵元昊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6页。
(17) 《长编》卷一百十一，明道元年十一月癸巳。
(18) 《长编》卷一百十一，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
(19) 《长编》卷一百二十四，宝元二年九月富弼上疏。
(20) 《长编》卷一百十一，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
(21)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一。
(22) 《长编》卷一百十五，景祐元年八月庚申。
(23)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二。
(24) 参见《长编》卷一百十一，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条。李焘认为：“实录、正史并称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凉府，未逾时乃死。按甘州及西凉府陷没，实录、正史并不记其年月日，所称未逾时，或即德明死之年。然德明每不听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凉府，想非德明意。传又称元昊忽引兵袭甘州，可见德明不在兵间。西凉府亦必元昊自拔之，德明不与也。”
(25) 《长编》卷一百十九，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
(26)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二。
(27)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28) 《长编》卷一百十五，景祐元年十月丁卯条。
(29) 《长编》卷一百二十二，宝元元年九月庚子。
(30)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31) 崔明德、郑炜：《略论范仲淹的民族关系思想》，《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
(32) 《长编》卷一百二十二。
(33) 《长编》卷一百二十三。
(34) 《长编》卷一百二十三，宝元二年三月丙午。
(35)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耀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36) 《长编》卷一百五十，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37) 《长编》卷一百五十，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38) 《长编》卷一百三十九。
(39)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答赵元昊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40) 李华瑞：《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41) 李华瑞：《西夏是一个中亚国家吗？——评俄国近三十年的西夏史研究》，《西夏学》2020年第1期。
(42)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
(43)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44)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康定元年正月庚辰。
(45)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康定元年正月癸酉。
(46)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47)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48)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49)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50)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51)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52)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夏竦传》。
(53) 《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54) 参见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一文，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5)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第二帖），《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56)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57)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58)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八《范文正公真赞》，四库全书本。
(59)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
(60)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三月丙辰。
(61) 《长编》卷一百二十九。
(62) 《长编》卷一百二十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
(63) 《长编》卷一百三十。
(64)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谢许让观察使守旧官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361页。
(65) 《长编》卷一百三十，庆历元年正月戊辰。
(66) 《长编》卷一百三十，庆历元年正月戊午。
(67) 《长编》卷一百三十，庆历元年正月戊午。
(68)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之《韩范用兵》。
(69)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70)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七。
(71)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72) 《长编》卷一百三十，庆历元年正月戊辰。
(73)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
(74)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夏竦传》。
(75)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76)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二月乙丑。
(77) （宋）周煇：《鹤林玉露》乙编卷二《韩范用兵》。
(78)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
(79)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三月丙辰。
(80)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四月癸未。
(81)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正月庚戌。
(82)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
(83)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
(84)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
(85) 《长编》卷二百四，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86)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
(87)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六。
(88) 《长编》卷一百三十七，庆历二年闰九月。
(89) （宋）王巩：《闻见近录》。
(90) 《长编》卷一百三十八，庆历二年十月辛亥。
(91) 《长编》卷一百三十八，庆历二年十月辛亥。
(92) 《长编》卷一百三十八，庆历二年十月丁卯。
(93) 《长编》卷一百三十八，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94)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枢密尚书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95) 李裕民：《范仲淹、范纯仁诗文辑考》，第三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2009年11月，第194页。
(96) 《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九月庚午。
(97)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三月庚午。
(98)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99) 《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
(100) 《长编》卷一百二十八。
(101) 《长编》卷一百二十八。
(102) 《长编》卷一百二十九。
(103) 《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
(104)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105)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
(106)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耀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107) 《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
(108) 《长编》卷一百三十六，庆历二年五月庚申。
(109)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110) 《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全集》（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38页。
(111)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112) 《长编》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五月壬申。
(113)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五《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114) 《长编》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五月己巳。
(115) 《长编》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五月癸亥。
(116) 《长编》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二月丙辰。
(117)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三月丁卯。
(118) 《宋会要辑稿》兵四之一八。
(119) 《苏轼文集》（全六册）卷三十六《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三册，第1024—1025页。
(120) 《长编》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
(121) 《长编》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元年十二月戊寅。
(122)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三月丙辰。
(123)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一·张载传》。
(124) （清）刘於义：《陕西通志》卷二十七《学校》，四库全书本。
(125)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193页。
(126) 《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渔家傲·秋思》，《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69页。
(127)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
(128)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129) （宋）文莹：《续湘山野录》。
(130)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31)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132) 同上，第58页。
(133) 《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134) 吴挺誌：《北宋中后期的文臣统兵：以陕西沿边五路经略安抚使为例（1038—1100）》，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7月，第1页。
(135) 《长编》卷四十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
(136)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137)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138)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39) 《论语·季氏》。
(140)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论西京事宜札子》，《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41)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142)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143)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144) 《长编》卷一百二十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
(145) 《长编》卷一百二十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
(146)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
(147) 《长编》卷一百二十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
(148) （宋）徐度：《却扫编》卷上。
(149) 《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
(150) 《长编》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
(151) 《长编》卷一百三十，庆历元年正月丁巳。
(152) 《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三月丙辰。
(153)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154)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耀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155)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156)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157)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24页。
(158)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四民诗》，《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159)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二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160)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二表》，《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161)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62)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63) 《长编》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
(164) 《范文正公文集》卷七《上攻守二策状·议攻》，《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165)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
(166) 《长编》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
(167) 同上。
(168) 《长编》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