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临危受命
一、 范仲淹任职西北前的宋夏交战形势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原为北宋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袭封“西平王”的西夏首领元昊，在经过了多年的精心准备之后，正式称帝叛宋。次年正月，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廷“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 (42) ，企图永久合法据有本为唐宋故土的西夏之地，与宋王朝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夏州藩镇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藩属关系，进而实现其入主中原的霸业。故西夏在宋仁宗年间对北宋所发动的战争，在本质上是分裂国家的叛乱行为。
宋廷当然不能同意元昊的无理要求，并采取了禁止与西夏的边境互市贸易、剥夺元昊官爵属籍等反制措施，于是元昊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就不断入侵北宋边境，大肆劫掠，试图以军事手段迫使北宋屈服。在此后的数年间，元昊对北宋发动了三次主要的战役，分别是康定元年正月的“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的“好水川之战”和庆历二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之战”，战役皆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战事的失利震惊了北宋朝野，乃至当朝宰相吕夷简发出了“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43) 的感慨，北宋军力之不振，于此可见一斑。这就是范仲淹任职西北前的宋夏交战形势。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经过精心策划，率大军入侵延州。知延州的范雍并无军事韬略，他先是轻信元昊的议和骗局，麻痹松懈，后又中元昊的“围点打援”之计。元昊先是率大军佯攻保安军，引诱范雍急调庆州的刘平和鄜延的石元孙合军前往保安军解围，然后又进攻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的正面屏障，金明寨不失，可确保延州安全。金明寨主李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万人，延州专使控扼中路，众号铁壁相公，夏人畏之” (44) 。但李士彬自大轻敌，元昊使用诈降、离间计谋，生擒李士彬父子（后杀之），夺取了金明寨，且吞并了李士彬的数万精锐羌兵，随后率十万大军直抵延州城下。而此时延州城内只剩寥寥数百人，范雍无奈，又檄书已抵保安军的刘平和石元孙，命他们率部火速回救延州，而这正中了元昊的奸计。刘平和石元孙的部队在延州西北部的三川口遭到埋伏，战斗异常惨烈，宋军一万多人战死，几乎全军覆没，大将刘平和石元孙被俘。随后，西夏军队围困延州七日七夜，终因大雪覆盖而撤军，延州得以幸存。此为“三川口之战”。
通过此战，元昊达到了在局部歼灭宋军主力的目的，也使北宋君臣看到了西夏的实力和自身的弱点，于是君臣上下开始反思兵败的原因。时知延州的范雍，听闻元昊将来寇，被吓破了胆。但范雍在战前所上奏疏中对时弊之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据史载：
初，西贼自承平寨退，声言将攻延州。范雍闻之，惧甚，即奏疏言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寨栅疏远，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请济师。疏入，未报。而元昊诈遣人乞和，雍信之，不为备。 (45)
康定元年三月庚申，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言：
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窃发西陲，以游兵困劲卒，用甘言悦守臣，一旦连犯亭障，延安几至不保。范雍纳诡诈之说，失于戒严。刘平任轻躁之心，丧其所部。上下纷攘，远近骇惊。 (46)
同年三月壬申，时知贝州的高志宁曰：
今将不达权而兵不识法制，故败。 (47)
同年三月癸未，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言：
比者用兵西鄙，有临阵先退、望敌不进之人，及置狱邻郡，而推劾之际，枝蔓淹延，启幸生之路，稽慢令之诛，将何以励众心而趋大敌乎？且将权不可不专，军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严刑何以济乎？故对敌而伍中不进者，伍长斩之，伍长不进，什长斩之。以什伍之长，尚得专杀，统帅之重，乃不能诛一小校，则军中之令，可谓隳矣。议者以今寇非大敌，师未深入，将校有犯，宜从中覆。夫寇非大敌，兵未深入，尚临阵先退，傥遇大敌，则孰肯奋邪？穰苴之戮庄贾，非大敌也，止于会而后期尔。孙武之斩美人，非深入也，止于习战而非笑尔。终于齐师胜晋、吴人入郢，委任专而法素行也。国朝著令，禁军将校之有过而从中覆，当施之于平居无事之时。今防边用兵逾数十万，将不专权，军不峻法，何以御之哉。 (48)
这些上疏所揭示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北宋边防松弛，疏于戒备，盲目自信和轻敌；其次是缺乏富有军事才能的统帅和能征善战的良将；再次是将从中御，将不达权；最后是士兵缺乏训练，军纪涣散，战斗力不强。针对这些问题，宋廷进行了大规模人事调整，康定元年二月壬辰，因“韩琦适自蜀归，论西兵形势甚悉，即命琦为陕西安抚使” (49) ，同时于该月癸丑，降不足以担当重任的振武节度使、知延州范雍为吏部侍郎、知安州 (50) 。
面对元昊的虎狼之师和初战失利，宋廷急需能够力挽狂澜的统帅人才任职西北边塞，以扭转败局。但北宋边防弛坠，军队“训练未精，将帅无谋” (51) ，朝廷无精兵良将可用，许多人都视西北为畏途，如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夏竦就“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 (52) 。因此，当时的西北边事，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范仲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任职西北边塞的。可见，他能否扭转战局，抵御外侮，将关涉赵宋王朝的兴衰存亡。
宋仁宗康定元年三月戊寅，经韩琦的推荐，朝廷任命“吏部员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始用韩琦之
图18 范仲淹镇守延州期间在嘉岭山（今延安宝塔山）上的摩崖石刻题字
言也” (53) 。同年四月癸丑，改任他为陕西都转运使。转运使主管财政，并无军权。同年五月己卯，他又与韩琦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当时的陕西经略安抚使是夏竦，这样，范仲淹和韩琦作为夏竦的副手，就成为手握重权的陕西边防部队的统帅，其中韩琦主持泾原路防务，范仲淹主持鄜延路防务并兼知延州，从此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范仲淹的军事思想，尽管在战前已有所思考，但主要还是宋夏战争的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
二、 范仲淹与文臣统兵
北宋建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就必须克服五代之弊，纠正武人专权的局面。于是朝廷重用文人，重视文治，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氛围；而武人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却不断被压低。这就是宋代“重文轻武”或“崇文抑武”的国策。
但轻视武人不等于轻视武事。在北宋乃至整个宋代，由于始终面临着西、北强敌的威胁和国内农民起义等内忧外患，统治者又不得不重视武事。北宋在当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军队，军费惊人，许多文人也关注和研究军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上述背景下，如何管控军队，提升军力，以有效地抵御外辱和维护国内秩序，就成为北宋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一方面，如果坚持武人统兵的传统路线，鉴于五代的历史教训，统治者便担心重现武人专权、军事支配政治的局面，这显然无法接受，也为文人群体所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文臣统兵，又会出现军力不振的问题，因为宋代文人素习儒业，其所受教育已远非汉唐时期的文武全才教育，故其才能多限于文教和民政事业，加之根深蒂固的崇文抑武观念，导致了多数文人疏离武事，更缺少战阵的历练。
那么，北宋统治者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论者一般认为，在“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下，北宋在军事领域实行的是以文人驾驭武人的文臣统兵制度，就发展趋势而言，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但一种制度的形成，往往是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逐步建构而成的，例如宋太祖尽管防范武人，但在决定军队将帅的人选时，他还是从效率出发，根据实际才能和亲信程度来加以任用，而并非专委文人。邓小南教授以枢密使为例，说明太祖、太宗二朝的用人政策比人们以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枢密使的任用，尽管也受“以文制武”大格局的影响，但“更多地任用亲随抑或更多考虑人选资质的问题”，“并没有最终确立以文臣任枢密的制度” (54) 。到了宋真宗时代，西北沿边的统兵将帅，很多还由武人担任。不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以抗击西夏为契机，朝廷在考虑边帅人选时，就刻意重用文臣了。文臣在沿边军队系统中都占据了主要职位，而武臣则被轻视，成为文臣的附庸，文臣统兵制度全面呈现，并在经略安抚使、安抚使这一体制下得以运行和落实。
所谓经略安抚使、安抚使体制，最初是指在陕西沿边的鄜延、环庆、泾原和秦凤四路设置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一体制以文臣为一路之经略安抚使和都部署，同时兼任该路经略安抚使所在州的知州，为一路之军事统帅和行政长官，负责一路的军政事务，而武臣最高只能是副都部署，充当经略安抚使的副手，受文臣的领导和节制。经略安抚使又称“边帅”。在宋夏战争期间，朝廷先后派往陕西的“边帅”如夏竦、范雍、韩琦、范仲淹、庞籍、王沿等，都是文人出身，他们长期在民政系统从政，都是政声卓著的文臣，但在来西北军中任职之前，并无统帅军队的经历。范仲淹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庆历二年写给吕夷简的信中说朝廷“三委文帅，一无武功，得不为和门之笑且议耶？今归之四路，复皆用儒” (55) 。因此，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在文臣统兵的体制下得到了充分体现。
范仲淹曾在《让观察使表》中说：“臣世专儒素，遭逢盛时，以文艺登科。陛下擢于秘馆，处之谏司，历天章龙图之职，可谓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报国，以言为先。” (56) 可见，他向来认为自己是文士出身，在朝廷则以文臣身份自居，总之是个儒者。因此，范仲淹的西北御边是文臣统兵的典范。他是于康定元年三月，即宋军三川口兵败之后被紧急调往陕西前线的，之前因遭贬黜而任吏部员外郎、知越州。在国家危难之际，范仲淹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以学士之职，行都统之权” (57) ，毅然投身西北边陲，从事抗击西夏入侵的艰难斗争，显示了其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