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不相同的“刑”与“㓝”
法，无论在广义上作为共同规范，还是在狭义上作为法律制度，在中国的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以及对它的不同理解。但对于中国传统中的法，人们往往将它等同于作为禁制的“刑”，这也正是它为人所诟病之处。这是因为，将中国的法传统与西方的相较，就会发现在西方的法传统中，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例如罗马法的主要构成部分的市民法（ius civile），其目的就在于以成文法的方式来保护自由民的权利，维护正义，它也是现代民法的出发点。中国传统的法正相反，它的目的不在于保护权利，而是自上而下地“齐之以刑”，以作为统治工具的禁制。
然而，中国传统的法果真仅仅意味着“刑”而被作为禁制的工具吗？
事实上，这种认识与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对法的解释不无关系。
汉字中的法，其字本为“灋”。作为象形文字，构成“灋”字的每个部分各有其意义，而对它们的理解也因人而异。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说文》中对“灋”的解释：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对于“灋”字中的偏旁三点水，《说文》解释为“平之如水”，这一解释究竟是意味着法作为规范毫无例外的平之如水的一律性，还是这一“水平”中包含着公平和公正的正义价值，似乎不够明确。现代法学家通过考证认为，三点水意味着把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意味着驱除 (4) ，如此解释，便与“灋”字中的“去”属于同样的意思，法就不具有正义的价值而只起到功能性作用了。这种理解显然与《说文》将“灋”解释为“刑也”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同时，《说文》对“刑”则解释道：“刭也”。也就是说，在《说文》中，灋（法）=刑=刭，法意味着刭颈，即砍头。这样一来，就给后世造成了法等于刑罚的理解，法基于这种解释也就仅具有狭义上的工具性功能。
相对于此，著有《说文解字注》的清代的段玉裁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相对于《说文》中将“灋”字解为“刑也”，段玉裁则将“刑”作“
”字，并注道：
“
者，罚辠（即罪—引用者注）也。易曰，利用
人，以正法也。引伸为凡模范之称”。
也就是说，段玉裁认为，灋=
，它与刑是两个不同的字，其引申义为“模范”。段玉裁认为《周易》中的“利用刑人”中的“刑”字亦是“
”字，《周易》的蒙卦中写道：“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按照黄寿祺的解释，此处的刑，即“型”，指以典型、法式教人，“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的意思是“启发蒙稚，利于树立典型教育人，使人免犯罪恶”。 (5) 这一解释充分体现了“
”作为“型”的意义。相反，若是按《说文》的解释将此处的“刑”字当作“刭”字来理解，那就未免显得牵强了。
同时，在注释《说文》中的“刑”字解“刭也”时，段玉裁更是明确说道：
“按
者，五
也。凡
罚、典
，仪
皆用之。刑者，刭颈也。横绝之也。此字本义少用，俗字乃用刑为
罚、典
、仪
字，不知造字之旨既殊”。
也就是说，在段玉裁看来，“
”字原意是罚罪，如“
罚”，又引申为模范，如“典
”“仪
”，此处的“
”通“型”字，前者即典型，后者则带有典范、楷模之意。上述黄寿祺对蒙卦的解释，即“刑人”的“刑”通“型”，也正与此相符。(https://www.daowen.com)
这一点，再看《说文解字注》中对《说文》中的“型”字的注就更明确了。《说文》中写道：“型，铸器之法也”。对此，段玉裁注道：
“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笵；以土曰型，引申之为典
，叚借
字为之，俗作刑，非是。”
刑——刭颈、横绝；
——型、模范，造字之旨大相径庭，从现代法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是“法=刑”，则法只具有工具性意义；但是，如果是“法=
”，则同时还包含模范、典范的价值性功能，其意义有本质的不同。因此说，刑非
。
另外，对于《说文》中对“灋”的解释的后半段：“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段注在“去”之前补上了“廌”字，即“从廌去”，段玉裁注道：“此说从廌去之意，法之正人如廌之去恶也”。这里更是明确了法（亦即灋、
）不仅是工具和手段，它同时还彰显了正义的价值，唯其如此，才可以“正人”并“去恶”。
同时，“廌”字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廌”，也被称作獬豸，是古代传说中能辨别曲直的具有神性的独角兽。传说中圣人皋陶就是依靠廌来做出正确的裁断的。现实中的法总是由人来制定，因此，法要树立其无谬性和权威性，就需要依赖于某种超越性或普适性的价值权威。“灋”字中的“廌”的神性即象征着这种超越性，在此意义上，它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有相似之处。
总之，由于“
”字被遗忘，法（灋）往往只被理解为“刑”，而“
”所具有的型、典范、模范之意，和“廌”所象征的正义性也往往因此被忽视了。
然而，近代的梁启超却没有放过这一不同。他明确指出：“
与刑为两字，说文云‘刑，刭也’以刎颈为训。与法字殊义” (6) ，显然，梁启超在此援用的是段玉裁的解释。梁启超在段注的基础上参照各家说法，为法（
）下定义：
“
也者，以人力制定一有秩序而不变之形式，可以为事物之模范及程量者也。是与法之观念极相合也” (7) 。
梁启超还认为，“
”字中的“井”又源自井田制，其内涵包含了“平、直、秩序、不变，模范标准”等基本因素。另外，对于与法相关的“律”字，说文中的解释为“均布也”，梁启超综合各家之说，将其概括为“律也者，平均正确，固定不动，而可以为一切事物之标准者也” (8) 。
由此可见，在中国，“法”与“律”从其本意来说，并不仅仅是工具或手段，它本身作为标准和模范，同时也代表着正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