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与进化

“变、通”作为变革的重要资源，在近代，同时还是人们接受进化论的重要媒介。

严复在把赫胥黎与斯宾塞的理论结合起来的译著《天演论》中引进了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它给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冲击，也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对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使王朝陷入存亡危机的强烈的“西力冲击”不同于此前的王朝更替逻辑，是未曾有过的变局。对于伴随着武力东渐而来的西方的他者，人们再也无法单纯地将之看作夷狄，而不得不承认这一他者是比自己更强更优的对手。在这一背景下，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概念为象征登场的《天演论》被作为极具说服力的理论而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因为，进化论在理论上为人们所面对的“优胜劣败”的现实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严复后来又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翻译过来，介绍了甄克思的单线式的社会进化论。进化论的这种“进步”的性格得到了继承，一九一〇年代开始了彻底批判儒家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但是，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率先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严复的心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他看来，西欧三百年来的进化只做到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他对欧洲文明的幻灭之情可想而知。不仅是严复，一战后对西欧近代文明的幻灭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潮流。一九二〇年代，掀起了一场关于科学是否万能的，科学对人生观是否有效的问题的争论，即所谓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的争论。随后，争论又发展成为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之争，这一争论可以说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一战后思想发生变化的严复，晚年被称为保守顽固的老人。这一评价反过来象征着，由严复率先输入的，“作为‘公理’、‘公例’的进化论给清末带来的一种统一性” (3) ，单线式的进化论与“进步史观”已渗透中国社会，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https://www.daowen.com)

尽管传统的文化自近代以来始终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象，但是直到今日依然是围绕东西方论争的讨论主角之一，这种东西方二元对立式的观念本身就意味着传统所具有的强韧性。在接受进化论前，对于社会的变化，人们不是用单线的进步与进化史观来认识，而是以“一治一乱”循环史观来把握的。政治社会的治乱兴废是调和与失序交互更替的过程，而对这一切在理论上做出说明的则是《周易》。近代以来，表面上《周易》似乎为进化论所取代，实际上依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事实上在清末，无论是在接受西方近代的制度时，还是被作为改良或革命的主张的逻辑时，《周易》都被频繁地动员和使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彖·革》）等《周易》中的言辞被频繁地引用。这些援引究竟仅仅是引用者们为了强化自己主张的正当性时的修饰，还是反映了面临危机时人们的态度及其思维模式呢？假如是后者，近代的改革和革命的理论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周易》的逻辑的影响呢？

如前所述，源于西方的进化论给清末中国的知识层以巨大的冲击。然而，如果我们忽视了“变、通”观念对同时代的人们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冲击—反应”论，即认为中国的变革动力源自于外部，只有在西方的外力冲击下才被动地对此回应而开始改变。不可否认，抱着大国心态的清末士大夫们以“天朝”自居，缺乏向他者学习的心态；维持了二百年以上的长久的和平时代更是让他们生出惰性，比起变革更愿墨守传统。但是，应该注意到，这种惰性绝非固有的。“冲击—反应”论者们忽视了讲求变易、变通的易学传统在人们心里所形成的世界观。即使在巨大的惰性中，人们对时代状况的把握也绝非是静态的，同时，他们也不乏为对应新的情况所具有的心理准备。变通的思想传统正是产生改革契机的内在原动力。

可以说，“变、通”的动态的世界观是人们进一步理解西方进化论的重要资源。近代的进化论不仅仅是因为它为当时的弱肉强食的世界提供了有力的说明而被接受，它同时还鲜明地体现了易学中所包含的“变、通”动态，才能为人们积极地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