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否”——“通”的政治哲学
《周易》中的“泰、否”是六十四卦中的一对卦，而“通”与“塞”则是用来解释“泰卦”和“否卦”的。
“泰，小往大来，吉亨”，《周易·彖》的解释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相反，“否”则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周易·彖》的解释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在这里天地自然与政治社会中的上下、君臣关系直接联系起来，上下、君臣间的相通相交与否和天地、万物间的“交通”与否是一致的。
而且，阴阳不仅是万物生成的原理，也是交替的原理。阴阳论既是说明万物生成的原理，同时又是说明对立的事物如昼夜、寒暑交替般相互交替、相互呈现这样一种现象的原理。阳至极则转阴，阴至极则转阳，由于这种循环交替，“阴”和“阳”不可能是固定的，而是流动并充满生机的。
山田庆儿认为：“中国的自然学的前提就是以不断生成万物的‘生生’造化之功用为气之本质，我们也可将气定义为构成造化之功用的基础性存在”。 (12) 阴阳原本指的就是气，清·轻·阳之气上升，而浊·重·阴之气下降，二者相交则生成万物。
有意思的是，表现“天·乾·阳·刚”的阳爻（
）与表现“地·坤·阴·柔”的阴爻（
）所组合而成的八卦中，“泰爻”是三个“阳爻”组成的“乾”（☰）在下，三个“阴爻”组成的“坤”（☷）在上面，在这个状态下，向上的“天·乾·阳·刚”之气和向下的“地·坤·阴·柔”之气相交相通。而“否卦”虽然也由“乾”卦与“坤”卦组成，但与“泰卦”正相反，“乾”在上而“坤”在下，因此气的方向正好相背而无法相交。
在“天人感应”观念里，将上述图示对应到政治社会中，即当尊贵的君主处于“下”位而臣子处于“上”位时，才能够实现“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 (13) ；相反当君臣关系原封不动地以“上·下”秩序固定下来的话，则二者不能相交，即为“否”。(https://www.daowen.com)
在《周易》中，“太极”所生的“阳·阴”各自对应着“乾·坤”（=“天·地”=“上·下”）而创造出秩序，但这种“上·下”秩序不是固定的，它是基于交替原理的。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相交、相通的和谐状态。“交”“通”所带来的和谐在自然界意味着寒暑、四季的循环与调和；在人体上催生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中医观念；在道德上即提倡“中庸”“中节”；而在政治社会里则以“政通人和”为理想。因此，我们可以说基于“通”的中节、调和构成了中国传统自然法思想的核心。
梁启超认为《周易》里有关政治思想的内容很少，民本思想的源头在《尚书》中。确实《周易》中有关政治社会的部分很少，其中所讲的民本思想也不多，但是民本思想在《周易》中属于宇宙万物之理的一个部分，这个定位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对天、地、人等宇宙万物给予说明的《周易》，将包含易性革命在内的民本思想作为与天地一样的自然之理予以正当化和体系化。也就是说，在《周易》里，君臣间的上下、尊卑关系是先验性的，它一方面确实起到了将政治上的家长制正当化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以易姓革命为首的民本思想同样也是先验性的，是天地之自然，因此也具有先验的正当性。在这种传统的自然法思想中，上下关系绝非单向的，它在相交、交替中被相对化，而一般被认为是“下克上”的易姓革命则由于体现了这种交替原理而得以被正当化，这也正是“天—君—民—天”的循环得以成立的原因。
以易姓革命为首的民本思想赋予了打倒“无道”君主的行为以正当性，而赋予易姓革命等民本思想以正当性的，正是《周易》。在此意义上，《周易》同时也是一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经典。事实上，传统的政治哲学中的“通”的意识不仅贯穿了围绕“封建、郡县”的政治讨论，下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近代取代了“封建、郡县”架构的关于议会政治的讨论中也同样得到了继承。
(1) 相关研究可参见增渊龙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83年；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汲古书院，2005年；张翔、园田英弘编《“封建”·“郡県”再考——東アジア社会体制論の深層》，思文阁，2006年。
(2) 朱熹：《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0页。
(3) 朱熹：《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1页。
(4) 朱熹：《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3页。
(5) 朱熹：《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9页。
(6)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1页。
(7)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8)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9)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0) 例如，梁启超认为，易总结了孔子的哲学理论，孔子晚年研究易，著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并认为：“易经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哲学自孔子始”。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6》，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11) 〔明〕顾炎武：《日知录校释》，张京华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3—44页。
(12) 山田庆儿：《朱子の自然学》，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351页。
(13)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