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的政治哲学
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在其著名的论文《历史意识的“古层”》中多次谈到《周易》。他认为：“在日本的历史思考中，中国古典中特别是《易经》是被最频繁地动员的。易中的万物流转与变化的诸相为解释历史的变动提供了很好的‘哲学’。事实上，例如易中的‘变通’概念……是显示历史的力学的最为广为人知的概念之一”。 (1)
对于“变、通”概念的理解，丸山认为中国与日本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中国，“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仅仅意味着宇宙万物的运动与变化的实相，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自然变化中的不变之理。然而，相对于《周易》中所体现的“自然”里“包含着事物的本质和应有的秩序这样一种重要的含义，和语中的‘おのずから（自然地——引用者注）’一词却始终只是意味着自然而然，是一个以自然地生成的观念为核心的词，而对事物固有本质的定义总有种不适之感”。 (2)
诚如丸山所言，《周易》中的“变、通”作为中国人谈论历史时的基本概念，可以说它构成了传统中国政治的思维模式，同时它也是历代知识分子在讨论政治时的基本范畴。
一方面，“变”强调的是对现实进行变革的一面，它是将变革的诉求加以正当化的话语，例如，顾炎武评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戊戌变法期的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建言变法时都离不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同时，变革的方式还包括了其终极形态，即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易赋予革命以正当性。
另一方面，“通”则是变革的结果，是变的目的所在。阴阳变化、万物流转中，“通”是最基本的保证。不通则塞。天、地、人“三才”的人事中，为政者以民为本，下通民情、使民隐上达。君民之间如何保持“通”的状态，如何建构保障“通”的政治机制，成为历代以民本为宗旨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关心所在，“通则久”，通是良好政治得以延续的保障。
讲求变通的《周易》固然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但阴阳变易之动态思维并非儒家的专有。由于易最初用于占卜，天地人相应的观念与变易、变通的自然法思想也深入一般中国人的思维中。因其占卜的一面，易在现代往往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而受到批判，但是源于易的天地人三才的观念、变通、居安思危、物极必反，及其矛盾的对立统一等在现代中国却都是被广为接受的一般观念。(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尽管对易的解释并非由儒家独占，但是孔孟对易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先秦儒家的思想偏于政治与道德，对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论述却很少。因此，儒家通过对易的解释，用易的体系来自我武装变得非常重要。易的体系经由汉以后的发展，在宋明时期与道学相结合，影响达到顶峰。宋明哲学诸派的理论均与易学相结合，著名的儒学者往往也都是易的解释者。一方面，从易学发展的历史看，无所谓正统派的易学，历代关于易的解释，可查者就达数百种。另一方面，《周易》到了汉代成为经书中的经书，被当作“圣人之书”，成为绝对的真理。因此，历代的儒学者们在共同拥有易这一变易、变通的宇宙观与世界观的同时，又根据各自的理解来解释易，将它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在王朝处于危机状态时就更是如此。例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与黄宗羲各自著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等著作，他们对王朝政治的诊断及其政治变革主张都离不开他们的易学背景。同时，经由变革而实现的政治上的“通”——政通人和，则是实现以民为本的仁政的基本保障。《周易》中说道：“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实行之谓之通，举而措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形而上者是作为阴阳变易的法则的道；形而下者是阴阳的卦画；阴阳的变化是遵循着法则的；阴阳的爻的变化推移是通；而将此法则实行到天下之民，这是圣人的事业。
“通”这一思维模式的原型，大约可以追溯到人所皆知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作为“三代”的圣人之一，禹的最大功绩就在于治水。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禹的父亲鲧为了治滔天洪水，窃取可以不断自我增长以阻水势的土壤——息壤，结果失败了。鲧死后，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禹一改用堵的办法来阻断洪水，而是使用了疏通的方法，“决九川距四海”（《尚书·益稷》），即禹疏通了河水使之流入大海，最终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对于禹的治水，《孟子》中是这样记述的：
“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
在这里，鲧的治水方法“湮”与禹的治水方法“疏”和“决”，亦即“塞”与“通”形成了鲜明对比，“塞”的失败与“通”的成功意味着对二者的价值判断。治水中的“一治一乱”同时也被用于政治社会，即所谓天下的治乱。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水利社会里，大禹治水的寓意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
上述的“塞”与“通”，在《周易》中被表现为“否”与“泰”，它们是体现易的“变通”特质的一对卦。所谓“泰”，就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所谓“否”，就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显然，“塞”与“通”不仅适用于天地，它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的上下之间，上下通则可同心同德，上下不通则国将乱。
易是通与塞、治与乱、“中正”与“物极”的状态间推移与反复的运动，可以说，“通”与“中正”不仅意味着事物处于平衡、调和状态，它同时代表着一种价值，意味着一种理想。变革的目的在于重建失去了的平衡和调和，在此意义上意味着“复”，顺天应人的易姓革命也不例外，因为，革命意味着恢复脱离正道的政治。当然，对“道”的恢复并不表示政治的内容没有变化，变革意味着新的调和状态，即刚柔相互作用的新的平衡的动态，而绝非返回原点的单纯反复和反动。
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的儒家，其价值理念中的终极理念天、理、道等是通过成为五经之首的《周易》而被哲理化的，可以说，儒家的诸价值理念通过易学自然法的哲理化，才得以获得了对现实政治权力的超越性和规定性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