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小康之间

在考察梁启超在《发达史论》中关于中国法理学的讨论前，首先需要了解他对儒家的把握，这也是他的讨论的出发点。

据梁启超本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述，他对儒学把握受到其师康有为的很大影响。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给知识界以很大的冲击。他依据魏晋之后消沉千余年的今文学派的《春秋公羊传》，非难古文学派埋没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主张《春秋》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康有为将《公羊传》中的据乱、拨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用以描绘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向升平世的小康，最终达到太平世的大同的进化过程。康有为主张，由于孔子在据乱世的春秋时代无法明言大同理想，就将其作为“微言”隐于《春秋》之中。

梁启超依据康有为的主张，将孔子之后的儒家分为孟荀两支，孟子通过《春秋》承孔子的大同说，荀子则通过研究孔子的“礼”，继承了小康说。《春秋》通过微言表达了孔子的太平世理想，而孔子关于礼的言说是“为寻常人说法”。梁启超认为，汉代以后两千余年只继承了荀学，而孟学绝。基于这一认识，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说的梁启超高举“绌荀申孟”的旗帜，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人的“排荀”相呼应，致力于大同精神的复兴。(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对荀子的批评颇为严厉，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他认为“荀卿实儒家中最狭隘者也。非徒崇本师以拒外道，亦尊小宗而忘大宗。李斯坑儒所以排异己者实荀卿狭隘主义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采” (18) 。然而，从梁启超的政治言论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主张“绌荀申孟”，但梁启超自身也承认，“孔子著述言论其属于小康范围者十而八九无容讳者” (19) 。因此，荀子的思想作为应对现实政治课题的资源，其合理性是绝不能无视的。梁启超对荀子的批评很严厉，却不能无视他。

另一方面，梁启超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康有为之间的不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谈到自己在三十岁（一九〇三年）后，绝口不谈康有为的“伪经”，也基本不触及“改制”，与其师保持距离。但梁启超关于儒学的把握始终如初，他的自然法思想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