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精英文化的危机
1880年到1930年间，德国哲学中的“合法性危机”部分在于当时盛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危机”，这似乎威胁到了哲学研究的地位。但在一战之后，危机言论的基调和紧迫性发生了变化。在斯宾格勒、特勒尔齐、梅尼克、巴特、布洛赫等战后德国的主要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种对旧秩序崩溃和解体敏感的新型修辞话语。在这些作家笔下，1918年的灾难引发了危机意识，进而威胁到了威廉时代（Wilhelmine）建立的学术秩序。(35)即便在如今已被遗忘的艾里希·冯·卡勒（Erich von Kahler）、爱德华·施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艾里希·比彻（Erich Becher）、艾里希·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特奥多尔·利特（Theodor Litt）以及其他大陆思想家们的极端论述中，人们仍然会注意到他们对危机意识的相同倾向。(36)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鲁道夫·潘维茨（Rudolf Pannwitz）写下了《欧洲文化的危机》（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n Kultur），特勒尔齐紧随其后写下了《历史主义的危机》（Krisis des Historismus），亚瑟·利伯特（Arthur Liebert）则写了《当前的精神危机》（Die geistige Krisis der Gegenwart）。(37)“危机”一词成了个流行语。一些人谈到历史主义的危机以及它为文化世界带来的相对性；另一些人则谈到了科学危机和科学造成的生活意义的丢失。这些思想家可能对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莫衷一是——无论它源于科学问题还是历史问题——但他们都能在一整代人的陈词滥调上达成一致：危机本身位于战后世界的学问和学术的核心位置。伽达默尔在20世纪20年代描述他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时解释道：“当时正年轻的我们在迷失方向的世界中寻求新的方向……在受世界观影响的文学和科学领域真的存在一种灾难心态，它落地生根，走向了与旧传统逐渐决裂的境地。德国观念论的崩溃只是新一代人的情绪在学术上的表现。另一个更为主导的方面则表现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那耸人听闻的流行之中。……我的整个世界观、我的传统、教育、学派和世界都头一遭被相对化了。”(38)
对于伽达默尔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迷失方向的经历乃广泛存在之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政治威胁、经济不安、社会动荡……所有这些都成为一代人意识的一部分，这种意识通过其不稳定的道德和知识身份来定义自身。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和大学精英而言，相对主义在其世界中心造成了威胁。这促使他们尝试各种办法来解决自己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感受到的危机。在其重要作品《德国精英阶层的没落》中，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捕捉到了当时存在的普遍情绪：
整个魏玛时期，学术界经常会有危机正在加深的说法。但并没有人认为有必要明确这场危机的确切性质，进而询问它的来源或关涉的内容。“有时候[教育家阿洛伊斯·费舍尔(Aloys Fischer)在1924年写道]，目前的情况仅仅表现为……经济体系的危机，有时候表现为政治和国家观念的危机，或者是社会秩序的危机。而在其他时候，它又从更深处和更宏大的层面被理解为整个知识界以及精神文化的危机……”无论怎样，只要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相信它实际存在，危机就确实存在。(39)
哲学家们对这场危机的原因展开了往复辩驳。利伯特的《当前危机的精神后果》一书五年三次再版就反映了其流行程度，他在书中断言，每个时代和每个历史境况都由危机感决定。“没有危机的时代，”利伯特坚持说，“了无生气，就像没有危机的人就是死人一样。”(40)20世纪20年代，决定了德国危机的因素乃当时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和文化基础的失落。“我的作品的任务，”利伯特承认，“不是为了证实或呈现当代生活的任意一个危机，无论它可能拥有多么惊人的力量。相反，我的作品旨在揭示我们时代，乃至整个当代世界观和生活情绪的危机，即代表了全部个别危机的概念和意义，以及规定、滋生这种危机的共同智性（intellectual）和形而上学根源。”对利伯特而言，全部危机中的这种至高者根植于“历史主义培养起来的致命的历史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41)。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雅斯贝尔斯等其他著名哲学家则把文化巨变的真正原因理解为科学本身的危机。胡塞尔和雅斯贝尔斯都谈到了科学的客观主张和生活世界的主观因素之间，或者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互不相容。胡塞尔声称，“科学观念实证地还原为单纯的事实科学”导致“科学丢失了生活的意义”(42)。雅斯贝尔斯认为，科学危机“实则取决于受科学境况影响的人类”(43)。即便对生命哲学的支持者而言，危机也可以简化为生命与科学的冲突。眼下的抉择在于，要么把哲学定义为主观的世界观，要么将其定义为客观的科学。在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1911）一文中，胡塞尔看到了哲学身份危机的唯一合法解决方案，即拒斥历史主义（他认为历史主义导致了世界观哲学的崛起），并重新将哲学塑造为某种严格的科学。(44)同年，狄尔泰致信胡塞尔，认为这是个错误的二分。狄尔泰认为，人们可以保持对“普遍有效的知识理论”的信念，同时仍然提供一个连贯的世界观理论。(45)对于接下来的一代人来说，世界观与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哲学是否要跟随历史主义的道路，并且如狄尔泰担心的那样，最终“被眼见它自身四分五裂而造成的焦虑”所囚禁？(46)或者，它会遵循科学主义的原则，从黑格尔之后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吗？以及，哲学需要根据什么标准判断，又应该采取哪种替代方案？
在20世纪初，学院哲学所做的抉择似乎是意义重大的。例如，李凯尔特就毫不怀疑哲学为何处于危机之中；病态世界观（正如李凯尔特揶揄的那样）在主观体验中提出了价值问题。(47)哲学危机的答案在于建立一种以知识论和先验方法为基础的价值科学，它将克服非理性的生命哲学和世界观哲学那种无组织、直觉式认知方式。(48)李凯尔特面前有个明确的选择：哲学曾是一门科学，它当时必须拒绝路德维格·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乔治·塞克（George Circle），以及尼采的追随者等秉持浪漫主义-活力论的浅薄之辈的流行冲动。而包括爱德华·施普兰格尔和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在内的其他人也求助于哲学的科学定义，以求从客观上解决危机。但即便在科学传统中，许多学者也认为旧的传统处于动荡之中，而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物学家们也纷纷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同事一道承认科学在现代世界的危机之中的孱弱地位。科学被认为是世界观的理论：人们在生物学中会谈到活力论；在物理学中则会谈到机制和相对主义；而在数学中则会说起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49)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中，魏玛时代的官方学术精英也都认为自己正在卷入类似的缠斗之中：即为分隔开科学和生活、科学和世界观的问题与冲突提供解决方案。如果没有意识到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苦恼的危机心态，我们几乎无从理解1880年到1930年整个这一时期的德国思想。
以数学为例，赫尔曼·威尔（Hermann Weyl）就于1921年写了一篇题为《数学基础的新危机》的文章。同年，理查德·冯·米泽斯（Richard von Mises）也在物理学领域发表了《论当前的力学危机》。在随后的1922年，约翰尼斯·斯塔克（Joseph Stark）发表了《当前德国物理学的危机》，约瑟夫·佩措尔德（Joseph Petzold）则写作了《对因果概念危机的关切》，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则著有流行于世的《理论物理学当前的危机》一文。(50)甚至斯宾格勒也以其反传统的口吻谈到了物理学的危机，尽管他是从文化世界观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的。(51)作为科学史家的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在其富有洞察力的研究《魏玛文化、因果性和量子理论》中主张，“在这个时期……德国的所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经历了影响深远的危机，这些危机的定义显示出，它们与魏玛时代智识（intellectual）环境的主要风气的紧密关系”(52)。随着危机心态的发展，许多人并未注意到，在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本身就是被错误提出的问题。科学主义并未提供普遍的有效性，历史主义也不只是对历史相对主义的信仰。二者都在某种原初的意义上隐含另外一方。
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哲学、法学和语言学都受到了科学化进程的有利影响——乃至到19世纪末，人们可以谈论新的人文科学了——那么，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物理学和力学）和数学也反过来被历史化了。正如赫伯特·施纳德巴赫提醒我们的那样，“19世纪的整体意识以科学和历史之名从观念论中得以解放”(53)。
当然，19世纪“是自然科学的世纪，也是历史意识的世纪”的观念乃某种普遍看法。(54)然而，将世界分割成自然和历史的流行模式（经由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而得以发展）却具有误导性。在后黑格尔时代发展出来的新的知识批判方法，不仅包括重新思考历史与科学的关系，也包含重新思考科学与历史的关系。档案批判、新文献学、批判的诠释学、兰克式的“消灭自我”——都证明了历史思想中新出现的科学元素。但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带着对真理历史性的新洞见，科学也越发历史化或相对化了，其程度之深，正如迪特里希·冯·恩格哈特在《自然科学的历史意识》（Historisches Bewußsein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中主张的，“对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解牵涉到我们对其与历史之关系的理解”(55)。
对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胡塞尔和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而言，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分野乃未经批判就设定的第一原理。实际上，新的知识论试图在形式的、材料的、方法论的和心理学的原理的基础上，为这种分野提供普遍有效的基础。但即便这些思想家试图对“个案”与“通则”、“规律科学”与“经验科学”作出区分，他们也通常没有注意到历史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反，他们接受了笛卡尔-康德思想传统所定义的科学承继结构。通过对自然数学化，笛卡尔希望为全部科学提供一个真理模型，从而能够清除怀疑并抵达真正的客观性。差不多150年后，这个系统上可实现的科学梦想对于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计划而言同样重要。正如康德在该书序言中解释的那样：“我在这项考察中首要关注完整性，我敢说，没有哪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在此得到解决，或者在此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实际上，就连纯粹理性也是一个如此完善的统一体：只要它的原则哪怕不足以解决任何一个它自身所提出的问题，人就只好把这个原则抛弃，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对它处理任何其他问题无法抱有完全的信心了。”(56)但随着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变化，以及牛顿-机械世界观在19世纪的衰落，外加世人对科学作为“研究”的新制度化理解的推进，科学真理的确定性也受到了挑战。(57)在17世纪，笛卡尔的自然数学化计划为科学提供了客观性；大约300年后，斯宾格勒雄心勃勃的数学历史化谋划也只揭示了世界观真理的相对真实性。(58)然而，区分笛卡尔的客观主义梦想和斯宾格勒的历史相对主义是容易的，在某种根本意义上，它们代表了伯恩斯坦在其《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一书中所描述的同一经典传统的开端和终结。二者均为哲学寻求最终基础的产物，也都是后黑格尔德国哲学中同一认识论视野的表达。(59)我在本章中试图概述的危机局势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人们对这些基础之不稳定性的自我意识。
在其对当代科学的卓越研究作品《迷宫中的交叉路口》（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中，科尼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对现代时期的危机心态作出了深刻解读。对他而言，“危机”不仅仅是科学发展和进步发展中的历史阶段，而是“其永恒状态”(60)。卡斯托里亚迪斯主张，危机本身与“科学的历史”相关，它展现了科学活动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并对科学的整个范畴框架提出质疑，也体现了后者的危机状况……此处要紧之事不仅在于支撑了西方科学300年历史的形而上学，以及这种形而上学为科学提供了自身隐含的、无意识的观念，这些观念关乎数学、物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诸对象的存在论地位。同样应该考虑的是这些对象的内在逻辑结构；它是科学所追求的知识模式的公认样式，也是科学和哲学、科学的历史状况及其作用，以及维持科学运转的组织和人的社会历史状况及其作用等二分法的标准。(61)
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描述中，与其说科学真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不如说它是人们对知识本身的形而上学理解的产物。世间可能并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立场，科学本身与人类世界的历史性密不可分，这与笛卡尔基础主义已经证明自己在哲学上破产的事实有关。卡斯托里亚迪斯首先旨在取消继承自早期现代哲学传统中的知识论概念，进而重新思考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分歧。
与此相对，笛卡尔式的科学所倡导的“知识方法则将其对象构造为独立于主题的演化过程，它可在普遍有效和完全透明的时空框架中找到”,卡斯托里亚迪斯像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一样坚持认为，量子力学和现象学等新科学和新哲学“展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的提问之人本身会与问题有所牵连”(62)。随着笛卡尔确定性的崩溃以及人们对知识历史性质的洞见，真理不再被理解为命题性的，而是解释性的。随着后黑格尔基础主义的崩溃，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哲学审讯”也继承了海德格尔在现时代挑战科学思想中的主体/客体二分的形而上学。通过在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和事实性范围内重新定位科学，卡斯托里亚迪斯像海德格尔一样，成功让科学受到质疑——并在此过程中破坏了令现代科学得以可能的笛卡尔传统的基础。在挑战科学的标准定义时，卡斯托里亚迪斯帮助澄清了“科学知识本身正在从根源处和影响深远的意义上经历深刻的危机”。但他的批判本身就是对战后（尤其是海德格尔作品中的）危机意识的历史反应。海德格尔对支撑科学的笛卡尔式存在论的破坏导致人们重新思考危机，他将其作为现代晚期科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海德格尔在其20世纪初的作品中开始了他对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旨在与现代性对抗，而现代性又被定义为科学-形而上学思想的时代。这一点在历史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表明海德格尔何以能够将人们习以为常的危机修辞转化为针对现代性本身之历史的对抗，而这种历史叙述又是经由其内在的笛卡尔式假设加以引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