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提问方式和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

狄尔泰的批判与康德的批判计划存在明显的联系，但正如他与实证主义者和历史学派的关系一样，我们不应假设主题上的接近就能转化为哲学上的共识。在很多方面，狄尔泰与康德的不同恰好对我们理解前者的作品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狄尔泰和康德在认识论的某些基本方面相互矛盾，尽管存在差异，但狄尔泰仍与笛卡尔-康德式“早期现代的意识哲学”存在联系。(50)但狄尔泰却从不同于柯亨、纳托普、兰格(Lange)、文德尔班或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的角度对其提出了新的批判——这种批判并非形式的、先天的、生理学的、价值论或自然科学的。狄尔泰的贡献在于，他认真对待了历史学派的成就，并以之为起点批判康德的思想。也就是说，狄尔泰试图从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诠释学的角度批判康德传统。他把“理性”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但又未远离康德的知识论主题。为了更充分地阐明这一立场的含义，我将首先概述狄尔泰哲学中的一些重要主题。

1867年，狄尔泰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谈到，“在我看来，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都已被康德所决定。所有人文研究中最高也最普遍的任务是：世界以何种方式呈现在（仅存在于我们的知觉和表象中）我们眼前？”(51)在另外一个系列的演讲（即“逻辑和哲学科学的系统”）中，狄尔泰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由康德提出的：“它意味着，现象世界的知识在何种条件下才是可能的？”(52)对狄尔泰而言，这个问题依旧是他整个计划的基础。1890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及其证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文章。(53)四年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所谓的“描述和分析的心理学观念”的计划。(54)1896年，他还出版了“比较心理学”，而在其未发表的“遗著”中还包含了该书的“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内在知觉”和“知觉的心理背景”等章节。(55)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狄尔泰持续从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学者们的既有研究中反思现象知识的问题，尽管特征和实质有所改变，但他依旧保留了康德的关注点。因此，尽管狄尔泰与李凯尔特、文德尔班、柯亨和其他新康德主义者（在术语使用、方法论和主题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们仍共享了康德知识论的一些基本的提问方式。像李凯尔特一样，狄尔泰一直坚持认为，知识的基础在于人的意识。他可能会争论意识的定义，以及人在何种情况下会选择研究它等问题，但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以及其他诸多差异），狄尔泰依然坚定地坚持着笛卡尔-康德的方法。正如他在“哲学的系统”系列讲座的某一次中谈到的：“就像笛卡尔以来所有早期现代哲学一样，康德的出发点在于以下原理：知识和知觉的全部形式都是在意识中给予我们的。意识乃知觉和知识的起点……任何超出了意识的存在都无法得到表达。”(56)

狄尔泰认为，康德系统地证明了，全部人类知识都起源于意识，并且因此内在于我们的经验，他也因此成功地消除了形而上学的各种过度思辨。(57)在狄尔泰看来，通过限制科学知识关注的领域，并重点考察其可能性和基础，康德不仅重新恢复了形而上学，并以此反对了学院哲学家们的空想。但即使狄尔泰能够坚持认为，康德“关于严格知识条件的问题实质就是科学的条件问题”，并且成功地把哲学转化为一门严格的经验科学，他也依旧认为康德的计划存在严重不足。(58)

康德生活在一个科学范式盛行的时代，后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数学和物理学来定义的。因此，他认为，科学知识如果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话，一定是必然和普遍的。但狄尔泰认为，在德国学术界盛行历史语文学的时代，这种科学观必须大幅修改。他首先对康德在“纯粹的”和“经验的”知识之间的虚假区分提出质疑，并试图重新定义意识本身的含义，进而重新阐述康德关于人类知识条件的问题。(59)在狄尔泰的解读中，意识从来不是“纯粹的”或绝对的，而是仅存于人类生活的背景之中，因此被时间和文化所决定。于是，意识始终是特定的意识，例如，我的意识便是我对特定历史背景的总体刻画的一部分。狄尔泰宣称，“康德的错误在于，他并未深入处理此类历史观察的广度”(60)。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尝试援引某种先天条件解决知识论的问题，他相信这些条件开启了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可能性。但狄尔泰却不同意此种说法，他强调历史经验乃生命的唯一先天条件，生活在世界中的生命便是如此。正如狄尔泰在其未发表的“遗著”中写到的：

康德的先天概念僵化而死板。我认为，意识的真正条件及其预设乃是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或者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意识有其历史，而这段历史也正体现了它们与更加确切的、归纳得出的多重感官内容的一致性。历史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眼中那些显得呆板的条件。这些意识的历史条件永远无法泯灭，因为我们通过它们才能够思考。相反，它们本身处在不断发展之中。(61)

狄尔泰强调，人类生活的实际条件乃是自然或历史世界研究的必要起点。对于不断发展的关于在世界中生活的科学而言，“纯粹”的理性学说或绝对先天的知识均无法满足其需求。因为生活总是在变化，科学（也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永远无法从变化的过程中移除，后者正是其根本所在。如果理性能够为人类历史提供知识论，它首先就要放弃自身那永恒、无变化、一成不变和实体化的起点。狄尔泰坚持认为，对于任何强调人类知识的经验性而非其纯粹性的新的理性批判而言，这样做都是其前提条件。康德对人类理性的理解并不适用于狄尔泰，因为它用逻辑和数学等毫无生气的原型衡量人的意识，从而拒绝了历史存在的实际经验。此外，康德的十二范畴仅仅是从固定的认知方案限制了人类欲望的根本冲动。在《精神科学引论》的著名段落中，狄尔泰解释说：

洛克、休谟和康德所构造的认知主体身上并不流淌着鲜红的血液；他们身上流淌的只是稀释过的理性汁液，即某种单纯的思考过程。认知官能似乎经由感知、想象和思考而构造出了外部世界、时间、实质和因果的概念。然而，我从历史和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类开展了整体研究，这促使我从人的意志、知觉和想象的能力的角度解释认知及其相关概念。因此，我用到了如下方法：我把当今抽象的科学思想的所有组成部分与整个人性相联系（正如经验、语言和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并试图为它们建立具体的联系。结果，我的世界图景以及我对实在的知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个性、外部世界、他人、他们的具体生活和互动——都可以从人性整体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意志、感觉和思考都不过是生活实际过程的不同方面。我们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无法通过严格的先天知识条件回答，而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回答，后者以人性的整体为出发点并且勾勒出了它的发展脉络。(62)

在很大程度上，狄尔泰的态度取决于他对康德思想中的僵化和学院因素的拒斥。例如，他对康德的时间理论的抽象性和形式性提出了质疑，并声称任何试图把时间还原为某种理想的直觉现象的做法，都并未把时间的真实性作为其当下的经验。(63)狄尔泰认为，康德的分析是根据时间的数学-物理模型（即持续不断的观察和持续的存在）得出的，因此他并未把握生活经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尽管如此，狄尔泰仍旧提出了“康德未曾提出的历史知识论在其自身的概念框架中是否可能”的问题，并希望以此重申康德思想中有意义的部分。(64)因此，在尝试恢复康德对科学严谨性要求的同时，狄尔泰也明白，他迫切需要瓦解康德式提问进而回到活生生的历史经验。通过展开理性的历史，并“在当时康德学派占主导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完整和充分的活生生的生活经验”，狄尔泰希望自己能够弥合生活本身与科学那僵化的基础之间的缝隙。(65)然而，他在引用康德时出现的前后矛盾却让其计划未能成功实现，这个矛盾贯穿其整个工作始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对新康德主义者及其历史知识理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