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
尽管李凯尔特试图在他的作品中克服形式主义的指责，但很多人认为他对历史生活问题的态度依然过于抽象和理论化。例如，特勒尔齐便批评李凯尔特在价值系统方面及其对具体历史经验的理解上均过于形式化了。他还认为，李凯尔特的先验逻辑把所有心理事实都解释为空间-物理层面的“异质连续体”的组成部分，而并未承认非理性的作用。(111)这种方法的影响在于，它破坏了让历史学家得以理解过去的联系。正如特勒尔齐所言，“只要从观念和标准为起点，人就会跌入非历史的理性主义，并丧失自身与经验历史及其实践之间的联系”(112)。梅尼克在特勒尔齐去世几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尽管梅尼克赞扬了李凯尔特值得注意的方法论贡献，但他仍试图证明，哲学只是在解释历史现实方面才会走这么远：“现代哲学的首要关切点在于对价值的本质作出决断。历史学家可能会从这种讨论中获益，但他不必也无法拒绝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构造价值之本性的想法。从哲学家的观点看，这种观念看起来过于粗略，含糊不清，因此不够充分。但因为它得自历史探究的实践过程，因此与更符合逻辑的抽象程序中得出的观念相比，它可能具备更多的内在确定性。”(113)梅尼克的批判得到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赞同。
在撰写关于历史探究之逻辑的著作《历史哲学问题》一书时，齐美尔就对人们从过于抽象的层面处理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提出过警告。这样做会造成一种“人为的隔绝局面，知识论的转换或者置换方法不可避免会与实际的实践研究相关……因此，这些科学的知识论分析似乎与它们的实际结构并无紧密的联系。通过反思研究过程，抽象层面的研究似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结构，一种可以投射到各门科学真实形式中的结构”(114)。许多人因为感觉到李凯尔特忽视了历史实践的实际环境而批判他，齐美尔、梅尼克和特勒尔齐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代表。这些生命哲学家和历史主义者想要探究知识之根本及其历史性的基础，而这正是李凯尔特及其先验价值体系严重忽略的领域。但最有先见之明的评论则来自狄尔泰，他与李凯尔特一致认为价值乃历史科学的关键。在其未发表的“遗著”中，狄尔泰写道：“如果历史材料和历史过程中缺乏价值决断，则历史现实和历史研究都无从想象。”狄尔泰解释说，仅当“这些价值并非先验价值，而是生命价值时”，它们才有历史意义。(115)李凯尔特希望把历史生命价值解释为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范畴的表达，即“先天的客体目的论价值”，但他在这样做时犯了错误。(116)狄尔泰坚持认为，历史价值并非从它们作为活动的先验基础的理想地位得来，而是从它们对历史存在的实际影响中得来。(117)
在其“历史理性批判”中，狄尔泰试图往精神的历史发展中植入精神科学的方法，并以此克服李凯尔特的“先验形式主义”。与李凯尔特一样，他也热衷于提出新的历史知识理论，从而确保历史探究真正的科学品格，同时又让它独立于所有自然科学方法之外。但正是在李凯尔特模仿康德对自然科学和数学做出先验批判的地方，狄尔泰则强调了一种根本的诠释学逻辑。在狄尔泰的解读中，自然和历史的差异无法仅仅追溯至概念构成的形式对照层面。相反，他认为，让我们得以理解历史的经验本身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方法所能处理的限度。他同意李凯尔特的观点，即处理历史的合适方法必定是科学的，但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科学。狄尔泰认为，人类“属于历史”，而人类对历史世界的知识也建立在这种“归属感”之上。因此，对于狄尔泰而言，历史绝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它绝不是高于主体或者与主体分离的对象。坚持历史客观性的科学理论也永远无法把握到人类与过去的这种独特联系。(118)
新康德式的知识论根植于康德的问题，即客观经验何以可能？循着康德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基本原理，李凯尔特相信，自己能够提出具备知识论担保的历史真理理论。但在将康德的自然批判用于历史的先验批判时，狄尔泰声称，李凯尔特遗漏了历史经验的根本特征，即其历史性。对李凯尔特而言，历史对象就像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对象一样，它对历史观察者直接就是“给定”之物，其实在性已经由心灵范畴产生的先验概念构造所决定。按照康德划定的大纲，李凯尔特认为，历史科学必定从其逻辑结构的角度研究历史对象，这条路径定义了新康德主义思想的方法。但像梅尼克和特勒尔齐等历史主义思想家则对这种新康德主义策略抱有严重的疑虑。尽管他们承认，通过强调价值的观念和个体性，李凯尔特把握到了历史思维的根本，但他们相信这种做法也否认了真正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119)在梅尼克等人看来，李凯尔特过分强调康德式因果范畴的倾向，只能消除历史生成的动态和活生生的过程。历史本质上是过去的历史，而非等着历史学家去“认识”的“现成”之物，李凯尔特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实际上，时间的距离并非李凯尔特的历史概念构成理论中的逻辑问题。(120)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科学地呈现形式和历史材料的逻辑综合。李凯尔特压根没有注意到，历史个体并非现成的“知识的事实”（就像赫尔曼·柯亨的数学-逻辑式的事实知识一样），它本身受到时间性存在和解释可能性的多重变化的影响。(121)正如特勒尔齐注意到的，“他只知道或仅了解康德式的数学时间概念，而并不知晓历史时间或具体而持续的时间概念”(122)。最终，李凯尔特把康德式因果关系应用到历史中时，就会得出一个没有任何发展的静态历史对象组成的世界。在这个缺乏时间变化的离散对象组成的世界中，仅有事实，没有历史性。
李凯尔特的批评者也担心他盲目地无视人类的历史性。他们坚持认为，李凯尔特对先验主体的看法错失了历史意识的本质属性，因为基于逻辑而非历史现实的主体很难理解文化变迁的具体动态。与李凯尔特无时间性的先验主体相对，特勒尔齐和梅尼克提出了“时间主体”的概念，后者认为历史为人类提供了理解过去的“视野”。在肯认人类思想无法逾越的边界的积极意义上，特勒尔齐和梅尼克紧随尼采的步伐，后者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部分中谈到，人类意识的“历史视野”在于增强生命的可能性。(123)尼采认为，所有知识都披着解释的外衣，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角度接近真理，这些角度在时间上受到历史视野的束缚，在空间上则受到文化传统的限制。尼采写道，我们陷入到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乃至于我们越是积极地想要走出这种偏见丛生的境况，进而否认当下时代的局限性，就越是远离了主张人类价值的任何知识。但李凯尔特并未被尼采的批评和特勒尔齐、梅尼克等历史主义者的著作触动。为了“克服”“视野”的局限，李凯尔特试图把历史奠定在一个绝对有效的永恒体系中。在背离了当时的配景理论（perspectivism）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种先验的历史理论，但这个理论并未真正解决历史主义思想的潜在危机。
对李凯尔特的作品的最强有力批判来自他在弗莱堡大学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后者指出了他的先验提问方式是站不住脚的。(124)海德格尔紧随狄尔泰的步伐，强调历史科学的基础并非逻辑，而是人类存在的时间范畴。并且，海德格尔进一步确认，客体“走进”历史并非逻辑的概念-构成的结果，而是因其扎根于时间之中造成的。因此，历史对象不应仅仅被视为历史科学中的“现成事实”，而应被理解为具备时间距离特征的存在形式。把历史简化为单纯的对象会让它失去与过去的根本联系。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解释的：
即便“历史”的问题是根据科学理论的方式加以处理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对理解事物的历史方式做出“知识论层面的”澄清（齐美尔）——或者在于展现历史概念构成的逻辑（李凯尔特），而且这种方式关注的是“对象的侧面”，因此，只要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我们就只能从科学对象的角度研究历史。于是，历史的基本现象（它先于历史科学任何可能的主题化）则无可挽回地搁置了。而历史成为历史科学的可能对象的原因，我们只能从属于历史的存在中总结——从其历史性及其扎根于时间性的方式中寻求。(125)
到1927年，海德格尔已出版了其《存在与时间》，新康德主义已逐渐式微。李凯尔特的职业生涯行将结束，其影响力也在减弱。历史主义者和生命哲学家们对“形式主义”和“先验抽象”的指责依旧在继续，但此时，人们对李凯尔特历史逻辑的全新批判已开始出现。随着海德格尔对存在之历史的全新强调，新康德主义者的根本问题已发生改变。正如路德维希·兰德格里贝（Ludwig Landgrebe）指出的，海德格尔对有关历史主义危机的辩论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证明了“如果缺乏新的存在论，精神科学就无法获得其哲学基础”——这个证明也是《存在与时间》的任务所在。(126)就像在其名为“时间概念史”的马堡讲座（1925）中一样，海德格尔在这本书中也批判了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原因在于他们的“空洞的方法论”。(127)为了强调知识的先验条件，他主张：“他们已不再探求这些实在本身的结构了。他们的主题仅仅局限在科学展现出的逻辑结构上。而且这一步走得太远，乃至在李凯尔特的科学理论中，我们已无法识得他处理的科学的面目了。他只是制定了科学的计划。这种扭曲狄尔泰的提问方式，并使之平凡化的做法会导致可疑的结果，比如隐藏其真正的意义，并且阻碍其至今为止的积极后果。”(128)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狄尔泰的正面成就在于，他摆脱了新康德主义者们对“空洞方法”的关注，并且把哲学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实在本身。为了反对巴登学派纯粹的形式主义，狄尔泰在其作品中转而把生命的时间-历史维度作为精神科学研究的基础。然而，在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对狄尔泰的提问方式的轻视中，海德格尔在学院哲学中发现了一个僵局或困惑，而这有助于激发历史、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危机。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期开始，人们便能够谈论德国哲学中的“存在论转向”了，而这种转向对传统人文科学方法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哲学家们对狄尔泰和海德格尔作品中历史意义的全新强调，历史真理问题的形式就逐渐从李凯尔特的知识论探索转变为对历史存在的存在论关注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主要关注这个问题。
我想在对这种存在论解读的关注中表明，与伊格尔斯、吕森和其他学者提供的标准解读相比，理解历史主义的危机要求一个更广泛的提问方式。这些学者的杰出工作有助于澄清历史主义思想家的学科基质和专业目标。通过揭示历史主义思想中的意识形态预设和政治忠诚，这些历史学家成功开启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整个方法论争议。但世人从学科层面对历史专业的关注模糊了哲学家对历史主义传统的真正贡献。新康德主义者和狄尔泰对研究问题、方法论和客观性的强调不应该掩盖他们世代辩论的根本意义，我认为，这种辩论最终是哲学的而非历史的。吸引哲学家的问题是历史主义者的立场在知识论、价值论和存在论层面的后果，当它们与科学真理的问题相关时尤其如此。历史主义在科学的框架和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它还挑战了传统上把自然科学的逻辑理解为真理之普遍标准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的“危机”实际上不过是科学探究本身在时间、历史、文化和制度层面的自身意识的反映——我们现在合宜地把这个主题称为“后现代主义”。但因为历史主义的科学诉求而起作用的形而上学矛盾却同时揭示了现代主义视野中的核心矛盾。在这个新兴的现代主义传统时代著书立说，海德格尔和狄尔泰都意识到了人们对“危机”的整个讨论中的重要之事。
海德格尔对主体/客体思维做了解构，这后来成为李凯尔特和狄尔泰提出的科学-历史问题的回应。正如他试图在自己对斯宾格勒的批判中表明的，要理解历史思维，仅仅从历史(history)和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角度是无法做到的，我们始终要将其与时间视野中的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解读相联系才行。在这种时间的意义上，历史首先是某种“持续展开”，某种历史颁布的现象，而非文化对象或科学来源。狄尔泰的著作有助于让历史存在的这种过程性特征变得清晰，但他的批评的真正焦点并非如此这般的历史研究，而是历史性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因此，任何把海德格尔和狄尔泰的工作与史学（Historik，对历史研究实践的学科反思）传统建立联系的尝试都是成问题的。他们的工作的核心是认识到，历史主义危机——或者更恰当地说，这场危机中的核心问题——代表了现代性计划的内在紧张：即科学探究中的主客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至笛卡尔在哲学研究中对可靠方法的要求。这些矛盾在狄尔泰的著作中清晰可见，他的著作为20世纪头25年中的德国哲学提供了危机思维的模型。
(1)Heinrich 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r philosophischen Modeströmungen unserer Zeit (Tübingen: Mohr, 1922).
(2)Heinrich Rickert, Kant als Philosoph der Modernen Kultur (Tübingen: Mohr, 1924); Die Lehre von der Definition (Freiburg: Mohr, 1888);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idelberg: Winter, 1924); System der Philosophie (Tübingen: Mohr, 1921); and Der 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 Einführung in die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Tübingen: Mohr, 1928).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Eine logische Einleitung in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转引自Die Grenzen) (Tübingen: Mohr, 1929), and 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 (转引自KN) (Tübingen: Mohr, 1926)。最后两本书都经过多次再版和修订。总体上，我会用到后续版本的页码，因为这些版本体现了李凯尔特战后思想的转变。
(3)Heinrich Rickert, The 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Natural Science: A Log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转引自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trans. Guy Oak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Die Grenzen, 8; Ernst Troeltsch,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 DieNeue Rundschau 33 (June 1922): 586.
(4)Heinrich 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A Critique of Positivist Epistemology, translated by George Reisman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62), 154; KN, 140.
(5)Rickert,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3-4.
(6)Ibid., 142.
(7)Ibid., 131.
(8)Rickert,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
(9)Heinrich Rickert, Heidelberg Ms. 59, 4-4a. 我在本章中会反复提到李凯尔特未出版的作品，它们收藏在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其中包含180个不同的条目。此处引用的手稿名为“Einführung in die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在下文中，海德堡大学的全部手稿引文都会被标记为Hd.Ms.
(10)Ibid.
(11)Heinrich Rickert, Heidelberg Ms. 59, 4-4a.
(12)Ibid.
(13)Rickert, Hd.Ms. 13, 34.
(14) 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xiv.
(15)Heinrich Rickert, Grundprobleme der Philosophie (Tübingen: Mohr, 1934), 6-7.
(16)对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更为详尽的讨论，见李凯尔特的同辈人Ernst Troeltsch所著,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Tübingen: Mohr, 1922), 102-110。
(17)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48.
(18) Ibid.
(19)Rickert, Hd.Ms. 115, 3, 李凯尔特在其中坚持认为，本就不该有历史主义！类似的口号也能在以下文本中找到：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49, in Hd.Ms. 13, 27, 以及在Die Grenzen, 8。
(20)Rickert, Hd.Ms. 31, 4 and 10.
(21)Rickert, Die Grenzen, 11.
(22)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29), 120-122.
(23) Ibid., 22.
(24)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29), 120-122.
(25)Ibid., 59.
(26)Ibid., 42-43.
(27)Ibid., 44.
(28) Ibid., 55.
(29)这个问题源自以下两卷本研究著作：Karl Vorlander, Immanuel Kant (Leipzig: Meiner, 1924), 1:270.
(30) Immanuel Kant,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rans. Paul Carus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50), chap. 2.
(31) Ibid., 42.
(32)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44; KN, 43.
(33)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110 (强调系本书作者所加)。
(34)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55-56; KN, 53-54.
(35)Ibid., 38; KN, 37.
(36) Ibid., 32; KN, 31 (cf. Die Grenzen, 36).
(37)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33; KN, 31.
(38) Ibid., 33; KN, 32.
(39) Ibid., 33-34; KN, 32-33.
(40)Ibid., 34; KN, 33.
(41) Ibid., 34; KN, 33.
(42)此处的翻译来自：Thomas Burger, Max Weber’s Theory of Concept Form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1, 并且参考了此前一个版本：Rickert,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Tubingen: Mohr, 1902), 34。其他来自Die Grenzen一书的引文都出自前文提到的1929年版。
(43)Rickert, Die Grenzen, 42.
(44)Ibid.
(45)Rickert, Der 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 1.
(46)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33; KN, 32; Die Grenzen, 35.
(47)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36; KN, 35.
(48)Rickert, Die Grenzen, 36-37; Science and History, 34-35; KN, 33-34. 有关这个概念的解释也可参见李凯尔特的重要文章：“Zwei Wege der Erkenntnistheorie”, in Kant Studien 14 (1909), 169-228.
(49)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45; KN, 44.
(50)Ibid., 46; KN, 45; 参考Die Grenzen, 219。
(51)Rickert, Die Grenzen, 227.
(52)李凯尔特在下述作品中扩展了这个论证：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27-37.
(53)Kant, Prolegomena, 42.
(54)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例子，可见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vol. 1 (New York: Appleton, 1870), 尤其是 3-4。
(55)Rickert, Die Grenzen, 315-318.
(56)Ibid., 317.
(57)对价值哲学之基本原理的精彩讨论见：Herbert Schnädelbach ,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1831-1933 (Frankfurt: Suhrkamp, 1983), 199-224; Johannes B. Lotz, “Sein und Wert”, 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57 (1933): 557; August Messer, Deutsche Wert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Leipzig: Reinicke, 1926); J. E. Heyde, Wert: Eine philosophische Grundlegung (Erfurt: Stenger, 1926). 对这种立场的批判见：Parvis Emad, “Heidegger's Value- Criticism and Its Bearing on a Phenomenology of Values”, in John Sallis, ed., Radical Phenomenolog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8).
(58)Heinrich Rickert, System der Philosophie (转引自System), (Tübingen: Mohr, 1921) 114。
(59)Johannes Berger, “Gegenstandskonstitution und geschichtliche Welt”，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unich 1967, 181. 这篇博士论文对这个立场提出了批判。
(60)Rickert,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70.
(61)Rickert, Hd.Ms. 31, 203.
(62)Rickert, Die Grenzen, 526.
(63) Kant, Prolegomena, 42.
(64)Herbert Schnädelbach,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nach Hegel (Freiburg: Alber, 1974), 151.
(65)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83-84; KN, 81-82.
(66)Rickert, Die Grenzen, 523.
(67)Ibid., 522-523.
(68)Rickert, Die Grenzen, vii-xxxi.
(69)李凯尔特对比彻的评论见：Die Grenzen, 476, 613; 对狄尔泰的评论见：125, 181-183, 488; 论齐美尔见：272, 574; 论梅尼克见： xxvü, 335; 论特勒尔齐见：xxvii, 539。
(70)Rickert, System, 219.
(71) Ibid., 218.
(72) Ibid., 219.
(73)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89; KN, 97.
(74) Ibid., 90; KN, 88-89.
(75)对兰克的立场更加全面的讨论见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76)Rickert, Science and History, 85; KN, 83.
(77)Ibid., 91; KN, 89.
(78)Friedrich Meinecke, “Kausalitäten und Werte”, in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Koehler, 1959), 61-89.
(79)梅尼克对这三个传统之批判的进一步讨论见 Walter Hofe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Weltanschauung, pt. 1 (Munich: Oldenbourg, 1950), 39-318。
(80)Rickert, Die Grenzen, 376-377.
(81)Fritz Stern, ed.,Varieties of History (New York: World, 1958), 273; Meinecke,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68.
(82)Rickert, Die Grenzen, 335.
(83)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273; Meinecke,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68-69.
(84)Ibid.
(85)Ibid., 497; Meinecke,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68.
(86)Rickert, Die Grenzen, 335.
(87)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283; Meinecke,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82.
(88) Ibid.
(89) Ibid.
(90) Friedrich 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Munich: Oldenbourg, 1965), 94, 577;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203.
(91)Meinecke,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204.
(92)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95. 尤其参阅Jörn Rüsen的精彩文章, “Friedrich Meineckes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in Michael Erbe, ed., Friedrich Meinecke Heute (Berlin: Colloquium, 1981), 76-99。
(93)见Fried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rans. J. E. Anderson (London: Routledge, 1972), l-li.中的导言部分。也见：Friedrich Meinecke, 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und vom Sinn der Geschichte (Leipzig: Koehler and Amelang, 1939), 13; Friedrich Nietzsche,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57-123.
(94)Meinecke, 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13, 97.
(95) Ibid. 在“Values and Causality in History”中, Meinecke写道, “如果没有对价值的强烈渴望，因果探究就成了毫无生气的任务。” 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276.
(96)Meinecke,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341.
(97)Meinecke, Historism, lvii.
(98)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vü.
(99)Rickert, System, 305.
(100)Rickert,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29.
(101)Ibid., 129-130.
(102)Rickert, Hd.Ms. 115, draft no.1, 3; Hd.Ms. 115, draft no.2, 4; Hd.Ms.13, 27; Hd.Ms. 31, 760. 这些措辞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手稿中。
(103) Rickert, Die Grenzen, 8, 736.
(104) Rickert, System, 19, 321.
(105) Rickert, Die Grenzen, 697.
(106)Ibid.
(107)Rickert, 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19.
(108)Rickert, Grundprobleme der Philosophie, 228-229.
(109) Ibid., 231-232.
(110)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322.
(111)特勒尔齐对李凯尔特的批判尤其参考Ernst Troeltsch,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der Streit um Rickert”， Schmoellers Jahrbuch46(1922): 35-64。
(112)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162. 对李凯尔特先验价值理论的另外一种讨论可见Alfred 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134。
(113)Friedrich Meinecke,“Values and Causality in History”，in 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277-278; Meinecke,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74.
(114)Georg Simmel,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147.
(115)此处对狄尔泰的引用部分来自其未发表的”遗著”，但这些内容已经被下列作品先行引用：Michael Ermarth, William Dilthey: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194.
(116)Ibid.
(117)Ibid., 193-197.
(118)把历史定义为“对象”，就是把它视为一种惰性的“事实”，而非与当下有着生动、有机联系的关联体——也即某种经历的事物。实际上，这是狄尔泰对历史的诠释学理解和李凯尔特对历史知识的逻辑看法的主要区别。
(119)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236.
(120)这种基本的批评是海德格尔式的，伯格在其出色的专题论文“Gegenstandskonstitution”中已经提到这个批评，他从诠释学的角度处理了李凯尔特的知识论。
(121)对柯亨更加全面的讨论见Klaus Christian Kö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sphilosophie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122)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236.
(123)尼采在其对历史的“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二部分提到过这种观念，但这个概念在整个德国传统中具备丰富的意义。对这个概念更加现代的看法，参见：Hans-Georg Gadamer, Kleine Schriften, vol. 1 (Tübingen: Mohr, 1970), 7; Ludwig Landgrebe , Major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Philosophy, trans. Kurt Rein hardthardt (New York: Unger, 1966), 17，后者把“视野”定义为“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都发现自己能沉浸其中的情境”。
(124)1916年，海德格尔在李凯尔特的指导下写出了自己的教授资格论文；几个月后，李凯尔特入职海德堡大学接替文德尔班，海德格尔也开始更加紧密地与胡塞尔开展合作。海德格尔对李凯尔特的批判的更多细节，请见第五章。
(125)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427;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375.（本书中涉及《存在与时间》的译文，大多参引了陈嘉映、王庆节所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0年版，部分会根据作者行文做出更改——译者注。）
(126)Landgrebe, Major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Philosophy, 119.
(127)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es, Gesamtausgabe 20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9), 20.
(128)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