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解构实践

海德格尔在路德对经院神学的抨击中发现了一种向讲坛式僵化哲学妥协的策略。在魏玛20世纪20年代的新危机中，海德格尔把路德对荣耀的神学或者十字架的神学的质疑理解为他对当时的学者发起的挑战。(81)但现在，路德的“非此即彼”（这个词借自克尔凯郭尔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成了更加急迫的要求。从学院哲学就科学和世界观的传统分歧看，海德格尔很容易就能够提出这种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海德格尔试图以重述路德解构神学的方式解构当代哲学，进而挑战这种肤浅的二分。但“重述”（wiederholen）过去并不就是盲目地原样照搬。(82)重述(Wiederholung)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还意味着，从当前和未来的视野中“再现”过去。海德格尔在解读路德、保罗、奥古斯丁、克尔凯郭尔等思想家的过程中发现，过去并不仅仅作为过去而存在，它还意味着某种未来的可能性。从解构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判断意味着构想传统的新方式，这种传统摆脱了产生于科学/世界观哲学的“客观性”“科学严格性”“历史学识”“概念史”等形而上学观念。

如今，海德格尔对路德的“非此即彼”观念的再现已经转变为，我们需要在仅仅作为文化和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的哲学史和作为在当代生活的事实性中的哲学践行之间做出根本抉择。海德格尔坚持认为，“我们对知识-历史传统的解构，无异于对那些给出如此动机的原初状况作出说明，而基本的哲学经验也源自于此”(83)。也就是说，哲学史的解构并不单纯就是“解构”传统中已有的东西，而是“解构”“拆解”“重建”“拆除”所有“现成的”东西，一直抵达其在事实性生活中的根基处为止。如此，解构就仅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再现，因为在解构过去的过程中，人也在为当下和未来恢复它。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研究不再遵从学院中的科学限制，而是“再次恢复过去的活力——并把它带向未来”(84)。

在早期基督教“保持清醒”以迎接上帝再临（帖前，5:4-8）的经验中，海德格尔发现了批判僵化的、现成在手或者既有哲学意义的来源。(85)早期基督教预测的谨小慎微的风格为他提供了事实性生活经验的模式，因为在基督徒对未来的开放态度中，某种新的时间经验——即时间性——出现了。作为一种实践的解构对所有思想的情境特征——宗教的和哲学的——都很敏感。如果对于早期基督徒而言，基督再临的意义被理解为第二次来临，那来临的时间便不是未来的“某个时刻”。相反，其中的主要问题涉及人对来临本身的确切态度，这也是人“如何”等待的问题。(86)哲学上也一样，海德格尔把“保持清醒”理解为此在事实性的经验模式，他又把这种方式视为事实性诠释学的基础。保持清醒意味着理解此在自身的存在，此处的“理解……并非某种自我举动（意向性），而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从术语的角度讲，理解从来都是此在为自身保持清醒的状态”(87)。

基督徒的清醒经验向海德格尔揭示了两个根本主题，它们决定了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一以贯之的思路：对时间的新理解，以及对诠释学的激进解构式理解。早期基督徒拒绝按照世俗的时间意义理解洞见和启示的“契机”（moment），他们更愿意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经验时间。(88)也就是说，他们理解的时间并非编年史或历史，而是“历史性”。此外，从“何时”而非“何种方式”的角度把期望的模式主题化之后，早期基督徒获得了洞察全部经验的根本性视角，换言之，他们获得了全部经验的诠释学特征。海德格尔在当时的大学中处理哲学在“历史中造成的情境”时，便将基督徒的这两个根本性洞见用于哲学史的解构性解读之中。海德格尔的“情境”指的是“自然鲜活经验的某种统一性。情境相互交织（例如，他在头一年的一个学期中谈到：时间的客观概念并不存在）。每种情境都存在统一的趋势。它们并不包含静止的时刻，相反，它们‘刚好就发生了’”(89)。

背景中“刚好发生”的事情涉及海德格尔所谓的“情境-自我”或者“‘历史’自我”的充分参与。因为某种历史情境中的所有事件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统一倾向，因此，人不能靠仅关注“理论”自我来避免历史主体参与到事件之中。海德格尔认为，多数学院哲学令人遗憾的失败就在于，它们恰好致力于这种过度理论化和“去历史化”目标。例如，自然科学家就会从脱离“情境-自我”的角度观察自然，并且从物理-数学理论的角度作出僵化的描述。(90)但学院哲学家们也并没好到哪里去。新康德主义者以“科学事实”为科学研究的起点，而世界观哲学家则研究哲学史，就好像哲学史里满是概念制品一般。他们并未按照原初的方式开展自己的工作，而是接受了从自然和精神的角度对科学作出的传统划分，也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1923年，海德格尔甚至批判胡塞尔过于理论化的态度，乃至背叛了“现象学的非历史性（ahistoricality）”(91)。海德格尔主张：“从一开始，传统哲学和哲学研究就以某种认知——也即理论认知层面的真相为旨趣。”(92)但圣保罗的清醒经验向海德格尔传递了另外一种知识，一种建立在生活的事实性经验之上，且具备“历史”特征的知识。

但早期基督教意义上的历史并不是过去的客观经验，而是从现在的状况出发，对历史的意义的一种通则性、活生生的事实性意识，即海德格尔（对保罗的分析中）称为“历史现实化情境”的东西。(93)从清醒的情境中，保罗告诫帖撒罗尼迦人注意“时间和季节……我们不要跟其他人一样也睡着了，而是要保持警惕和清醒。因为那些睡觉的人会在夜里睡去，而那些醉酒之人也会在夜里饮酒。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帖前书》，5:1-8）。保罗在信中对读者提出了要求，他要求读者把注意力从历史的客观时间（chronos）转向实施的经验时间（kairos）。但后者也会把契机（kairos）理解为基督教情境中的“决定性转折点”或“危机时刻”：人要么屈服于睡眠和饮酒的巨大诱惑，要么决心清醒地迎接主的再临。(94)理论上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人只有通过决定（理解为危机）才能理解保罗传递的真实信息。海德格尔的历史化情境同样要求非此即彼的抉择承诺，因为他也像保罗一样，为了决然的鲜活经验，而拒绝了理论的睡眠引诱。

借助基督教的原初时间经验，海德格尔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历史情境，即某种全新意义上的“危机”。然而，学术杂志和会议上充斥着众人关于科学危机的所有真诚宣告，它们令海德格尔震惊不已。例如，在写给洛维特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用尖刻的讽刺向新出版的学术杂志《文化精神》（Ethos）和《契机》（以及已经过时的《逻各斯》）表态说：“下周的笑话在哪？我相信精神病院里的人都比这个时代更加清楚和理性。”(95)尽管他对当前的陈词滥调和假象很敏感，但对海德格尔来说，“危机意识”的出现似乎依旧提示出西方历史的一些征兆。斯宾格勒讲述了一番西方文化衰落的大道理，尽管有些夸大其词，但这对他来说却是深刻的尼采式虚无主义的当代标志。20年代的危机不仅意味着价值的衰落，相对主义肆虐的威胁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海德格尔来说，危机本身就是一个指向所有真正科学和历史之原初状态的术语，因为它抵制了理论的流行趋势，进而选择了非此即彼的激进抉择。在这个决定性的危机时刻，人对所有科学和哲学的真正问题，即“存在问题”生出了新的警觉。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每门科学的诞生，都有一个主要的决定，科学就以此为基础。”(96)然而，由于历史和传统的累积造成的影响，这个原初的抉择早已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学术界的僵化实践，它轻易就能嵌入到大学结构之中，也正是在这里，原初的抉择（或者海德格尔在另外一个情境中提到的“原初解释”）变得形式化了。(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