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的提问方式和海德格尔对历史意义的追问
在第四章讨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时，我试图表明狄尔泰对鲜活经验和历史理解的重视，这为新康德主义者对历史的价值论揭示提供了强有力的候选。显然，狄尔泰对一整代德国思想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试图在科学的严格要求和世界观的文化美学之间找到出路。但海德格尔在狄尔泰的作品中发现了别的重要之物，后者促使他宣称“狄尔泰是第一个理解‘现象学目标’的人”(154)。狄尔泰对海德格尔的“生活”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他让后者对情境化的关系和时间连续性等鲜活经验的组成部分——及其过程特征及其结构一致性等——产生了强烈兴趣。就在李凯尔特在历史和自然科学观察中发现分散事实的地方，狄尔泰则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诠释学的处理方式，其中的所有部分都是经由它与整体的关系而得到理解。在狄尔泰的诠释学中，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不与自然的感官印象相关，而是与经验赋予历史生活的原初统一性相关。再次强调，如果对李凯尔特而言，历史与自然的分离在于先验的价值领域，那对狄尔泰来说，这种分离一开始就在于彼此不同的时间观念。
狄尔泰认为，“生活在时间中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为存在方式，即作为背景存在”(155)。然而，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却大不相同，它把时间定义为与人类的各种筹划完全无关的一系列相等的间隔。但狄尔泰坚持认为，人类会时间性地体验生活；他甚至宣称“生活的基本范畴划分也是时间性的，它是其他划分的基础”(156)。在事实性生活的经历中，过去、未来和现在构成了一个共时的整体，这种连续性并非时刻的接续，而是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一致。摆脱了康德式的先天概念“空无”（empty）后，狄尔泰相信自己为处理人文科学根基处的基本现实开辟了新的办法。
海德格尔深受狄尔泰从时间性的角度对生活的理解，尤其是他把过去理解为对于鲜活经验有着持续影响的重要过程，而非已经确定的历史“事实”。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罕见地对狄尔泰表达了称赞，他暗示狄尔泰“正在走向生活的问题”，并且后者“真正的哲学倾向是‘生活’的存在论”。此外，海德格尔还认为，狄尔泰为科学危机和历史主义危机的争论引入了“从本真实在的角度看待历史现实”的视角，这种视角是对人类有意义的存在方式，而非知识论的概念构成方面的分类学实践。(157)在其作于1925年且未经刊行的卡塞尔讲座“威廉·狄尔泰的研究和历史世界观的斗争”中，海德格尔对狄尔泰的研究展开了广泛论述，他明显赞赏狄尔泰把历史现实解释为某种“现象”，而非单纯的研究对象的做法。狄尔泰认为，“（生活）的联系总是已经在场，并且一开始就不是由单位元素构成”，他还说，“生活原本就是整个摆在人面前的”。海德格尔在这些主张中发现了关于现象学方法的启示，这种方法可用来处理事实性问题，后来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又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化为关于此在的根本性存在论分析。(158)
在其1923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存在论：事实性的诠释学”中，海德格尔把事实性定义为“人在自身的存在性中对自身此在的追问……人自己的此在只是在时间中特定的‘在场’”(159)。海德格尔接着说，事实性的基本现象只能在时间性中得到澄清，也只能被定义为时间性。后来，在其卡塞尔讲座中，海德格尔也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试图表明狄尔泰的研究在为事实性鲜活经验和时间性问题建立关联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展。狄尔泰已经开始把历史的真正意义理解为关乎此在那作为“历史性存在”的经验问题，而不是将其理解为被称为“世界历史”的首要性时代过程。但即便狄尔泰探索了历史现实的意义，他也从未提出关乎历史性本身的问题——即“与存在的意义和存在者的存在相关的问题”(160)。海德格尔声称，狄尔泰从未真正具备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因为他心中的困惑从根本上讲还是笛卡尔式的，他的注意力都在科学理论上，并且试图为人文科学奠定知识论的基础。甚至他的诠释学提问也总是被这种方法论理想支配。
但海德格尔在狄尔泰的作品中发现了某种理解过去的方式，这种理解并不把过去看做此前发生的事件，也不把过去仅仅当做文化遗产，而是把它当做具有存在论影响的经验形式。在海德格尔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中，我们可以听见狄尔泰哲学的回响：“生活的联系存在于事实性的生活中；生活的事实性（即此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并且作为历史的存在，它与客观的历史世界和在先的时间存在某种关系（作为态度）。与传统——它本身也是一种具备历史性特征的基本现象——的意义及其权利相关的问题被带回到历史本身的问题之中，而历史本身的意义又根植于事实性生活的事实性本身。”(161)谈到历史，海德格尔总是回到狄尔泰关于历史生活的事实性这个基本见解上。尽管有来自笛卡尔的根源，但狄尔泰还是理解了体验（Erlebnis，或者早期海德格尔所谓的“事实性生活”）并非孤立于科学的事实，而是整个生活过程或生活联系的一部分，其含义可在当下的反思性意识的动态中心寻得，自我和世界也在这里融合在一起。(162)作为整体的自我的意义能在这种经验中展开自身，这意味着，这种意义并不“存在于”过去，也不“存在于”未来，而是作为过程的现象性或作为时间性而展开。亚里士多德把时间定义为“参照‘先’和‘后’做出的量化”；康德则把它理解为现在序列的连续性。但二者都没有一上来就“把时间理解为自我的现实”——也即真正的时间性。(163)狄尔泰此前在“内觉察”（Innewerden）中看到了时间性的统一，并且为传统提供了新开端的可能性。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为了自己的存在论计划而重新激活狄尔泰的历史性观念时则刚好抓住了这种可能性。
但狄尔泰也以一种更为深刻，甚至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影响了海德格尔。从《精神科学引论》到他对诠释学发展的各种研究，狄尔泰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试图把哲学史解读为统一而连贯的传统。无论是探寻希腊形而上学对奥古斯丁的影响，还是研究路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狄尔泰总是从历史的角度构建西方哲学。即使狄尔泰试图反对传统中的形而上学律令，他也把它们定义为传统。对狄尔泰而言，时间性、经验、诠释学反思和历史性等问题都属于他与哲学史终身对话的组成部分。海德格尔也一样，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在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哲学——将其视为存在的历史，也即存在被遗忘的历史。从前苏格拉底到尼采的历史轨迹向他表明，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不仅带有虚无主义特征，而且其工具主义策略也主宰着各种存在者，乃至于他那“哲学的终结”的观念也建立在大家对某种统一的传统的默认上，这种传统“始于”希腊，“终于”尼采。
重新思考危机的意义后，海德格尔改变了狄尔泰的历史观念，危机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历史主义的学术危机，还是西方传统本身（作为虚无主义的历史）的危机。狄尔泰仍旧可以把历史视为进步和意义的运动，但经历了自身的宗教动荡和魏玛时代的文化悲观主义后，海德格尔并不把历史的意义视为历史本身。相反，他踏上了现象学之路，这意味着，他不会从历史科学的狭窄意义上，而是从历史作为此在之真正绽开的意义上理解历史问题，后者意味着此在去寻求新的存在方式和可能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作为存在历史的历史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的进程，我们身处的当下……我们就是历史，换言之，我们就是过去。我们的未来活在过去。我们被过去引领。”(164)
传统历史学家把历史刻画为独特而无法再现的东西，它会根据某种内在的发展原理而不断推进。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原则上把历史理解为价值和自由的领域，这与价值中立且被规律主宰的自然界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历史学家认为，要真正“理解”异质的过去，人就必须沉浸在历史文献的记录里，从而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拉开距离。但海德格尔对历史主义传统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质疑，并认为这种做法是肤浅的，并且缺乏原初的见解。(165)他质疑长久以来流行的观点，即自然和历史的关键差异在于价值领域，海德格尔把这种观点视为主体/客体形而上学的另一种体现，后者建立在笛卡尔式的身体-自然/广延和心灵/精神/思想之物的二元论之上。不同于其他人把历史主义视为对自然主义形而上学或自然规律理论（由海德格尔的同代人特勒尔齐、梅尼克和斯宾格勒提出）的突破，海德格尔把它视为早期现代自然科学催生的形而上学的又一个例子。通过把历史主义危机定义为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或者世界观和科学）的斗争，海德格尔的同辈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形而上学原则，这个原则把笛卡尔-康德传统定义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历史不是而且永远不是科学，它也不是能够加以科学解释的东西，因为它为人和时间建立起了原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被归约为“事实”状态。在其“对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的评论”（1919—1921）中，海德格尔写道：“历史不仅是人从中获取信息的所在，也不是史书记载的东西，它更多与我们是谁、我们有何种责任等问题相关。”(166)
把历史定义为留待研究者思考的“过去”之事，历史学家和认识论者就都忘记了历史作为某种时间性的原初含义。此外，在决定历史研究的知识论地位时，他们也遗忘了自己的科学探索的历史根源。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并不是研究所谓的“自然”或“历史”等原始现象的原初探究形式。相反，它们在历史上定义了研究“领域”，此在的存在论可能性在现存的大学院系划分和研究实践框架内得以成形，而这些研究实践本身又是在现有的——笛卡尔和培根式的形而上学中——科学分科中加以定义的。
海德格尔试图把传统的知识论区分推向极致——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强调“甚至自然也有历史”——从而在我们对自然和历史作出科学阐述之前，就按照“与主题本身的原初关系”揭示它们。(167)但海德格尔的主题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场所”（topos），而是被他理解为“现象”的习惯或存在方式。作为现象的历史和自然是时间中的进程，或者是人类在时间中的经历。这种原初的经验模式先于人把自然或历史作为“对象”而从科学层面对其作出的所有主题化处理，而且这种经验模式也是让这种主题化一开始得以可能的前提。海德格尔力图深入到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现有定义的根源处，还要进一步抵达它们在经验基础层面的一致性，以便“从历史性角度看待历史”，这也是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明确提出的主题。(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