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危机和抉择：海德格尔对尼采的复兴
到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之际，德国学术界已满是与“危机”相关的作品和言论。我的部分努力是把海德格尔的作品放在这个叙事中处理，以期把魏玛的历史主义危机理解为世代主题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旨在解构危机这个观念本身，并且把它从关于历史主义的局部辩论转变成了与整个西方传统的对抗。海德格尔从其最根本的意义上把这种对抗理解为“拆解”（setting asunder），并且在这个术语中发现了它与原初的古希腊语“krisis”之间的潜在联系。(180)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主义的危机标志着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之间的对立，与此前一样，这种对立以时间运动的问题（进步的念珠式顺序）和存在论的停滞（在场的形而上学）为标志。然而，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肤浅语言并不足以完成把世代危机表达为真正的历史性争论的任务；正如海德格尔在其早期一次讲座中嘲讽的那样：“今天，科学和大学的地位已变得越来越令人生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发生。有人写了关于科学危机和科学作为志业的小册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就像大家听说的，有人说科学完蛋了。’如今，甚至有人专门写东西讨论这个问题，就好像必须这样做一样（的确如此）。否则就像是放任自流。”(181)
在同一个讲座中，海德格尔把“今天”的肤浅与“时代的文化意识、普通大众的空话相结合；今天，也即现代的‘智性’”。于是，毫无疑问地，听众的心中就会留下海德格尔尤其提到“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的肤浅乃是这种当代难题的突出例子。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几乎是从医学的角度把危机理解为一种文化、一代人和一个传统健康程度的指标。他在《存在与时间》的开篇写道：“一门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取决于它在其基本概念方面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危机。在这种内在的科学危机中，实证的、调查性的质疑与它们质疑的话题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动摇。”(182)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危机也对质疑本身提出了疑问，即质疑到底是本真的（也即与存在的意义相关的问题），还是肤浅的（也即“现代智性”，“大学”、平庸的世界、大众的好奇心）。它让我们面临一个抉择的可能性：是接受理论的垂死、停滞状态，还是以回归事实-历史性的生活实践来作出反抗。海德格尔与历史主义传统的整个对立让这种情况受到质疑，他质疑说，到底历史学和人文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住其基本概念中的危机。因此，当海德格尔把“‘历史主义’问题的出现”说成是此在与历史的非本真关系的标志后，他是想把它当做存在之“本真”或“非本真”方式的抉择。(183)
此在非本真地把过去理解为时间上相距遥远的事实，即某种供人研究的“现成”事实，或者仅仅把它当做被“今天”遗忘的东西，但它总是某种在场的东西。另一方面，本真的此在会把历史理解为时间性，“作为预期抉择的视觉时刻”。(184)但海德格尔谨慎地指出，本真或非本真存在的抉择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本真的抉择与此在本身的时间性行动相关，这种行动在可能性和再现之间延展。兰克等人的历史主义放弃了这种决定性时刻，并质疑其历史意义。相反，历史主义从知识论的必要性来定义历史科学的真实品格，从而中断了个人的判断，于是，这种客观主义倾向就导向了消灭自我。从根本上说，历史主义对停滞的“时间距离”和兰克式事实收集的视觉主义的坚持，从而否认了时间性事件对历史理解的重要性。
然而，当海德格尔冒险解决历史主义问题的时候，他几乎没发现自己的前辈一开始就采取何种办法处理历史主义问题。在他看来，传统上唯一能够清楚理解时间对历史思维的重要性的人物是尼采，他“掷地有声地在《不合时宜的沉思》（1874）的第二篇‘历史对生活的用途及其滥用’中承认了时间是这部分的核心关切”。尼采在这篇文献中谈到了“纪念碑式的”“古物研究式的”和“批判的”历史形式，海德格尔试图超越这些范畴的历史学意义来思考“三者合一的必要性，以及这种一致性在此在历史性中……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尽管尼采从未明确阐述这种统一的意义，但他对此的理解“比我们在其书中能看到的更为深入”。换言之，他认为历史的本质意义是被时间性视野围绕的体验，这种体验无法通过学科的学术实践或世界历史盛会的荣耀加以衡量。尼采担保说，“要成为历史，纪念碑式的古物研究历史形式必然会对‘现在’作出批判”，并且建立在三种时间模式的统一之上：过去-现在-未来。(185)但尼采也认识到，每种历史模式都可能成为生活用途或滥用；无论如何，人绝不可能把它们理解为天真或中立的研究实践。尼采认为，决定人与历史关系的东西在于，他对过去在自身生活视野中的意义的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就像希腊的神谕一样，它是摆在我们眼前有待解释的谜语，它并不提供确定性，也不提供客观性，仅给我们带来开放未来的可能性。因此，尼采的神谕诠释学并不需要人对过去的了解如对自身以及对自身的时间视域的一致性的理解那般深入。
为了克服兰克式消灭自我的贫乏，尼采把《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二部分的靶子对准了“理论家的现代特权”，并且希望以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人作为理论生活的健康样本。整篇文章的构思都旨在反对传统，并且努力寻找历史批判的历史源头，用理论反对自身，进而揭示了现代学术生活的诡计和伪装。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对19世纪的德国文化做了诊断，尼采把它视为西方思想整体危机的一部分。放弃了理论生活中立的客观性之后，尼采要求我们为自己生存的历史意义作出抉择，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重构并再度讨论的一个主题。
海德格尔从尼采那里学到了理解历史主义传统的根本问题的办法，这些问题并不来自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实践，而是来自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对尼采而言，这段历史的根本特征并不是希腊人的健康体魄与基督教那致病的禁欲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现代科学的高潮是文化的虚无主义运动——即“关于一个错误的历史”。(186)但对尼采而言，这段历史的叙事总会在人决定生活叙事的意义时结束。在后来的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开设过讨论尼采的讲座，他在其中明确把尼采的这种观点阐述为西方历史中的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抉择，并且把这种历史理解为虚无主义：“人对全部历史之根据作出的最高抉择，介于存在者的主宰和存在的规则之间。无论何时以及何种方式，只要人明确以整体的存在者为思考对象，那这种思考便位于这种抉择的危险区域……尼采是一位重要思想家，因为在某种关键意义上，他的思考是超前的，并且没有回避抉择。”(187)接着，海德格尔继续把尼采刻画为“西方的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并且把他的思想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联系起来，而这段历史的内在运动是虚无的，因为“虚无主义就是历史”，并且“虚无主义决定了西方历史的本性”。正如海德格尔解释的那样：“时代在他的思想中完全绽开的时候，即现代，是最后的时代。这意味着，这个时代中的人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作出的历史抉择关乎这个时代究竟是西方历史的终结，还是另外一个起点。沿着尼采的权力意志思路继续前进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抉择。”(188)
在讨论尼采的讲座中，海德格尔把这个“末世”的意义形容为西方思想的危机，这个危机会造成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对立，到最后会形成一个抉择。然而，尽管尼采把这场危机定义为针对价值和权力的斗争，但海德格尔却把它理解为“存在者的主导权和存在之规则”的对立。在所有这些讲座中，“尼采”这个名字对海德格尔意味着，他把历史解读为危机：即形而上学历史内部的斗争，它旨在对存在作出规定性定义（controlling definition），即在现在时间模式下的纯粹在场。但这些讲座中出现的危机意识却不能仅仅从1933年后的欧洲政治局势的角度，也不能仅从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瓜葛来理解。即便在20世纪20年代初，海德格尔就详细地把危机解释为时代论辩。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主义的“危机”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实实在在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既可以质疑当前危机的机会，也提供了解构规定其根本意义的潜在形而上学假设的机会。
海德格尔从尼采，尤其从早期尼采那里收获的是把历史时间理解为有视域的（horizonal）。正如尼采所言：“这是一条普遍的法则：所有生灵仅在某个范围内才是健康、强壮和多产的；如果它无法在周遭画出一个范围……它就会逐渐衰弱或加速衰落。”(189)视域提供了一个界限或阈值，生命在其中能够安顿自己的存在，各种可能性或解决方案可以按照这个界限而加以拒绝、评判和抉择。然而，尼采对视域的独特理解在于，他超越了人们把视域当做当前的静态框架的传统理解，并尝试在开放性和解释性的动态可能性中表述所有三种时间模式的统一。海德格尔为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而着意研究了这种解读的诠释学含义，特别是因为它还与时间问题相关。他在尼采对视域的理解中发现了思想的新开端，这个开端以时间性的开放性为标志，它与永恒的“现在”的封闭性截然相反。尼采对视域的理解对海德格尔意味着某种现象学的开端，或者说意味着存在者能够展开自身的地方。在这种现象学意义上，视野成了绽开之所——“即开阔区域”——而非有限的界限或容器。(190)在这种结构中，时间是从视域的统一性中得到理解的，而这正是此在的存在。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卡塞尔讲座中解释的，“此在无非就是时间的存在。时间不是人在外部世界中遇到的任何东西，而是我自己之所是……时间决定了此在的全部。此在不仅在特定的时刻存在，而且仅在可能性及其过去之间延伸时，它才是自身”。而海德格尔总是把这些可能性理解为视域性的。(191)
任何真正的历史方法，尤其是哲学史，都必须考虑到过去的这种视域结构，它不仅仅是研究者面前的呆板事实（factum brutum），还是朝向未来存在的本真可能性。尼采那不合时宜的文章揭示了时间对历史理解的重要性；海德格尔则把这个见解融入到了西方传统本身之意义的判断中。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判断实际上是一个抉择，它关乎我们是否要追随尼采或狄尔泰，进而获得人类历史性的真正理解。(192)我们是否要把存在者放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内，进而从历史的科学实践的角度加以描述？我们是把存在者视为永久“在场”的、为意识存在的、封闭的、自明的还是确定之物？又或者从希腊去蔽（aletheia）的角度讲，它们为敞开和挪用历史的开放性提供了场所？最终，随着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中的“科学危机”主题转向“存在之事”（Ereignis），抉择就变得越发清晰和明确了。我们只需要阅读他关于尼采的大量讲义——狄尔泰的名字及其讨论的主题都没在其中出现过——就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海德格尔历史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