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危机和西方思想的危机
20年代的危机局势为海德格尔打开了一片天地，他相信真正的思考可以由此诞生。通过质疑现有的科学研究结构，他希望把危机时刻转变为思考的“新起点”。显然，海德格尔后来参与到了国家社会主义之中，这个经历为开端的乐观基调留下了反思和批判的余地，我们会在本章末思考这个问题。(98)但在早期魏玛的历史背景下，海德格尔对危机的主题化处理为我们反思科学的基础提供了有效的办法，而这些科学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传统中得到定义的。在新的解构性传统中，海德格尔把“危机”从全民启蒙式的流行口号转变为他自己的一个基本范畴，并以之理解西方历史的时代性转折。对海德格尔来说，“危机”一词保留了古希腊原初的分离和判断的意义，并且可以用来描述与西方历史本身的意义相关的抉择，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危机神学、数学危机、物理学危机和历史主义的危机等——它们全都给危机现象提供了具体的事实性例证，这表明危机不仅超出了科学在后凡尔赛时代的重组造成的制度性失范层面，还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笛卡尔和康德式的科学真理观念。
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科学的危机为整个“经典科学”的基础撕开了一道裂缝。在过去的三个多世纪里，伽利略式的科学已经为世人呈现了一个主体和客体相互分离的世界，这个世界从根本上相信科学方法的确定性能够为真理提供担保。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主客分离的图式与危机的观念的出现脱不了干系。价值危机造成的虚无观念、相对主义危机和历史主义的危机都不过是笃信经典科学的另外一种表现，这种现象从整体上刻画了现代时期。海德格尔在其名为“存在论：事实性的诠释学”的讲座中谈到了传统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危机根源，并劝告他的学生说：
避开以下图式：即存在主体和客体、意识和存在等类似的二分；存在是知识的对象；真正的存在是自然存在；意识是“我思”，以及“我喜欢”，“我独立”，行为的中心，人；与自我（人）对立的是：存在、对象、自然物、价值对象、商品等等。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有待确定的，同时也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这种前有（fore-having）状态几乎是无法消除的，它受僵化传统的束缚而得以构建，并且从根本上永远阻碍了人进入事实性生活的可能……知识论问题（它在其他学科中也有对应物）的这种主导地位是很常见的现象，它也是科学和哲学领域至今可见的典型特征。(99)
对海德格尔来说，与确定性、证明、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和无可置疑性有关的问题并非20世纪初科学危机辩论中产生的新问题。它们是与上述主客思维紧密联系的问题，并且一直是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并未给现代性提供“新的”哲学基础，相反，他是以消除基础需求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危机的观念跟人对“证明”和无可置疑性的需求紧密相关，而这又影响了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真理的定义。海德格尔在笛卡尔-康德等人的这些需求的核心处发现了一个“丑闻”，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哲学的危机’并不在于尚未给出该证明，而在于哲学家们对这种证明的期待，无止境的期待。这种期待的目的和要求源于存在论上不充分的开端……如果此在被正确地理解，它就会无视这个证明，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它就已经是后续证明的必要条件。”(100)
在彻底解构存在论历史的过程中，海德格尔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科学与世界观，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问题视为基础“问题的不恰当表述”。与当时的多数生命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不同，海德格尔拒绝了当时的一个流行观点，即恰当的科学方法要么得自研究对象（即来自自然事实或历史事实），要么得自研究者信奉的价值观念（通则的/概括或个案/个体化）。相反，海德格尔面前更为急迫的问题是他冠以多种名号的问题，比如“与事物本身的原初关系（zu den Sachen selbst）”，“原初解释”或者关于科学基础概念“更加原初的理解”等。(101)海德格尔在《时间的概念史》的导论中写道：
如果科学不被当做虚假的事业，即把自己的合理性建立在普遍流行的传统之上，而是接受人的此在的意义所展现的可能性，那么，关键的问题和危机的答案就在于，在原初的经验中研究主要的问题，以防特定的科学研究将其遮蔽了。在此，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了历史和自然领域，它们会以自己原初的存在方式展现自身。(102)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研究发生在已知的结构中，此时，人和被观察的现象尚未真正相遇。但对此在而言，这种相遇的意义绝不可能被限定在流行的自然和人文科学的逻辑结构中。这些结构只是掩盖并取消了此在的“原初经验”，仅仅这种经验就能提供真正的意义。同样，海德格尔还拒绝了传统的“理解”（Verstehen）和“解释”（Erklären）概念，它们被当做组织我们的经验的方式，因为它们不过是强化了同样存在于学院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反之，海德格尔试图在“特定的科学探究遮蔽”人类经验之前，把全部知识论的区分置于活生生的事实根源之后。但这如何可能？由于科学已经决定了相关的探究能够开展的地方，人又如何绕开科学本身的研究要求？难道这些回避都会让人接受世界观哲学家们的相对主义暗示吗？
通过研究世纪之交的哲学“情境”（situation），海德格尔开始明白，这些问题的基本方面并非科学所固有的，而是两个基本发展的产物。首先，随着观念论的崩溃和自然科学的声望的不断提升，哲学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都要放弃其思辨性的形而上学僭越，进而专心提供某种科学的理论和科学逻辑了。其次，这种往科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出现在“向重要问题的原初回归过程中，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回到业已建立的康德哲学”(103)。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在新康德主义的意识哲学中，“知识本身的结构、研究的结构以及抵达所讨论的实在的结构，都不再被研究，更不用说这些实在的结构本身了。其核心的主题是科学表现的逻辑结构问题”(104)。新康德主义科学理论的影响在于强化了笛卡尔式的主客分离，从而让知识论立场成为最为重要的观点。但讽刺的是，在为意识科学建立“新的”基础的努力过程中，这些蹩脚的学术模仿者只是在恢复“历史上业已建立的哲学形态”。为了重申其原初意义，海德格尔希望把历史的原初经验注入到这种历史的复兴上。
对海德格尔来说，历史的真正意义既不在于“历史科学”业已建立的框架之中，也不在于回到历史“中”的思想体系（例如新康德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或者新费希特主义等，所有这些都先后流行于20世纪初）。唯有通过现象学的“预备性研究”（即“预先理解被科学作为其主题的全部对象背后的主体状况”），历史经验的原初意义才能显示自身。(105)这就要求哲学打破传统的“逻辑”“方法”和“概念构成”等科学观念。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的引言中指出的：“哲学上的首要之事既不是历史科学的概念构成理论，也不是历史知识的理论，甚至不是作为历史科学对象的历史经验理论。首要之事毋宁是从历史性的角度对真实的历史存在作出阐释。”(106)保罗的《罗马书》中谈到的基督教的原初时间经验向海德格尔揭示了，我们可以从十分不同的角度理解历史意义，而不是从主导着历史和人文科学的角度理解。它质疑与新康德主义的科学哲学相关的、超然的理论意识的首要性。当他从历史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时间，并由此恢复了基督教危机观念的真正意义后，海德格尔发现了一种打破学院哲学中的传统科学框架的办法——这种突破在他对历史主义的解读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通过从根本处抓住历史作为历史性而非历史科学的展开方式，海德格尔把历史的意义从一个关乎逻辑方法和科学研究的问题，转变成了对存在于世的人的根源开展的存在论研究。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并不把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解为既定的结构或实在，相反，它们是从历史上特定的生活情境中生成的。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形式，因此，它与其他生活形式（例如清醒、操心、畏和“沉沦”等）一样建立在经验的时间结构之上。例如，物理学和生物学中使用的客观时间模型永远无法揭示情境意识的内部结构。而基于客观自然时间发展模式的历史科学也无法揭示它所谓的“成为”历史的真正经验。流行的历史科学把过去看做是已经存在的且预先“为我存在”的造物的集合，它们等着人们以移情方式重新激活和理解。试举一例，兰克便旨在从事实的角度重构过去事态的既有状况。但海德格尔拒绝了兰克式的事实性，并转向了新形式的诠释学事实性。重要的不是客体在理论或经验层面的既定内容，而是它在具体的事实和历史方面的“情境特征”。对海德格尔来说，历史的真正经验并非重建事实，而是在当下的情境中再现过去的意义，并将其作为某人自身的未来可能性。
因为历史科学是围绕叙事、线性时间这一主题组织起来的，因此它往往掩盖了时间性的真实意义，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三个时间性绽出的统一：“作为‘将来时’的未来，作为‘完成时’的过去和作为‘等待’的现在等现象。”(107)历史学家急于叙述，却忘记了这三个时间性绽出的统一性并不在于作为固定和客观实存的“时间”本身，而在于人类原始的时间性之中。海德格尔的目的是打破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对时间的传统理解，从而可以用一种彻底的诠释学方式重新恢复它。他坚信，科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是建立在时间的形而上学之上的，而后者又从底层强化了当代知识论中的真理观念。众人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展开辩论，这似乎与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有关，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对人类时间性的误解。在其1924年题为“时间的概念”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在其中某个关键章节里解释道：
目前这一代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历史，并且被它压得踹不过气。人抱怨历史主义——这是说不通的。人把根本不相关的东西称作“历史”……我们对此在的通常理解受到相对主义的威胁，但与相对主义相关的畏也是摆在此在眼前的畏。作为真正的历史的过去可以从人的存在“方式”中获取。抵达历史的可能性建立在走向未来的可能性中（这种可能性又把当下理解为时间上的特定阶段）。这是全部诠释学的第一原则。它道出了此在存在的重要信息，即历史性本身。只要还把历史作为方法的研究对象，哲学就永远无法理解历史的意义。历史之谜在于成为历史所蕴含的东西。(108)
从科学理论和科学逻辑的角度看，任何“进入历史的可能性”都因为中立、自我挫败和客观性的需求而消失了。但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历史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过去本身（即等着我们研究的对象），而在于我们利用过去的方式，他以此重新恢复过去。胡塞尔试图通过关注让经验成为可能的潜在前结构——即意识的基本意向性——的方式来克服这种传统的研究模式。胡塞尔悬搁了所有的形而上学假设，并把人类意向性的纯粹偶然性、情境特征括起来，从而在没有任何存在论假设的情况下，对经验的现象性作出了严格的描述。原则上，这种做法是对事物本身严格的现象学介入，其目的在于避免新康德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要求，并拒绝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相互竞争的主张。(109)
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学到了认真对待前结构的问题。然而，他与导师争论任何试图提出“纯粹”意向性的形而上学含义。从诠释学的角度坚持人类理解的情境化解释，海德格尔着手揭露所有存在论上的中立主张，不管它来自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还是来自新康德主义者的“前物理主题”。海德格尔认为，解决中立性问题的程序性尝试让获取意识的前科学结构成为可能，这样做失去的只是历史经验的积极意义。通过返回诠释学的经验源头，海德格尔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塑造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新康德主义的意识哲学中的术语。
尽管多数当代观察家都继续用赫尔德和洪堡时代以来都没怎么变过的术语定义科学的危机，但海德格尔还是着手摧毁或消除危机本身的基本含义。讽刺的是，他的努力被错误地解读成了对危机哲学的又一个贡献。(110)从赫尔德到狄尔泰，历史主义意识的兴起被认为是对形而上学的麻木教条的极大解放，也是对历史理论总体方案的一种替代。但海德格尔对这种解读提出了挑战，他揭示了历史主义意识的形而上学本质，这种意识对早期现代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视野十分着迷。传统上，科学主义的捍卫者把历史主义理解为不受限制的相对主义，因为它的目的是在其自身的特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把握历史现象。但海德格尔着重讨论了历史主义中潜在的客观主义动机，并由此对这个讨论做了重构，在他看来，客观主义就像是某种隐藏的科学主义。后来在1946年的一篇讨论阿那克西曼德的文章中，海德格尔把历史主义视为技术思维的另一种形式，并且把它对历史对象的重构比做广播和新闻等技术组织形式。(111)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历史主义’问题的出现是历史科学企图让此在疏离其本真的历史性的最明显征兆。”(112)
海德格尔与狄尔泰、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都致力于抵消历史主义造成的相对主义影响。但就其自身关注的问题而言，《存在与时间》很难说得上是对历史主义辩论的回应。如果说新康德主义者和狄尔泰试图从更加原初的科学基础出发克服历史主义的危机，海德格尔的任务则是颠覆“基础”这个观念本身，进而揭开客观性的全部知识论主张的架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想探讨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者和狄尔泰的反应，因为他对这些思想家作出了批判和解构性解读，而这也让他自己的计划清晰起来。海德格尔拒绝了当前无预设的哲学做法，他坚持要从传统中恢复暗示或痕迹。从1919年到1927年间，海德格尔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路德、狄尔泰、席勒、胡塞尔和李凯尔特等人做过专题讲座。(113)但他的兴趣并非文德尔班或于贝韦格那种官办哲学史意义上的“历史”。在《存在与时间》的第77节中，海德格尔对格拉夫·约克（Graf Yorck）的评论做了认可性引用，其评论的大意是，“如果与历史无关，则不再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114)但他对“历史”的理解与兰克、德罗伊森和梅尼克等人的传统理解大相径庭。
尽管我们关注海德格尔思想的历史方面，特别是关注海德格尔对哲学史的解构会有所启发，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从来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最终，海德格尔既没有打算克服历史主义的问题，也没有试图为人文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而是“重新提出了存在的意义问题”(115)。